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59—P60
作者：景海峰 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5期，原题《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项江涛摘
诠释活动以寻求意义为中心，其对象就不限于文本的形式，或者说，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意义储藏方式并不能够穷尽所有可能释义的空间。就人类早期储存记忆、交流思想和传递经验的主要方式而言，口头语言显然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在文字书写和文本形成之前，这个历程是十分漫长的。即便是有了文字书写和阅读的方式，在一般的意义陈述和理解活动中，口语依然是重要的传通形式。
文字记录了口头语言，书写编排了这些语言材料，从而将言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凝固化了；在口语向文字转换的过程中，意义陈述一定会产生变化，既有言意的流失，也有文意的增强，其中的波动和改变不啻是一种二度的创作。从口语到文字记录，从简单的刻画到复杂的书写体系，从早期的传抄到定本之流行，这中间的意义铺陈、言语转换及其形态的变化是异常复杂的；相依于口语的意义转达和对于书写文本的意义诠释，这两种解经方式的问题域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在理解和解释经典的过程中予以特别的观照。
口 传
儒家经典在早期成编和传播的过程中，多为口耳相授，除了散见的刻录和文字材料之外，大部分都是以口头的方式转相传递的，即依靠记诵的形式一代一代地往下延续。口语是经典“官守师传”的基本方式，到了战国时代方著之竹帛，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变形走样，出现意义的流失，但大致能够保持文典所述的原意。为了便于记诵和传播，口语或简单的刻写也要适应口耳相传的要求，在音韵的统一性和简便易行上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不同于书面语的特点。
即便是到了战国之后，诸子蜂起，著述渐兴，儒家经典由口授衍为文辞、著之竹帛，但口头传递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方式。
不只是经之本义靠口耳相传，对经的理解和独家秘诀以及学派内的“微言绪论”亦是靠口授，可见记忆和诵读在早期传经过程中所占有的核心位置。即便是已经有了书写的形制，但此“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的情形，一方面说明书写的过程非常复杂和所用之材料不易获得，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口授的便捷性和普遍性，因而无可取代。
与书写形式相比，口语实占有先天的优势，除了外在条件的简易、方便和不受过多约束之外，在传通和理解的内在性上，口头表达也以即在性和无间距感而使得书写形式望尘莫及。
在听与说的结构之中，口语是在激活一个沉寂的对象，将可能蕴藏的意义唤起，声音在语言活动中成为呈现言语主体“活的”形态的基本方式。
如果声音的即在性和现场感消失了，口语记忆和传递便需要有规则的韵读方式来还原，这就有了由书写形迹转化为古音识别的问题，则口语和文字表达实际上便缠绕在一起，往往需要借助于文字刻画的形式来呈现声音。譬如古代的记音之著，可能在魏晋以下方有，但唐以前的音学诸书实际上并无存留，唯《广韵》虽为宋人所修，但还能依稀可辨唐代以前的规模。在这之后，辨古今、定声音，因无所依据，实际上陷入一种杂乱之境；即便是备受清儒推崇的顾炎武，其《音学五书》也同样受到戴震、段玉裁等人的质疑。
文字与书写
由口语转变为文字，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的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也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早的经典内容基本上是口语形式的，从歌咏到记事，重大事项和深刻记忆均靠口耳相传，代代沿袭，逐渐形成传递话语的公共性。刻画记事和简单的书写记录最初也是据于口传之内容，将口语形体化，像卜辞、铭文、训诰等。所谓“著之话言”，即是作善言遗戒，著于竹帛。创造经典的历史，即是由口传向书写缓慢过渡的过程。
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做了一种抽离化的处理，有些是概括和凝聚的结果，有些则做了加工改造，出现提升或变形，在理解的难度上也远远超过了原有的表意。这种“抽象理想性”的含蕴，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而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必然的歧义性，也可以说是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尤其是从阅读者的当下情景切入，其所面对文本的每一次理解可能都是一个全新的境遇。这样一来，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
所以，通过文字流传物才能构成真正可以理解的历史，历史是将片段的、无序的记忆材料理性化的一个过程，而只有文字书写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通过阅读，文字的意义和当下的境遇性联系在一起，对理解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口传向文本的转换中，古典文明中的解经活动大致经历了相类似的过程，这就是立于学官，有了专门的机构和制度化的保障，经典由口头形式大规模地转移到文字书写。
在书写方式的主导性确立之后，思想的交流与传播便不再依赖于特定的场景，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性和人物的处境化都有了一种抽离化的效果，当我们面对文本时，既可以超越时空、思接千古，也可以撇去情景化言语中的种种规定性。在文本成型的过程中，说话者的意图、当时的境况和最初接受者的情状，这些“初始环境”的要素逐渐地被弱化乃至于隐去，而更为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内容则被强化。这是从口语向文字转换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归趋，也是经典生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说与听的关系中，理解是一种被动的回应，也具有明确的界域；而当我们面对文字时，理解却成为一种无拘无束的活动，也变成了一场精神的探险。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实际上需要在阅读中去还原，而还原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
文本的复杂性
从文字书写到文本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文本的形制也经历过繁复的变化，从记录材料到书写工具，从传播途径到各种体式，这中间的细微末节、起伏转折需要做详尽的分析。
从最早的书写体式来看，显然儒家经典材料的集结、汇编和六经的成型，与文章的出现是处在一个长久相伴随的过程之中，两者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文体即是起自五经。到了经学形态成熟以后，其文本中所含具的体式逐渐被充分地理解和认识。
如果从经典之间的关系，或者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及内容上的交融、重叠和穿插等情况来看，则其文本的形态就更为复杂了。因为不断诠释的缘故，文献的探源和新解不绝如缕，使得经典文本常处在一种流动和变化的状态中，不时地拆解、拼装和重组，也使文本的结构与形式常常会发生改变，甚至面目全非。
由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前提下，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通过面对文本的比对、仿照和交流，以之来确证我们当下认识与选择的合理性，并从时间的流变状态中，体味和捕捉到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面对文本的思考和理解，不同于口语传递的即在性和瞬间性，它不需要通过不完整的片段记忆来还原话语的意义，而是可以无限期地涵泳其间，经过反复的查证、对照和检视，以进入文字所要表述或者转达的意境当中。但这种阅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了原初的情景，除了自我之外，还需要穿过广袤的文献学原野，在前人理解的遗存物中迂回和跋涉。也就是说，每一种对于经典文本的理解，同时也是对前人之理解的理解，因为没有理解的连续性和累积性，便构不成文本的经典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经典一定是和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解释，便没有经典；所以，经典的历史就是诠释的历史，对经典的注解便成为各大文明的显著标志，也是它们延续传统、传承文化和创造观念的一种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