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时间/

2023年7月2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人口基金会

/本期采写/

罗裕昭

/本版图片/

柯振涛 张彩玲 陈文韬 李秉蓉

人物简介 洪旺全，1948年7月出生于广东宝安。1968年参加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深圳市人口基金会会长。 1972年2月-1978年11月，就读于惠阳地区卫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12月-1981年11月，任职于宝安县卫生局业务股、深圳市卫生局业务科；1981年11月-1986年8月，先后任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局长；1986年8月-1990年2月，担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90年2月-1992年5月，任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院长；1992年5月-1995年7月，任深圳市医疗保险管理局副局长；1995年7月-2000年8月，任深圳市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2000年8月-2005年7月，任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党组书记；2005年9月-2008年7月，任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巡视员、深圳市政协第三届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8年8月光荣退休。

宝安县医疗机构分布图。

洪旺全在深圳的医疗卫生领域深耕50余年之久，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深圳市医疗事业翻天覆地的改革和变化，与同道们一起，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又一个的独特印记。

有人曾经问他，这一辈子一心都扑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业上会不会很累？会不会很枯燥？他用行动告诉大家：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做他愿意做、喜欢做的事情，是很愉快的。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点滴集》中写道：“在深圳工作了几十个春秋，年近古稀，遥想工作时点点滴滴，犹如金秋拾穗，心中是满满的幸福和喜悦。我深感，努力工作是快乐的，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我相信天道酬勤。”一路走来，他始终不忘初心，他说，这片生他、养他、成就他的热土和家乡淳朴的民风，是激励着他不断向前，带着职责和使命去履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承诺的不竭动力。

20世纪80年代，医院救护车出诊。

两脚泥巴 看病就在田间地头

1948年7月，我出生在宝安县洪桥头村一个贫苦家庭，父母目不识丁，日子过得很是清苦。那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名为宝安县的小城镇。从幼年记事起，家乡留给我的印象只有穷和病。

那时候，县里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结核病、寄生虫病、疟疾、麻疹、脑炎等几种病在农村叠加流行，村民被疾病所扰，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当时，宝安县做了一个患病率统计调查，仅丝虫病一项在人群中的感染率就高达约10%。

村里的乡亲们往往得病后都不自知，哪怕知道了，就医意识也非常淡薄，再加上经济拮据的现实困难，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硬扛着。看着他们疾病缠身，我时常在想，假如自己能成为一名医生就好了，那样就可以想办法治好乡亲们的病了。

正可谓读书能医愚，读书能治穷，读书能疗病，读书能励志。我深深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只有那样，我才能离治病救人的理想更近一些。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20世纪60年代，我很幸运地成为宝安卫生学校的一分子，经过8个月的卫生专业培训后，成为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并被选派到县里的卫生宣传队，参与全县的疾病普查普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在工作中，我深刻地意识到，县里的卫生状况和乡亲们因为疾病所遭受的痛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个村民腹痛不止，当时我诊断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想将他送到公社卫生院，但根本找不到车。情急之下，这个乡亲搭把手，那个乡亲出个力，硬是用木板造的手推车，将患者送到了卫生院，但还是诊断不明确，只好送到50多公里外的宝安县人民医院。到人民医院时已是晚上快10点钟了，医生诊断为阑尾炎穿孔，立即手术。因耽误了病情，给他带来不应有的折磨和痛苦，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深的无力感袭来。

虽然当上了赤脚医生，但我还是保持农民的本色，有病人就看病，没有病人的时候，就下地干活，与农民一起同劳动。“阿全、阿全……”村里的人总是这样亲切地称呼我，并没有喊我医生，我这个赤脚医生与农民劳动生活在一起，能第一时间赶到病人家中为其医治。当时的我最多的时候一天看十几个病人。有时候，病人身体状况不好，难以离家，我就会主动上门；半夜出诊，刮风下雨都是坚持及时提供医疗服务。总之，在那个年代，农民如果得了常见病、多发病，可以随时找赤脚医生，不需预约，不需挂号，不用往县城跑。单单就这一点，我在村里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和肯定，这也让我很自豪，也鼓励我更敬业。

赤脚医生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在农民中普及医疗卫生常识。那时候，我们宣传防病治病的知识，带领农民除蚊虫、填水沟、打疫苗，破除了生病就“喝符水跳大神”的封建迷信。可以这么说，赤脚医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造福了广大农民。

20世纪80年代，宝安开展虐疾病防治工作。

破冰之役 布下疟疾防疫网

在村里当了几年赤脚医生后，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宝安县拟选拔6名优秀工农兵学员进入惠阳地区卫生学校读临床医学专业，经过当地党委推荐、学校面试考核，1972年3月，我顺利走入梦寐以求的专科学校。两年多的时间过得飞快，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专业知识。1974年9月，我作为学校较为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并被学校保送到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和省人民医院学习了一年时间，进一步强化了医学理论和临床知识，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978年，我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发生了重要转折。当年底，我从惠阳地区卫生学校调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卫生局（深圳建市后改为深圳市卫生局），重回阔别近7年的家乡，我内心很是激动，心里暗暗想，当年许下的回报家乡人民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1979年，建市之初的深圳，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就有了抬头的征兆。随后短短数年里，疟疾在深圳流行，医院里挤满了疟疾患者，发病率可以说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任何一个时期。以至于市领导在一次会上说，中央领导来深圳视察，住在迎宾馆里“投诉”说，住处的蚊子一抓一大把，要求深圳高度重视卫生环境问题。不久后，市委、市政府便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强疟疾防治，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工作会议，提出“要特区，不要疫区”的口号，每年拨出30万元作为专项灭疟经费，要求“一年控制，三年基本消灭疟疾流行”。

那几年，我和班子领导根本没时间在机关坐办公室，我们组织防疫队伍，协助基层卫生院深入农村开展防疫行动，积极控制疟疾流行。我们经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背着一大沓重重的医疗卫生科普宣传单，还有预防药和特制防蚊虫药水，出现在深圳最偏远的田间地头、农舍渔家，给大家讲卫生科普课，培训农村防疫知识，动员大家买蚊帐以预防因蚊虫叮咬引起的传染病。

经过多方努力，整整4个年头，肆虐深圳的疟疾逐渐消失，“疫区”的帽子被摘掉。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防疫网在全市逐渐铺开，经过不断努力，形成了完善的防疫系统。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我在各公社卫生院调研时发现，大多数基层医疗单位的医疗设备只有三样：血压计、简易显微镜和东方红X光机，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医疗设备都奇缺。我意识到，不仅要政府办医投入，还要不断拓宽办医渠道，努力筹集民营社会资金办医。此后逐步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社康中心医生为居民建立家庭健康档案。

他山之石 建社康中心开全国先河

过去，由于医疗资源有限，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凸显，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很多医院的门诊都排起了长龙，大医院的门诊乱得像菜市场。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给市民创造一种便捷、便宜又安全的就诊模式。过去，农村有卫生站，但是卫生站不管是医疗服务还是卫生质量，都不适合城市的发展。怎样才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成了我们当时的一个大难题。

在广东省卫生厅组织全省部分市局领导赴北欧考察城市新型医疗服务体系的活动中，欧洲很多城市的医院门诊“门可罗雀”的情景与国内“人山人海”排队就医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我非常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经过一番深入地了解后，我得知在欧洲，病人都是先在社区的健康中心看病，重病病人经过健康中心医生签转诊单，才会到大医院看病。我顿时拍手叫好，这不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点吗。

说干就干！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尝试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疗模式。恰好在当时的市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些政协委员就建立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问题提出提案。我们赶紧抓住机会，起草了一份探索社区健康卫生服务新模式的文件，报到市长办公会上讨论。

当时很多领导还不知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康中心”）是怎么一回事。当我汇报到“如果生病了，打电话到社康中心就有医生上门服务”时，有位市领导接过了我的话头，他说：“我有一次到国外考察，晚饭后肚子痛，酒店服务员帮我打电话给社康中心的医生，他们很快就上门给我开了药。”

恰逢当时国家正在努力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市委、市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建设社康中心的提案很快就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

谁来办？怎么办？成了当时办社康中心的两个难题。经过思考，我们定下了“院管院办”的考核规定，要求当时的7家市属医院各办一家社康中心，每个区要办两家社康中心。就这样，深圳在全国范围内先行先试开展社区健康服务，在全市设立了19个社康中心试点。

社康中心是开办起来了，但是效果到底如何，我也没有把握。直到有一次，我到宝安西乡镇流塘村社康中心调研，碰到了一位从另一个村赶来看病的阿婆，阿婆的一番话让我至今难忘，也坚定了我当时要大力推广社康中心的决心。当时我很诧异，因为她所在的村也有较好的诊所，为什么跑这么远过来看病，阿婆对我说：“这里有预防针打，说明是政府办的，信得过。”我听了之后，一下子对社康中心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我们还为社康中心制定了七项服务内容，其中有一项就是建立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伴随居民一生，而且可以跟着居民流动。有位省委领导来调研时看到这项服务，高兴地说深圳人有福气，普通市民都有健康档案，都能享受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社康中心办起来了，市民不用到大医院排长队，小病可以直接在家门口解决，真正解决了社会的痛点。

至今，宝安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仍牵挂着我的心。日前，宝安卫健系统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吹响全面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号角，率全市之先出台《宝安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1+4”文件）》，提出“1+3+6”发展规划，这让我对建设“健康宝安”充满了信心，对宝安卫生事业始终保持着排头兵作用格外感动和赞叹。这对老百姓来说，意味着生命安全得到更充分保障，这也是生活在宝安的幸福感的体现。

【记者手记】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1971年7月1日对洪旺全来说，毕生难忘。就在那一天，他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宝安党组织对他培养的结果，也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他常说，家乡人的勤劳、善良、厚道、乐观和淳朴，让他刻骨铭心，是鼓励他坚韧不拔、锲而不舍、自律努力的力量源泉。他常有一种感觉，能为家乡做点正能量的事，特别有成就感，就是感恩家乡。

从乡村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全市医疗卫生事业的领路人，无论身份怎么变化，不变的是那颗滚烫炽热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发展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知识价值、人生价值才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在回想走过的路时，非常庆幸遇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和自己的三个选择。选择从医，他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政，他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他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如果说洪旺全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我想，便是这几条路走对了。

在深圳市卫健委向国家申报第九届中华人口荣誉奖的材料里，是这样评价他的：洪旺全同志真挚的付出，无私的奉献，为社会增加了正能量，为全民健康添砖加瓦，是一位新时代的好干部，值得推荐。

现在的洪旺全已年过古稀，仍坚持与深圳市人口基金会的同道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为社会增加正能量，发挥余热。

扫码观看本期访谈视频。

编辑 汪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