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

在近期“主旋律”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的身影。他们对内地“主旋律”电影的参与，对“主旋律”电影的转型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智取威虎山》的导演是徐克，《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导演是林超贤，《明月几时有》的导演是许鞍华。按照电影作者论的观点，导演是电影创作的核心人物。由此，香港电影人拍摄的“主旋律”电影，可以称之为“大中华电影”，具有基于“华莱坞”产业建构和产业互动的跨地生产特征。

香港电影人的“北上”渊源有自，这得益于2003年内地和香港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对于电影而言，这意味着内地对香港开放电影准入机制。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需要产业化的运作和多种优势资源的整合，而CEPA的出现加快推进了华语电影圈的整合进程。

香港电影有过1980到1990年代的黄金时代，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电影人才和成熟的电影工业机制。在新世纪之后，内地的资本力量和市场空间，对香港电影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同时由于金融风暴和本地市场的萎缩，使得香港电影人逐渐离港北上发展。内地和香港的文化环境具有差异性，香港电影人逐渐探索如何融入内地的电影文化之中。“主旋律”电影中香港元素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跨地电影产业“整合”的表征。

内地的民营电影公司在促进香港电影人对“主旋律”电影的参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博纳影业为例，在早前红色题材和“主旋律”题材票房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博纳就已经进行了相关布局。

其后，它又出品了《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还力促擅长文艺电影的许鞍华导演拍摄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明月几时有》。可以说，正是内地民营电影的资本运作和产业策略才使得香港电影人参与到“主旋律”电影的制作之中。在这种产业运作中，“主旋律”电影也超越了地区之间的界限，转换为“大中华电影”，在华语电影受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香港电影人带给“主旋律”电影的贡献是多重的，这尤其体现了他们对“市场化”电影元素的掌控中。首先是视觉奇观和视听快感。在新阶段的“主旋律”电影中，各种电影画面上的视觉奇观的营造是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的重要原因。而这些视觉奇观的呈现则需要高超的影像制作技术。

晚近数码技术和后期特效制作技术的发展，已经将电影制作提升到了一个非常技术化的层面。而香港电影人在影像技术的掌握方面是走在时代前列，徐克、林超贤等导演就十分擅长电影科技。而主要呈现战争现场残酷性和暴力性的《红海行动》则是典型的“重工业电影”案例，需要大量的视觉特效与电影制作技术的支撑。

其次，工业水准和工业美学。新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多半属于军事战争题材或者革命历史题材，是大资本和大制作，同时大场面（如爆破、追逐、动作等）的电影。相对于其他电影，这些类型的电影的制作难度更大，要求的电影工业制作水准更高。而电影工业水准愈高，其工业美学也就愈发彰显，画面愈精致。

诸如《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之类典型的“商业大片”，其制作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工程，需要团队协作和工业制作。北上的香港电影人有着多年的从业经验和制作经验，也能够调动国际化的制作团队。而这些看起来非常工业的技术化的操作对电影的最终呈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明星效应和市场营销。晚近“主旋律”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对明星的使用，而香港电影人对明星的使用则使用泛华语地区的战略，所有电影的演员都是来自两岸三地。如《明月几时有》的演员就包括内地的周迅、台湾的彭于晏和霍建华以及香港的叶德娴。而《湄公河行动》的双男主则包括了内地的张涵予和台湾的彭于晏。香港电影是高度市场化的机制，香港电影人“北上”之后，把讲究明星和市场营销的电影文化带入内地市场。从而内地电影文化也变得“成熟化”了。

从上述三点我们可以看出，香港电影人给内地“主旋律”电影带来了新的技术、思想和叙事，同时也给“主旋律”电影带来了新的面向。事实上，早在拍摄《建国大业》（2009）之时，就有吴宇森等香港电影人的参与，而最近两地的融合趋势更是愈发加强，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内地和香港的文化是有差异的，两地文化并非无缝连接，依然还有褶皱和缝隙，香港电影人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元素的把握和创作自由的空间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无疑可以在后续的融合过程中得以妥善解决。

事实上，随着两地交流的加深和“大湾区”的文化建设，内地和香港之间电影产业的合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合拍片”范畴，走向了“大中华电影”的连结、整合和建构。不同于华语电影、跨国华语电影或者华语语系电影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大中华电影”看作一个新的场域与空间，它以跨地生产和产业互动为基础，为全球华语电影搭建一个公共的平台。

而“主旋律”电影无疑是“大中华电影”的一个类型建构。毋庸置疑，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它带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内地和香港两地电影人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中的互动，无疑增强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亲缘性，加强了香港电影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