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是世界桥梁届的最高奖之一。去年，贵州凭借一座全长269.9米、造价1.1亿元的“小桥”，获此殊荣。这是获得该奖项的39座世界桥梁中最小的一座，也让贵州第四次站上了世界桥梁界的最高领奖台。杨健，是获奖大桥——花鱼洞大桥的总设计师，这也是他带领团队拿下的第二个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

相隔不到百米，三座桥并列架设，这是贵阳红枫湖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花鱼洞大桥，2021年6月通车，“提篮”式的红色主拱如一道美丽的彩虹点缀在青山绿水间。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健，是花鱼洞大桥的总设计师，他说：“ 花鱼洞大桥这个项目从设计、施工、管理、监理、监控都是我们贵州本土的队伍，我们做过很多国内同类型桥梁，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心理上更从容了，更自信了，现在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追求桥梁的最高、最大、最宽、最长，我们追求的是更巧妙、更智慧、更加生态环保，以前是有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胜似闲庭信步。”

贵州的桥梁，从来不缺少第一，也不缺少名气。花鱼洞大桥造价1.1亿元，桥梁全长269.9米，造价不算高、跨度也不大，却摘得了世界桥梁届的最高奖，惊喜之余，杨健明白评委会的用意，最高奖要授予一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桥梁。

“老桥已经用了30年了，如果在桥梁建设的过程当中发生破坏，整个结构体系发生变化了，冲击荷载是非常大的，如果重新选址、新建一座桥梁会对景区和水源有比较大的干扰和破坏，我和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就选择了原位拆除重建这么一个方案——旧桥建新拱，新拱拆旧桥”，杨健说。

说起来，花鱼洞大桥用的都是寻常技术，但是杨健团队巧妙颠倒了常规建设顺序，全国首创——新旧桥拆建同步。不过，在建新桥的时候，旧桥的桥基会裸露出来，如何确保旧桥不垮塌成为最大难点。

“这个风险我认为是可控的，我们完全清楚它这个风险是怎么产生的，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可以避免或者降低这样一种风险，这是建立在我们过去有几十年的设计施工经验，以及面对挑战的一种自信心。”杨健说。

说起来风轻云淡，自信心的背后是肯下笨功夫。

在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桥梁设计分院总工程师叶洪平的印象中，杨健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严谨的人。“他说所有的数据都关系到桥梁结构安全，细致度一定要到毫米。”

虽然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但杨健与桥结缘却是“无心插柳”。杨健回忆道：“考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专业叫交通运输管理，我想这个专业学出来可以当交警，这个厉害，很威风，结果我分数不够，去不了管理系，只能去桥梁系。”

桥梁专业，不威风，还很苦。但就在一次次的自我突破中，杨健还真就爱上了这一行。

90年代末，贵州交通建设刚刚迎来大发展，大部分桥梁建设都是与央企、省外单位合作，贵州并不具备独立设计、建造大型桥梁的能力和经验。

而杨健不服气：“你从他们的眼光里面可以感觉到别人说‘你不会’ ‘你不懂’‘ 你不知道’，我们当时的目的肯定是想偷师学艺，这也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

每个月，不管再忙，在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会议室里，杨健一定会抽出时间带领团队学习研究桥梁的先进技术。

“挪威的哈罗格兰德大桥，它也是在北极圈里面，这个岩石锚碇结构过去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现在实实在在用在了桥梁上……”

杨健告诉记者，世界上的项目几乎没有一个完全是平凭空而来的，都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一个总结提高，可以相互借鉴的。贵州省在黄金十年提出了县县通高速，也让贵州的桥梁工程师有了用武之地，有机会去实现特大桥的梦想。

这天下班正好有点时间，杨健陪伴儿子在家中拼接一个斜拉桥的积木，并给儿子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张纸折叠成锯齿状，然后放在已经搭好的积木桥塔上，随后，这张折叠的纸支撑起了一个手机的重量，“为什么把一张纸折起来，就能承受手机的重量呢？它就涉及到力学等多方面的知识。”

杨健的儿子杨恺熠回忆小时候自己曾经打过的一个分数：爸爸对桥的爱是10分，而对自己的爱是7分。“以前放学，别人都有爸爸来接，只有我没有爸爸来接，当时就想我家是不是特别穷，必须要靠爸爸这样天天在外工作。”

在一次出游中看到父亲设计的大桥后，杨恺熠已经逐渐理解了爸爸的工作，翻着手机中众多桥梁的照片，杨健很感慨，“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是100年，人类大概率是活不过100岁的。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实实在在，持续非常长时间的，这就是我们桥梁工程师最主要的成就感。”

（记者: 田佳佳 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