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派出赴京请愿团，强烈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各界救亡团体发起创办的《救亡情报》在上海出刊，它以唤醒民众认知，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民族救亡运动为使命，发挥报刊的宣传动员作用，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对日妥协”的真实面目，殷切真情地向广大民众及海外侨胞发出救国呼号。在《救亡情报》的宣传动员下，民众抗日气势磅礴、坚不可摧，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救亡情报》报刊概况

《救亡情报》创刊于1936年，逐步发展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1936年5月6日发出第一期报道，1936年12月25日最后一期休刊，历时7个多月，平均一周发行一期，共发行了30期正刊、4期专刊，814篇文章，发行量达到7000至1万份。《救亡情报》的编辑人员6至7人，共产党员钱俊瑞、柳乃夫、吴大昆、恽逸群等是主要编辑，民主党派人士王造时、章乃器等承担了报社的重要工作，著名学者陆诒也曾在该刊担任编辑。该报曾大量发表了民主爱国人士的专访，海外侨胞及华侨的相关报道及全国各界救国会的工作情况等。

《救亡情报》的动员组织及其影响

把握时代主题兼具战时动员特色：联合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成立抗日救国团体”，该主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救国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救亡情报》多次提到的“联合救亡战线”保持一致。第四期《亡市速写（天津通讯）》载“冀察政委会经日本任命的军事教官分派到各校来了，这位军事教官就是各校的太上皇，强迫教职员填写反共志愿书”，揭露当时天津冀察绥靖公署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同时，该刊专门针对“西安事变”发表专刊，立场鲜明、言辞犀利，为形成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发挥了助推作用。

报道重心顺应人民心声。报刊有“救亡消息”“亡国消息”“救亡言论”“社论”等栏目，发表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抗日的呼声，第十四期的首版特刊发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民众缉私宣言》载“抗日战争是一个历史上顶级苦的民族战争，如果不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我们便没有胜利的把握。”第五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华北声中天津学生誓死反对》载“用血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华北，对于敌人进一步的进攻，我们只有进一步的反攻。”

联合社会各阶层力量。正如发刊词所言“抗战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该报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日寇。第四期刊载了《复旦大学李登辉发表宣言》：“诸位爱国同学：我的意思，是主张不是空言救国，要实际自身工作。”第二十二期第三版《桂各界举行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会通电全国》文章中的“我”是“各界民众”，站在各界民众的角度，真实反映联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是形成抗战主要力量的源泉。

呼吁妇女加入抗日。该报对妇女活动的报道较多，第十四版中“妇救会召开宣传组织联席会议”说明了“出版小姊妹半月刊”的由来，明确指出妇女运动已经成为抗日救国不可忽视的力量，强调妇女也应当承担起抗日救国责任的主张，这与“五四运动”后妇女革命思想的发展有诸多吻合之处，可见，在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中，妇女已经深入参与到革命运动中，这是一次女性思想解放的广泛传播，直观地反映出当时的妇女思想与国家前途命运接轨，为女性抗日力量的壮大发挥舆论动员作用。

用事实和数据展现日本侵略者的劣性。《救亡情报》创刊正逢华北地区陷入严重危机，1936年5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签订了将中国领土割送让人的《华北防共协定》，《救亡情报》第三期就称其为“引狼入室之防共协定”，批判其对中国领土的严重破坏。在《华北防共协定》签订后，日本仍向华北地区增加若干兵力，《可怖之敌人增兵华北》载“所谓若干，究竟多少呢？这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但据各方面的估计，至少要增加一师团以上，分驻平津”“即使退一步说，按照庚子协定，日军驻平兵数也不得超过八百名，而这次竟增兵万名以上，其破坏协定，侵犯中国主权。”除了报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驻兵数量，同时也多次报道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第四期的《冀察政务会在日本指使下破坏币制统一》、第十四期的《日本侵略中国的血账-从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一日》，通过数据与事实报道日本在中国恶劣行为，深刻批判了日本的残暴行径。

反对国民党消极抵抗行径，凸显共产党的积极抗战之策。《救亡情报》创刊之日起就秉持着“联合抗日”的态度，对各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都做出客观报道。第二十四期报道《日军割耳案，当局否认后，又有“真相”发表》载“陈桂荣之被日军惨无人道割耳发生后，上海当局即反将被害人拘押，与外隔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政府对人民百姓生命的不负责与对日的妥协。第十期《武汉当局又捕大批爱国学生》报道国民党政府通过禁止传唱爱国歌曲、封锁爱国剧场、抓捕爱国学生等来达到控制舆论、封锁百姓的抗日声音。第三十期《把握着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指出两条出路“第一，就是联合全国一切的力量，坚决地实行抗日战争，也就是民族唯一的生路；第二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还是退让，这就是最危险的死路”。推动了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发展，第三期《赶快动员全国的妇女大会》指出“赶快要建立救国运动的全国统一机关”，表现出团结各阶级参与到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希冀。

贴近爱国群体，团结斗争扩战线。为了激励爱国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救亡情报》有不少报道是关于学生、妇女、工人、义勇军等在抗日救亡过程中的英勇反抗与牺牲。第一期《西安学生悲壮的救国运动》报道善良有同情心的爱国工人梅世钧被日寇杀害，西安“各校学生全体都请了一天假去参加这个悲壮的大会”，即使各个学校的救国会被要求解散，但是学生们仍在积极地进行着救亡工作。第三期《又一梅世钧惨案！！！》报道“一个积极分子热心救国运动，日本资本家就痛恨到极点，就叫中国工头打她”，激发人们的反日情绪。此外，还通过集中报道各地救国会的成立情况，激发普通民众加入抗日战线的积极性。

报道各群体的救亡行动，形成救亡共识。学生、妇女、工人以及文艺工作者是《救亡情报》报道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第一期《天津学生示威的意义》载“天津学生举行了壮烈的反日示威，发动了十七个学校的同盟。民族解放的火炬由此更高地举在全国学生之前”。《第五期上海民众热烈纪念五卅》载“盛大的集会团结着六千人的心，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的民众”。随着群众抗日救亡热情的不断高涨，爱国群众愈发认识到抗日救亡的重要性，他们也积极向《救亡情报》提出意见。

《救亡情报》的成功实践

战时动员卓有成效。自创刊之日起，《救亡情报》就以“联合各界各党派，共同抗日救亡”为宗旨，给国民党政府以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具有代表性是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引起全国广泛关注。1936年11月23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被上海市公安局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引起全国震惊。《救亡情报》作为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为了营救“七君子”，自二十八期至休刊号使用20篇文章对“七君子事件”进行持续报道，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称“全国上下，正宜一致努力之时，断不容少数偏激分子肆意妄行”等一系列文章，加上当时宋庆龄等一些仁人志士的抗议，如第二十八期《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这些使得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压力倍增，《救亡情报》的这一行动对之后国民政府政策转向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贴近战事、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救亡情报》没有专职人员，但是它对1936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罪恶行动，以及国内各党派的抗日斗争都做出了真实的报道。同时，该报认为每一个读者都是宣传者，“希望你也照抄三份或买三份报纸寄给你的朋友”，希望每一个读者可以把本报刊传播给身边的人，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救亡中。该报积极呼吁各界人士提供稿件，反映人民的心声，第十九期《征稿启事》就曾称“所以从今天起特别征求望全民中无论是在救国会或未在救国会的，都请赐稿，尤其是关于抗日救亡的消息，工作报告，检讨特别欢迎”，便有很多各界人士在《救亡情报》发表文章，呼号救国。此外，该报从群众自身出发，用事实说话。如第十七期女工小珍《有谁知道我们的痛苦》称“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的生活越过越苦。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压迫我们，说打就打，时常把我们的同胞打死”，以女工小珍的亲身经历描述生活的凄惨；第二十三期上海市民《上海市公民电请南京政府履行不丧权不辱国之诺言》要求其“履行不丧权不辱国之诺言，苟有轨外行动，立以武力制止”，第二十五期《一个路警的来信》，“他们要发起警察救亡运动促进会，力誓不打爱国同胞”等文章内容反映民众的心声，以他们的切身体会引起读者的同情，获得对联合抗日的支持。

展现共产主义新闻人的价值光辉，发挥精准的舆论引导力。第一，《救亡情报》为了让读者详细、全面了解当时的局势，对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的行为都进行了客观报道；第二，《救亡情报》揭露日本对中国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侵略，报道中国国内各救国团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的牺牲与贡献，让民众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而呼吁民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通过一些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人民形象，如第七期《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东北义勇军》称“东北义勇军……为祖国抗争的精神，实在会叫我们日本士兵所见了要丢掉手枪而予以十分的同情的”，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刻画中国士兵的英勇无畏，突出中国民众抗日的勇气与决心，为读者加入联合抗日战线做足思想准备。

《救亡情报》的编辑记者们以笔为枪，抵御外辱，以文为友，宣传动员，保卫家园，其秉持的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思想，宣扬共产党的救国理论方针，鼓舞国内外抗日救国士气，是抗日战争时期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其对当时国内局势以及民众行动的报道经验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作者常益敏 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