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杨烁坐在我们的对面。话题是从近期热播剧《我们都要好好的》开始的，不知不觉聊了三个小时，聊成了他的十年过往。

在荧屏上，他是四道风，他是小包总，他是雷东宝，他是向前……

在荧屏外，他入行时就得到孔笙和侯鸿亮团队的提携。然后一别7年，才与正午阳光再次相遇。

在事业上，他经历过片酬的倍数增长，也遭遇过档期和质量无法调和的矛盾，感受过钱多但找不到初心的迷惑，面对过尽心竭力搭起创作班底但不得不停机的风波。

这十年中，杨烁经历了太多。然而，交谈时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坦诚。面对提问，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会发现，他不止有着演员感性的一面，亦有他决心从事的幕后工作所必需的理性。

杨烁有过龙套演员的闯荡生涯，也有过一飞冲天的幸运经历，他还在横店“八年抗战”成为打鬼子专业户，后又凭借《欢乐颂》中小包总一角儿进入都市剧的悠长轨迹。

在讲述中，一个始终绕不开的名字就是导演孔笙。杨烁说，在人生迷茫的关键节点，总是有孔笙导演和他的团队，以及那么多的好朋友，帮他驱散迷雾，找到方向。

循着杨烁与孔笙的合作线索，影视独舌与杨烁展开对话。

《生死线》

青涩稚嫩，但孔笙说这个角色就是他

杨烁陡然成名就是在兰小龙编剧、孔笙导演、侯鸿亮任制片人的《生死线》。这部剧拍摄于2008年，2010年1月1日上星播出。

《生死线》讲述的是1938年徐州会战后期，日军奇袭沽宁港，沽宁城被占领后，地下党员欧阳山川与身份特殊的城市无产者四道风，共同组建抗日组织，随之谱就了一段侠骨柔情的抗战传奇。

当时，沽宁城的情况很复杂，偷袭事件虽被欧阳山川识破，但因为他个人势单力薄，未能阻止沽宁被攻陷。而此时，有着沙门帮派背景的无产者四道风，为了给兄弟报仇和中共地下党欧阳山川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四道风被欧阳山川的理想洗礼，也坚定了抗日的道路。

毫无疑问，《生死线》在整个抗战剧阵列中都是精品，主题立意深刻，影像语言丰富。其中四道风这个人物另类出彩，耿直无双，铮铮铁骨。他有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叔叔，却靠拉黄包车为生，一身武艺，仗义执言，但绝不仗势欺人。

杨烁能够获得这个角色，实属无心插柳柳成荫。

那时候的杨烁还在跑片场。几乎谁都不认识，谁也都不认识他，但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的就是那股闯劲。

试镜是在一天夜晚，等着演员下戏的功夫，他买了两瓶啤酒，拎着去河边，一边喝一边等，等到被叫过去，说要和廖凡搭戏。杨烁也没怯场，跟廖凡打了个招呼“哥，对不住了，待会儿可能要打你”，之后快速地完成了试镜。

回到住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估计没什么希望了，因为和他试同一角色的另一名演员，里里外外表现更活跃。

这时，看到房间里放着《生死线》的完整剧本。杨烁就打开翻看，越看越好看，他打开买回来的泡面和火腿肠，边吃边读，琢磨着怎么演。之后，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起来了就继续看，竟然三天没出屋，把剧本看完了，也“演”完了。读完后杨烁心里只有一句话：“这本子太精彩了！”

后来，制片主任敲响了杨烁的门，叫他出去吃饭。看见和自己竞争的那个演员正拖着皮箱往外走，他才知道，四道风这个角色是他的了。

事后杨烁才弄明白，这个组试戏并不仅仅聚焦于“戏”。他在场外的桀骜个性和拼命三郎的气质，以及专注于剧本的表现，都已经被孔笙导演和他的团队看在眼里，而这被认为与人物高度吻合。

面对来之不易的角色，杨烁加倍珍惜。试戏的那一条，后来真的被剪进了成片。而他实际上演技青涩，需要以勤补拙。

在《生死线》的拍摄过程中，摄影师李雪要求演员以实际速度奔跑，杨烁就一趟一趟地卖力奔跑。而且，他还会在每天开工前，自己先跑几个百米冲刺，找到亢奋的感觉。

在这种拼命的奔跑中，杨烁的腿也因运动过量而浮肿。他怕耽误进度，偷偷拿布条绑住，继续奔跑。直到有一天，孔笙导演无意中发现了他异乎寻常的粗腿，强制送他去了医院。

拍摄到一半的时候，杨烁依然无法排解压力，就跟导演说，“导演你换人吧，这个角色我真的驾驭不了”。孔笙却说了一句，“四道风二十岁，但他只有十二岁的智商，这就是你本人啊，演吧，我看你行。”这种幽默的方式打消了杨烁的疑虑。

在《生死线》剧组，杨烁收获满满。他遇到了表演上的良师益友廖凡，“他一进门直接起词儿，就从化妆间到现场，能跟我一场戏对二三十遍，不厌其烦。而且一直鼓励我说，小四你看，你这句话就比刚才说得好。”

他遇到了人生伴侣王黎雯，事业、爱情上了一层台阶。他成功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四道风，从此行业周知，也收获了一票忠实观众。就连他的片酬，也在这部剧播出后涨了好多倍。

比很多同行都幸运，杨烁出道没多久就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欢乐颂》

离家7年，这是他回家的汇报答卷

一个好的起点，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一直走向胜利。

因为四道风草莽英雄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之后找到他的全是这类角色，而片方开出的价码，也是当时的杨烁无法拒绝的。

在出演《欢乐颂》之前，杨烁戏称自己在横店打了7年鬼子。开始自然是很有快感的，怎么演都有。然而，渐渐就出现了疲态。他发现这些剧的剧本都差不多，换身衣服，换个人名，把熟悉的词念一遍，就完成了。

杨烁外形条件好，台词背得又快，所以邀约应接不暇，可是他自己不快乐了。到2014年的时候，几乎就是全面“怀疑人生”。有一位兄长也直言不讳地说他是“消磨才华，作践自己”。而他喝多了也会拽着自己朋友，说这几年太痛苦了。

又是正午阳光像北斗星般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侯鸿亮找到杨烁，问他愿不愿意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在第一部里戏不多，在第二部里是男一号”。虽然没看到剧本，但杨烁一口应允：“只要你让我回家就行。”

从2008年《生死线》到2015年拍《欢乐颂》，杨烁把这次和孔笙团队的再次合作，视为“回家”。

《欢乐颂》的主角是五位职场女性，着重展现她们成长中的问题，而与这些女性相关的男性人物戏份不多，尤其是杨烁扮演的小包总。

时隔七年，杨烁再次回到孔笙导演的剧组。很多熟悉的人还在，只是原来的场工变成现场执行导演了，原来的摄影成长为独挑大梁的导演了，所有人都升职了，那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感和分工明确的专业性，扑面而来。

杨烁心里特别忐忑，“这种感觉真的像是回到家里，家长问这孩子，在外边这七年都学到什么了？”

他的日常多了一道工序：每天对着镜子自己练习。他深知前几年演抗战剧落下了喜欢“耍”的毛病，要想办法校正，“演得好不好，演员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在外漂泊这么久，他想证明自己并没有“废掉”。即使《欢乐颂》中他饰演的角色只有33场戏，后来还剪了5场。但他还是尽心尽力去演，务必将自己的每一个表情做到最好。《欢乐颂》第24集，小包总第一次出场，他的表情、姿态，都是刚刚好，以至于多一分油腻，少一分又不够味道。

几个镜头就足以让观众认同这个角色。《欢乐颂》播出后，小包总的迅速蹿红，也恰是证明了这一点。杨烁坦言，“万万没想到”。

就这20多场戏，让杨烁再次身价倍增。他也由此进入了大量拍摄都市剧的阶段。又赶上资本大规模进入的时期，种种条件优厚的合作找上门来。杨烁再次进入了好作品和好待遇不能两全的奔波中。

有的戏剧本基础很好，但档期和工期特别仓促，来不及精雕细刻，留下了遗憾。有的戏创作周期很充裕，但现场统筹和调度不合理，时间都跑冒滴漏掉了，也留下了遗憾。

甚至是他“回家”以后的第二部作品《欢乐颂2》，杨烁回过头来看也觉得，“至少我自己的表演，太紧了，没有第一部自然的感觉了。”

实际上，第一部的播出效果太好了，第二部的导演和演员都很紧张，生怕把好事儿搞砸了，不自觉地做了很多加法，缺了整体的协调和浑然。

从2016年到2018年，杨烁是忙碌的，也再次陷入了迷茫。此迷茫不同于彼迷茫，“小包总”之后杨烁彻底红了，人群中穿梭的自由感失去了。 “我觉得我生活得一点自由都没有，每天除了酒店就是现场，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呢？那个时候我特别扭曲。”

作为演员，在片场也有了一说话就掷地有声的感觉。但创造好角色，抚慰平生志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短暂的欢愉后，是加倍的失落，杨烁时常问自己，“作为一名演员，我到底要什么？”

《大江大河》

回归“学生心态”，真实体验角色

直到孔笙导演筹备新剧《大江大河》，他再次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孔笙把杨烁和王凯叫到一起，说：“给我看看你们还是不是演员”。

杨烁心里非常清楚，《欢乐颂》热播后，他们都经历了直冲云天的眩晕，能否保持清醒，能否拒绝膨胀，是孔笙导演需要知道的。

最后，两人的演技还是得到了导演的肯定，《大江大河》敲定了王凯和杨烁分别饰演宋运辉和雷东宝。这时，孔笙提了一个要求：“不许演”。

所谓不许演，就是不许耍，不许炫技。其实杨烁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无论是什么表演流派，都是帮助演员把角色外化出来的，“技巧是辅助塑造人物的工具，真实才是人物塑造的核心。”

因为剧本只是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所以要准确找到角色状态，必须知道前因后果，杨烁找了小说来读。当他看到小说前两段时，“宋运辉冲出小村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一头扎进这火热的无人之境。”杨烁就被剧中的时代和人物所触动了。

书看累了，他就听有声书。在没有拍摄任务的夜晚，杨烁戴上耳机，一边跑一边听。

“我每天拍摄结束后，就读原著，像是在准备作业，第二天早上我去拍摄，再把我揣摩到的人物性格实践出来，给孔笙导演看。我就像是去交作业，循环往复，不断修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开心。”

除了表演上找到了当学生的感觉，杨烁还“拜师”孔笙，学习导演艺术。

在这个过程中，杨烁最大的收获是孔笙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精益求精。

“你这里丢个细节，那里丢个细节，最后你这戏就不叫戏了。” 杨烁一直记着孔笙的这句话。

在拍摄现场，小到每个场工屁股后面挂一个垃圾袋，随时清理场内的垃圾，大到每一个部门的器材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当时就感叹，细节决定成败，这样的团队怎么能拍不好？”

包括拍摄一场下雪的戏，造出来的雪竟然飞到了屋檐下沾上了。这种细节于常理不符。导演发现以后，做出了及时但平和的反应。

杨烁说自己要是遇上这种情况肯定先发火，但孔笙不是，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过去先给它扫掉。他太知道剧组里每个人的辛苦，所以会更加包容，以至于杨烁感叹，自己近几年确实还做不成导演。

做演员需要把握人物的心理逻辑，做导演要把握从片场细节到整体剧情，以及个体表演的逻辑性，“找回学生心态，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未名》：整理自己，奔赴下一个十年

“我出道一直到现在，每一个转折都跟他息息相关。 孔笙导演不仅给了我事业，他还给了我完整的家。”

谈及这些年，杨烁承认“浮躁或是膨胀，是肯定会有的一个变化过程”，但他正试着学会消除浮躁，克制膨胀，至少也要尽量缩短这个阶段的时间。

还记得《大江大河》剧组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别人都搬个板凳坐着，杨烁就席地而坐，他说他是农村长大的，农村人就是这样。包括拍摄过程中，困了他就去马棚睡一觉。

演雷东宝兄弟的几个演员，害怕过于热闹的东北腔使这个发生在安徽的故事串了味儿，也害怕抢了他的戏。杨烁说，没关系，都放开了演，最后由导演把关，他会去权衡呈现的效果。

在拍摄宋运萍死后，雷东宝泣不成声地给宋运辉看手上写字的那场戏时，孔笙要等天光变暗。最初杨烁感到不解，可是当开机时，太阳正好是在山尖上，夕阳下是暮霭，山下有竹林和小院子，这幅景色在镜头中尽显悲凉，更加深了雷东宝的伤痛感。

杨烁说：“像孔笙这样的导演，得需要有人去传承。谁来传承？一定是一些热血的人，还想去坚持的人，去做这件事情，证明咱中国不是没有艺术，不是没有作品。”

农村戏杀青的那天，杨烁沿着村子走遍了每个角落，最后他坐在了雷东宝家中的院子里，泪如雨下。

实际上，在拍摄《大江大河》的过程中，杨烁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

他开始整理过去，回想自己做学生的时候。每天在中戏的服装间和道具室穿梭，陶醉于怎么搭个布景，恨不得把导演系的积木也“偷”过来一起搭。

回想上课时所做的笔记，绑着沙袋四处奔跑的日子。杨烁一直说，所有人都能看出来问题所在，但专业院校出来的，“我们还应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对于一些角色，杨烁认为其行为动机不合理，他会开始尝试用编剧的思维去解释，去重构人物关系。

他也开始“反刍”一些拍戏的细节，具体到《大江大河》里警车路遇游行村民的那场戏，究竟应该是一辆警车对，还是两辆警车对，他都认真琢磨过。

杨烁仍然渴望着塑造好角色，但他也明显有了幕后创作者的思维方式。演员这份职业，给他带来了荣光，也曾把他推进困境。但在风雨过后，他对影视创作者的身份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和热爱。

追寻雷东宝的故事，我们期待《大江大河》第二部。同时，也期待杨烁早日拿出他作为幕后主创的作品。

【采访/李星文 文/大水梨、文朔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