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微博当成朋友圈发？马伯庸必须算一个。他不仅写书勤奋，社交账号“日更三篇”，也是常有的事儿。除了宣传新作，他还会在微博上和粉丝讨论生活、文学，以及他最爱的历史和美食。
熟悉的读者都知道，他能在博物馆挖掘到故事，能从食物里发现“新意”，有时和别人正聊着天，他突然一个灵感就涌现了。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马伯庸说：“我希望后人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到死都保持着好奇心的作家。”
新近播出的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在其中首次担当编剧，原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这次比较特殊，要起一个新故事，还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于是，马伯庸想，“这事那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会写小说的作家，不一定能当编剧
马伯庸大学读的是商科，并非学文出身。2005年底，《风起陇西》出版，是他涉足文学创作领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出道代表作。但是要说“马伯庸”名字长期保持高热度的开端，是在2019年6月，他的原创小说《长安十二时辰》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播出。
在这之后，马伯庸创作的《风起陇西》《风起洛阳》《古董局中局》等都被搬上了荧幕。出版于去年的新作《长安的荔枝》，也在不久前官宣，将被改编成电影上映。据一名网友不完全统计，几年内，马伯庸一共有12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风格类型跨越动画、电影、电视剧……
不过，今年2月播出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却是马伯庸首次担任编剧。谈及两者之间的身份“切换”，他诚恳表示：写完剧本之后，对编剧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难，并不是说，你会写小说了就一定能当编剧，也不是说，你会讲故事了，编剧就能写出来。”
从故事到剧本，中间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心态上的调整——小说是孤军奋战，可以一个人写，作家只要一台电脑，然后把门关好就行。但电视剧是集体作业，剧本只是“大工业”中的一环，后面有导演，有表演，有剪辑，有特效等一系列工作，“这时候你就不能过于坚持个人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还需要做出妥协。”
他开玩笑似的说：“他们能让我把这个戏写完，同时把它上线播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跳出作家身份，到影视制作场磨练一番，马伯庸自我总结了一条“编剧手则”：作家跨界做编剧，一定要“放得下、退得出”，放得下“作为小说家的表达欲望”，退得出“镜头对文学语言的影响”。
博物馆“深度控”，曾花一年时间阅读《申报》
“撑起时代的不是大角色，而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要为那些了不起的小人物树碑立传”“小人物的执着让我心动”……浏览马伯庸的专访，不难发现，他的名字总是和“小人物”三字绑在一起。
他善于写历史，最爱在历史的缝隙中扒故事。创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的切口是万历年间徽州一桩民间税案；写作《长安的荔枝》，主人公是唐朝时期为皇帝递送新鲜荔枝的职场“打工人”。他说过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文学诉求：“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
马伯庸的文史功底，并不是有意培养的。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主要是兴趣。”“像我有个读者看了《长安十二时辰》，很喜欢，就跑到西安，利用业余时间到处转。现在他对西安古城的了解，比我专业多了。”
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他去寻找古董相关的资料；写《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他重读了《隋唐两京坊考》；写《大医》的时候，他花了一年时间每天看《申报》。
《大医》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马伯庸想熟悉当时的语境和社会氛围，他觉得这些事情没法总结，只能靠感觉，逼自己进入当时的环境，“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读当时的报纸。读一两期可能还没感觉，当你读了两三个月，会进入VR式沉浸：可以通过上面的广告，发现当时的人喜欢喝什么样的补品，用什么样的广告词，租房提什么条件，相亲提什么条件，对历史大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阅报之外，马伯庸还是个深度的博物馆“打卡控”，每到一个城市，就会去逛逛当地的博物馆，“像我到西安，除了吃的就主要是逛博物馆了。”
他记得，西安博物院的负一层有一个唐长安城的复原大沙盘，“有一次，我蹲在那里看了一个下午，几乎每一坊都看了一遍。看完后，我觉得整个长安城在我脑海里变得特别立体，后来就写成了《长安十二时辰》。”
在马伯庸看来，想要快速掌握一个陌生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兴趣。有了兴趣，你就有了动机，有了动机，你就有了动力，“有时候不太清楚，我是为了写小说去读这些资料，还是为了有理由去读资料，才去写小说。”
南京这座城市，能挖掘的故事太多了
《显微镜下的大明》中有一篇《大明档案库的前世今生》，是马伯庸去玄武湖玩，发现里面有一个黄册博物馆，进去转一圈，所挖掘到的故事。他感叹：南京这座城市，能挖掘的故事太多了。
马伯庸喜欢看南京的路名，从中联想历史上的名人名事，“六朝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来南京走走、转转。”
写《两京十五日》的时候，故事背景是太子从北京到南京来，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入城地。他查阅相关史料，发现东水关是内外秦淮河交接的地方。太子身份特殊，坐船来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船，“而且东水关离南京明故宫也不远，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比较符合逻辑。”
于是，为了看东水关闸口结构，以及它和夫子庙、玄津桥之间的位置关系，马伯庸前后三次去东水关实地探测。他觉得，写作是一件特别真诚的事儿，“当你做得足够认真、细致、真实的时候，它自然会形成一种氛围，说服读者进入你的世界。”
兴奋感一来，11天写完9万字《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从小就喜欢看关于三国的评书和电视，玩三国的游戏。他小时候喜欢赵云、关羽、张辽这些名将，“看着特别帅。”长大后开始喜欢文士谋士，像诸葛亮、荀彧、陆逊等，所以他的第一本小说《风起陇西》就是写三国谍战。
微博平台上，有人用三国人物划分了作家写作的不同特点。司马懿型作者：别人开拓出一个类型，被他借鉴玩出花，反而后来居上；吕布型作者：富有天分，写什么都能出彩，但缺乏理性规划，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终究难成大器……
马伯庸转发了这条博文，配上文案：孙权式作者，应该是在自己舒适区内写得风生水起，却总想着突破新题材……
他也将自己视为“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各种题材都想突破一遍。即便聚焦历史，最好也是每次一个新突破，写一个以前没见过的题材，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他认为，写作的微妙之处在于，它提供的首先是一种新鲜感，让读者看到没见过的故事，其次才是产生共鸣，“如果一个作品让读者不觉得新鲜，那么，这位作者对他的读者来说就已经死掉了。”
新鲜的选题，会让他感受到写作的“酣畅淋漓”。比如说写《长安的荔枝》，要追溯到他写《显微镜下的大明》，当时他阅读了大量的徽州文书，在一份材料里看到“基层官吏”周德文的经历。2020年5月31日，一个朋友发微博说：“杨贵妃要是马嵬坡没死，真逃到了日本，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他一下子灵感涌现，果断放下其他工作，试着用周德文式的视角解读“一骑红尘妃子笑”。整本书9万字，他写得酣畅，从动笔到写完，仅用了十一天。
“不考虑太多，只要写得过瘾就行。”马伯庸说：“我希望后人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到死都保持着好奇心的作家。”
“对我而言，写作跟出不出名或者经济状况如何，关系不大。咱用通俗的话说，写东西其实是爱得瑟，爱显摆。只要想明白本质是兴趣，就不会因为名利的潮起潮落而茫然失落。”
快问快答>>
S=孙庆云 M=马伯庸
S:去年读过最有趣的一本书？
M:李硕写的《翦商》。
S:逛书店时会注意读者阅读自己书的反应吗？
M:一般都绕得远远的，觉得很难为情。
S:平时保持着什么样的作息？
M:早睡早起。
S:爱猫还是爱狗？
M:我是爱狗谄猫人士。
S:今年有没有旅行的计划？想去哪玩？
M:有，想去敦煌。
S: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逛馆心得？
M:不只是大城市的博物馆，很多小地方的博物馆更能带来惊喜。有一次去天水，偶然路过北面秦安县的邵店村，在这个看着很土的村子里竟然发现了一座大地湾博物馆，原来这里是中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博物馆造得非常考究，建筑本身和古城墙连在一起，内部的设计也很前卫，里面光是国家级珍贵文物就有70多件。这种小而精的博物馆在西北地区，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有很多。
文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孙庆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视频剪辑 | 孙庆云 牟莹莹（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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