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佳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6期
2022年4月28日，新浪微博宣布将在用户主页与评论区显示IP属地信息，用户无法选择开启或关闭[1]。随后，抖音、知乎等平台纷纷上线此功能，用户的网络位置得以充分可见并与个体具身位置深度交融。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地理位置信息的价值已不断消释，从马克思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到吉登斯的“脱域”机制再到卡斯特的“流动空间”，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替无不将人类拉入一种去地方化、去位置化的空间实践之中。然而，IP属地将位置重新拉回我们的视线并带来了数字网络空间的位置可见，影响人们创造和维持社交关系、个体展演等网络行为，IP属地上线以来，网络空间出现了“找老乡”“掉马甲”等复杂景象。那么，这种位置可见将给“云端交往”的个体带来哪些变化？对其社会连接和自我展演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在可见性视角下对位置可见状态下的个体数字交往行为进行研究。
文献综述
（一）可见性与数字交往研究
可见性与公共性密切相关。不论是阿伦特的“言说”[2]还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空间[3]，都视可见为公众舆论的形成前提[4]。汤普森提出可见性概念并认为可见性即公共性，大众媒介的发展拓宽了公共交流空间。社会化媒体则重新定义了可见性的内涵，丹尼尔·戴扬将可见性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包括被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以及给予他人可见的权利[5]。在媒介可见性的赋权下，个体积极进行多元的可见实践并获得更自主的表达空间，收获自我认同。然而，可见性本身也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因素。福柯将可见性视为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监视工具[6]。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中心化的监视模式进一步演化为鲍曼等人笔下的“液态监视”[7]，每个网络节点的个体都成为监视的主体和客体，人无时无刻不受到相互的凝视和监控[8]，这也为个体的数字交往带来了认同危机、隐私风险等困扰。IP属地功能的上线，就将个体的位置放置在了这一互为可见的凝视网络之中。
（二）位置与数字交往研究
在该领域，学界的关注对象从个体基于定位的位置披露行为[9]深入到更具基础设施作用的“位置媒体”（Locative Media）之中。位置媒体是具有位置感知功能的媒体，其主要通过GPS定位设备感知用户的物理位置，据此提供此地及周边环境的相关信息[10]。在物质性转向下，传播学者发现个体的实践意图可以与手机实现共振，个体的购物、就餐等生活实践依赖于位置媒体这一“社会－技术集群”，成为与手机联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11]。位置媒体也通过“信息的创造、分享、交换”[12]使用户实现一种城市的象征性在场[13]，产生“共同感”和“熟悉感”，进而创造出赛博城市[14]。位置媒体不断推动缝隙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使人们的线下互动成为可能[15]，代表新媒体领域从虚拟世界回归现实生活、从赛伯空间回归物理环境的趋势[16]。
位置也伴随着忧虑，网络社会中的隐私悖论依然存在[17]；位置数据与具身的深度融合也带来“异化”问题，微信签到使人受到位置的驯化[18]，“校园跑”所塑造的复合空间也规训了学生的跑步行为[19]。个体在流动社会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受到位置信息的削弱，进一步而言，作为数据的个体位置成了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20]。由此，学界认为可见性与位置均与个体的数字交往密切相关，但对位置可见性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尤其是IP属地这一强制可见状态下的个体数字交往行为仍有待考察。本文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对这一可见性下的数字交往行为进行研究。在深度访谈阶段，笔者通过招募和滚雪球的方式对13名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受访者的抖音、微博使用时间均在3年以上，其中分别有4人的使用时长在每天1小时和3小时左右，另有5人的使用时长为每天2小时左右，笔者遵循理论饱和度原则直至未出现新的访谈发现。其次，笔者采用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微博、抖音平台位置可见后的社交生态进行线上田野观察，并对网民围绕该功能的讨论进行研读和分析。
连接“可见”：
地方、流动与符号
位置可见带来了数字交往的地方感回归。个体所可见的线上位置与传统地点（place）[21]密切相关并凝结了浓厚的社会文化属性。在IP属地功能上线初期，网上便掀起了“全网找老乡”热潮，基于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以再现。一方面，个体将IP属地位置与地方特征紧密联系，形成了具有较强地方感的社交表达；另外，共同属地的网民基于相关文本、视频信息内容来凝聚地方共识，又因维护地域而区隔、打趣甚至与他者发生冲突。个体对可能有损地方形象的网络内容发表诸如“给你5毛钱，说你是来我们这里旅游的”等评论，并热衷于位置反串行为。个体的网络冲浪行为变为一种“带地方的冲浪”。
位置可见呈现了数字交往中的个体流动性。IP属地的标识限于国内省份和国外国家名称，一旦个体的身体位置跨越显示界限，其物理移动便会得到铭刻[22]，人的社会流动得以可见。在熟人网络中，位置移动得到确认，个体进而基于位置轨迹延伸其社交行为，“我看见朋友IP在家乡，才知道他回家了，一开始也没了解，后来去问才知道他有事回来几天，我们才约着出来玩了玩”。在更广泛的网络空间中，位置成为可供“观看”的属性，个体基于IP属地变化去佐证其关注对象的社会移动，“抖音有一个骑行环游世界的博主，我就通过IP属地看他骑车到哪里了”。在这种位置可见性下，一种准社会关系得到延伸并在位置确认下进行关系生成。
位置在数字交往中成为重要的所指符号。在媒介事件中，IP属地成为在场者的证明，位置也在内容文本的加持下具备了更多的所指能力并成为一种可信度的证明。“大家看我IP，我就不多说了”“‘超过一半的韩国球迷都是曼联球迷（@达尔文（IP韩国））’‘我相信你说的，你的IP很有说服力（@未曾设想的梦）’。”个体也将IP位置作为了一种展演符号，在我国宣布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后，不少福建网民在评论区发表“看我IP”“没人质疑我是福建人吧”等评论；个体也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一月留下某地IP”等展演活动，位置成为社会关系连接的重要因素。
失控“可见”：
隐私、前台与地域
“我自己开了一个公众号，有熟人就结合内容和IP位置推测账号是我的，没想到IP属地会暴露这么多信息。”如该受访者所言，位置可见带来了数字交往中的隐私失控。可见性处于相互观看的关系维度之中，位置与其他信息的叠加导致个人信息被“推想”，个体被识别。其次，个体的行动轨迹也被具有一定关系基础的他者“关心”或“留意”，进而在流动可见中造成个体隐私的泄露。“我妈妈关注了我的账号，有时候我出去玩没告诉她，她就会通过IP变化发现我出去旅游了。”
位置可见带来数字交往中的前台失控。IP属地一经上线便使一批公众人物“翻车”，发生了一系列马甲被扒事件。社交媒体时代个体对前台管理具有更强的掌控力[23]，但IP属地使个体对位置前台失去控制，造成一系列位置不符问题。这种前台崩塌同样存在于强关系交往实践中，“有朋友说他假期要回家，但我看他IP就一直在学校这边”，个体的社交展演需重新将位置纳入控制范围。
位置可见也带来了数字交往中的地域失控问题。一方面，既往存在的地域歧视现象得以延续，《南风窗》便报道了“IP江西”与彩礼话题中的歧视问题[24]。其次，IP属地使地域歧视更容易发生，网民往往在网络纷争中基于属地位置发表攻击性、歧视性语言，不少网友特地评论“我的言论仅代表个人素质，与属地无关”，此评论虽有调侃意味，但也体现了言论与地域相捆绑的歧视可能。除此之外，网民常与境外IP属地人员产生争执，再写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叙事图景。
抵抗“可见”：
规训、反连接与编辑
“微博管理员”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展示用户IP属地功能的目的在于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蹭流量等不良行为，确保传播内容的真实、透明。由此可见，位置成为信息真实性的审核标准。在福柯的规训理论中，空间规训的基本策略便是对空间可见性的生产，随着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可见性的生产策略从“少数人对多数人”转变为了“多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化生产模式，个体在更具主体性的空间实践中也面临着“全视监狱”所带来的风险。当定位系统将具身位置外化于社交媒体平台时，个体的言行便与位置深度融合并成为一个完全可见、公开的观看对象。IP属地公开这一策略助力治理机构将个体置于互联网的集体凝视中，以此将权力铺设和蔓延至网络的细枝末节，进而基于具身位置规训个体的网络行为，人的身体化身为了技术系统的“补丁”[25]，这种位置规训具有了结构性、生产性和关系性。面对位置可见所带来的规训与失控，个体便会采取抵抗行为，表现为反连接与编辑两种类型。
当连接带来重负时，选择适当的反连接就成为互联网的新法则[26]。对于位置可见所带来的负担，个体一方面进行策略性的反连接，通过IP属性的延迟和更新漏洞来减少位置暴露，“出去玩就不更新微博，那段时间不更新不刷新不登录，IP属地就不会变化”。其次，个体通过“逃离”来缓解“失控感”，减少社交媒体表达甚至退出社交媒体平台。“我觉得会被攻击，所以就不想评论了”“被妈妈发现自己外出旅游后，我就把那个账号注销了。”个体也进行“小号化生存”，注册新的账号“冷启动”以重塑自己的社交展演。在此过程中，个体在反连接时会进行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和更克制的交往[27]，通过反身性回归重塑数字生存形态。
其次，编辑自己的位置可见。IP属地的上线催生了更改IP属地的灰色产业[28]，个体也通过VPN等方式将位置编辑为境外，但这种编辑本身具有的暂时性并不能消除前台的塌陷风险且难以持续，并不能作为有效的抵抗方式。
正是由于具身位置与IP属地的重合，位置在数字空间中的意义得到增强。个体位置既成为数字交往的控制维度，也被运用于网络空间的治理之中，个体在面临位置失控所带来的社交压力与倦怠时方才对位置进行抵抗，以此重塑自己的数字生存形态。
结 语
在IP属地公开后的位置可见性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个体数字交往的影响。一方面，身体位置通过社交平台这一基础设施的传感定位功能而使地理位置得到外化，互联网早已冲刷掉的地方感再次回归，个体的流动性也得以可见，个体的数字交往在位置可见状态下产生了一种基于地方的新连接关系，地方和位置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标识和所指意义。另一方面，位置可见的“非同意、非主动”特征使得个体的网络所在受到集体凝视，表现为熟人关系中的可识别性和陌生人关系中的监控压力，网络生存的匿名性得到消解，个体的社交展演面临隐私泄露、前台失控和地域失控等风险。由此，个体会采用反连接、编辑可见等方式进行对位置可见的抵抗，以更具反身性的特征来重塑自己的数字表达和生存模式。
这种位置可见性与既有研究一致的是，可见性使人面临技术社会下的生存问题，个体既希望借助媒介技术“被看见”，又在“被看见”中面临风险从而寻求新的“不被看见”，这与技术本身的特征有关，与技术所蕴含的脱嵌和再嵌机制密切相连。而本文所研究的位置可见性特殊之处是，其可见的主动权不在个体并使个体处于绝对被动之中，从而导致失控的不可避免，这也就代表了抵抗和反控制行为的存在逻辑。应当认可的是，无论是对哪种控制的“反控制”，最根本的是需要制度性的反思，以及这种反思基础上相关法律与制度的跟进[2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韩佳良.位置可见下的个体数字交往研究——以公开IP属地为例[J].青年记者,2022(16):9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