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玛妮上线了一档策划已久的新栏目，向大家介绍一些值得关注的宝藏导演。

第一期的主角，玛妮选择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导演，邱礼涛。

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所执导的新片《扫毒2》明日即将上映。

更重要的是，这位经历丰富的导演实在藏着太多宝藏电影。

比如，你知道吓哭一代80后的《人肉叉烧包》，背后的导演就是他吗？

香港最有文化的导演

一般人初见邱礼涛，很难将他和电影导演联系在一起，他的身形消瘦、因小儿麻痹症有些跛脚，十年如一日的不羁黑长直，面相还不太和善。

比起导演，似乎更像玩摇滚的硬核中年。

但是，邱礼涛是正儿八经的电影科班出身。

1981年，20岁的邱礼涛进入香港浸会学院（现浸会大学）传理系修读电影，毕业后正值香港电影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顺利进入了电影圈。

入行后的邱礼涛身兼导演和摄影师的双重身份，80年代后期受到黄泰来导演提携，掌镜了其大部分作品。

90年代，邱礼涛灵动、流畅的摄影风格被徐克青睐，两人多次合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事实上，从口碑来说，作为摄影师的邱礼涛似乎更加成功，在他的豆瓣页面上，高分清一色都是摄影师作品。

作为导演的邱礼涛，常常给人一种「重量不重质」的印象，但实际上对于喜欢香港电影的影迷来说，邱礼涛可以说是近二十年香港电影圈最重要的导演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科班出身之外，邱礼涛还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生。

“文学博士”的第二重身份，让邱礼涛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在窥探当下的香港社会问题。

导演处女作《靓妹正传》，就是根据金像奖传奇影后林碧琪的出道经历改编，揭开了电影圈光鲜背后的黑暗，控诉了导演们对少女、情色的剥削。

1993年的《的士判官》，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白领是如何成为连环杀手的，故事灵感则来自于当年香港出租车行业拒载、加价的恶劣状况。

1999年的《阴阳路6：凶周刊》，以鬼片为噱头，实际上是对香港媒体以揭露真相为名，枉顾他人生命和隐私的指责。

2001年，邱礼涛找来一群素人演员，拍摄了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等候董建华发落》，犀利地点出回归后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的交接问题。

本片提名了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2007年，他又连续拍摄了《性工作者十日谈》和《我不卖身我卖子宫》，真实反映了“北姑”在香港社会扎根的辛酸苦辣。

即使是北上开启合拍片模式后，邱礼涛也坚持着对本土的持续关注，比如2007年的《拆弹专家》，在这样的主流商业片中，邱礼涛借炸红隧的剧情，指出了东西隧过路费昂贵才导致红隧拥堵的问题。

还有年初上映的《家和万事惊》，也是为了探讨香港房屋、地产霸权等问题。

这就是邱礼涛之于香港电影，甚至香港社会的重要性。

多年来，邱礼涛始终关注着香港社会中最尖锐的矛盾，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香港人对房屋、身份认同的焦虑，社会底层对不平等的抗争，都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展现。

可以说邱礼涛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勾勒出一副香港底层市民生存血泪史。

香港Cult片教父

入行三十年，邱礼涛执导了超过70部作品，但要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必然是香港Cult片中举足轻重的“邱（礼涛）黄（秋生）变态三部曲”——《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的士判官》（1993）、《伊波拉病毒》（1996）。

正是这三部集暴力、血腥、反社会于一身的恐怖片，树立了邱礼涛“香港Cult片教父”的身份。

虽然是B级片，但相较于其他追求血腥暴力的Cult片，作为社会学家的邱礼涛，更像是手握一把剖析香港社会的屠刀，借血腥暴力来放大他对社会的拷问和底层的关怀。

这一刀砍下去，虽然“痛”，但足以流世。

尤其是代表作《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伊波拉病毒》，都是借人性的邪恶面，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冷酷、复杂的一面。

正如邱礼涛本人所说，“黑暗的东西应该在电影里表现出来” 。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的故事取材于骇人听闻的澳门八仙饭店灭门惨案改编。变态杀人狂黄志恒偷渡到澳门，在打工的八仙饭店，残忍了杀害十人，并将遗体肢解做成了叉烧包售卖。

整部电影，邱礼涛以黄志恒为第一视角，直观展现了一个变态杀人狂如何杀人分尸的全过程。

这种视角的转变，也引领了香港电影变态杀人狂魔的类型流派。

至于暴力血腥场面，邱礼涛更是毫无节制，用血腥暴力的场面不断地挑战着观众的承受极限。

最特别的是，邱礼涛不仅追求生理上的难受，更希望让观众精神上感到“恶心”。

为此，邱礼涛不断地用镜头突出“肉”，当顾客和警察拿起叉烧包送进嘴里时，大量针对叉烧包肉馅、沾满油的手指、咀嚼的嘴巴的特写镜头，冲击观众的心理承受力。

《人肉叉烧包》在午夜场上映后场场爆满，不仅以1500万港元的票房打破了三级片最高纪录，还让黄秋生成为了第一个凭借三级片获得金像奖的影帝。

不过受它影响最大的要属全港叉烧包的老板，因为那一年整个香港的叉烧包都不太好……

但如果你以为邱礼涛只是贩卖血腥就错了。在《人肉叉烧包》中，邱礼涛一方面利用虐杀场面带来的感官冲击，突出黄志恒阴暗残暴的人性之恶。

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代表正义的警方那边。为了破案立功，警方折磨、殴打黄志恒，如果说黄志恒释放的是一种极致的人性恶，那么警方的逼供行为，是否也是制度导致的权力之恶呢？

两种恶，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这是邱礼涛留给观众的思考，也是他长久以来对社会制度、道德伦常、以及人性善恶的怀疑。

1996年，邱礼涛又联合黄秋生推出了《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是《人肉叉烧包》的全面升级版，后者的血腥暴力至少还依托于现实基本，而《伊波拉病毒》则是完全虚构，讲述了一个古惑仔因感染致命病毒，肆无忌惮地向外传播的故事。

它在剧情上更加Cult，血腥和暴力程度更加癫狂，香港影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因此也被影迷誉为“香港CULT片最后的疯狂”。

这一次，邱礼涛让“病毒”映照人性，它的存在，既是人类肆意作恶引致的人祸，也是上帝借以惩罚人类的天灾。

「手握屠刀」的文学博士

总结邱礼涛的所有作品，会发现有两大特点，第一，他的电影主角永远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是小混混，有的是卖淫女，有的是勉强糊口的小白领，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社会中，他们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没有能力，沦为暴力强权的牺牲品。

邱礼涛将镜头对准他们，不厌其烦的讲述这些故事，是精英阶级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也是对香港社会压榨弱势群体的拷问。

同时，他也给内地观众提供了一扇窥视香港社会真实现状的窗口。

第二，则是相比故事本身，更偏重人文表达，批判社会问题。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不可否认，「粗糙」一直是邱礼涛作品的最大弊病。这种顽疾源自他始终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拍摄类型片，即使成本捉襟见肘，也要坚持作者表达，有时候甚至为此牺牲剧本逻辑，哪怕故事断层也在所不惜。

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学家的邱礼涛，在创作中的“夹带私货”，恰恰是他的作品最可贵的东西。

邱礼涛曾经说过，如果我明天死掉，希望人家说，邱礼涛是个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Ps：名留青史很少有人知道，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1994年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办的那场空前绝后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现场总导演以及实况录影带的剪辑师就是邱礼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