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毒2》的背后,藏着一个宝藏导演

今天,玛妮上线了一档策划已久的新栏目,向大家介绍一些值得关注的宝藏导演。

第一期的主角,玛妮选择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导演,邱礼涛

为什么会选择他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所执导的新片《扫毒2》明日即将上映。

更重要的是,这位经历丰富的导演实在藏着太多宝藏电影。

比如,你知道吓哭一代80后的《人肉叉烧包》,背后的导演就是他吗?


香港最有文化的导演

一般人初见邱礼涛,很难将他和电影导演联系在一起,他的身形消瘦、因小儿麻痹症有些跛脚,十年如一日的不羁黑长直,面相还不太和善。

比起导演,似乎更像玩摇滚的硬核中年。

但是,邱礼涛是正儿八经的电影科班出身。

1981年,20岁的邱礼涛进入香港浸会学院(现浸会大学)传理系修读电影,毕业后正值香港电影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顺利进入了电影圈。

入行后的邱礼涛身兼导演和摄影师的双重身份,80年代后期受到黄泰来导演提携,掌镜了其大部分作品。

90年代,邱礼涛灵动、流畅的摄影风格被徐克青睐,两人多次合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事实上,从口碑来说,作为摄影师的邱礼涛似乎更加成功,在他的豆瓣页面上,高分清一色都是摄影师作品。

作为导演的邱礼涛,常常给人一种「重量不重质」的印象,但实际上对于喜欢香港电影的影迷来说,邱礼涛可以说是近二十年香港电影圈最重要的导演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科班出身之外,邱礼涛还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生。

“文学博士”的第二重身份,让邱礼涛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在窥探当下的香港社会问题。

导演处女作《靓妹正传》,就是根据金像奖传奇影后林碧琪的出道经历改编,揭开了电影圈光鲜背后的黑暗,控诉了导演们对少女、情色的剥削。

1993年的《的士判官》,讲述了一个普通的白领是如何成为连环杀手的,故事灵感则来自于当年香港出租车行业拒载、加价的恶劣状况。

1999年的《阴阳路6:凶周刊》,以鬼片为噱头,实际上是对香港媒体以揭露真相为名,枉顾他人生命和隐私的指责。

2001年,邱礼涛找来一群素人演员,拍摄了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等候董建华发落》,犀利地点出回归后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的交接问题。

本片提名了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2007年,他又连续拍摄了《性工作者十日谈》和《我不卖身我卖子宫》,真实反映了“北姑”在香港社会扎根的辛酸苦辣。

即使是北上开启合拍片模式后,邱礼涛也坚持着对本土的持续关注,比如2007年的《拆弹专家》,在这样的主流商业片中,邱礼涛借炸红隧的剧情,指出了东西隧过路费昂贵才导致红隧拥堵的问题。

还有年初上映的《家和万事惊》,也是为了探讨香港房屋、地产霸权等问题。

这就是邱礼涛之于香港电影,甚至香港社会的重要性。

多年来,邱礼涛始终关注着香港社会中最尖锐的矛盾,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香港人对房屋、身份认同的焦虑,社会底层对不平等的抗争,都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展现。

可以说邱礼涛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勾勒出一副香港底层市民生存血泪史。


香港Cult片教父

入行三十年,邱礼涛执导了超过70部作品,但要论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作,必然是香港Cult片中举足轻重的“邱(礼涛)黄(秋生)变态三部曲”——《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1993)、《的士判官》(1993)、《伊波拉病毒》(1996)。

正是这三部集暴力、血腥、反社会于一身的恐怖片,树立了邱礼涛“香港Cult片教父”的身份。

虽然是B级片,但相较于其他追求血腥暴力的Cult片,作为社会学家的邱礼涛,更像是手握一把剖析香港社会的屠刀,借血腥暴力来放大他对社会的拷问和底层的关怀。

这一刀砍下去,虽然“痛”,但足以流世。

尤其是代表作《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伊波拉病毒》,都是借人性的邪恶面,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冷酷、复杂的一面。

正如邱礼涛本人所说,“黑暗的东西应该在电影里表现出来” 。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的故事取材于骇人听闻的澳门八仙饭店灭门惨案改编。变态杀人狂黄志恒偷渡到澳门,在打工的八仙饭店,残忍了杀害十人,并将遗体肢解做成了叉烧包售卖。

整部电影,邱礼涛以黄志恒为第一视角,直观展现了一个变态杀人狂如何杀人分尸的全过程。

这种视角的转变,也引领了香港电影变态杀人狂魔的类型流派。

至于暴力血腥场面,邱礼涛更是毫无节制,用血腥暴力的场面不断地挑战着观众的承受极限。

最特别的是,邱礼涛不仅追求生理上的难受,更希望让观众精神上感到“恶心”。

为此,邱礼涛不断地用镜头突出“肉”,当顾客和警察拿起叉烧包送进嘴里时,大量针对叉烧包肉馅、沾满油的手指、咀嚼的嘴巴的特写镜头,冲击观众的心理承受力。

《人肉叉烧包》在午夜场上映后场场爆满,不仅以1500万港元的票房打破了三级片最高纪录,还让黄秋生成为了第一个凭借三级片获得金像奖的影帝。

不过受它影响最大的要属全港叉烧包的老板,因为那一年整个香港的叉烧包都不太好……

但如果你以为邱礼涛只是贩卖血腥就错了。在《人肉叉烧包》中,邱礼涛一方面利用虐杀场面带来的感官冲击,突出黄志恒阴暗残暴的人性之恶。

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代表正义的警方那边。为了破案立功,警方折磨、殴打黄志恒,如果说黄志恒释放的是一种极致的人性恶,那么警方的逼供行为,是否也是制度导致的权力之恶呢?

两种恶,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这是邱礼涛留给观众的思考,也是他长久以来对社会制度、道德伦常、以及人性善恶的怀疑。

1996年,邱礼涛又联合黄秋生推出了《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是《人肉叉烧包》的全面升级版,后者的血腥暴力至少还依托于现实基本,而《伊波拉病毒》则是完全虚构,讲述了一个古惑仔因感染致命病毒,肆无忌惮地向外传播的故事。

它在剧情上更加Cult,血腥和暴力程度更加癫狂,香港影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因此也被影迷誉为“香港CULT片最后的疯狂”。

这一次,邱礼涛让“病毒”映照人性,它的存在,既是人类肆意作恶引致的人祸,也是上帝借以惩罚人类的天灾。

「手握屠刀」的文学博士

总结邱礼涛的所有作品,会发现有两大特点,第一,他的电影主角永远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他们有的是小混混,有的是卖淫女,有的是勉强糊口的小白领,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社会中,他们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没有能力,沦为暴力强权的牺牲品。

邱礼涛将镜头对准他们,不厌其烦的讲述这些故事,是精英阶级对底层社会的人文关怀,也是对香港社会压榨弱势群体的拷问。

同时,他也给内地观众提供了一扇窥视香港社会真实现状的窗口。

第二,则是相比故事本身,更偏重人文表达,批判社会问题。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不可否认,「粗糙」一直是邱礼涛作品的最大弊病。这种顽疾源自他始终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拍摄类型片,即使成本捉襟见肘,也要坚持作者表达,有时候甚至为此牺牲剧本逻辑,哪怕故事断层也在所不惜。

但无论如何,作为社会学家的邱礼涛,在创作中的“夹带私货”,恰恰是他的作品最可贵的东西。

邱礼涛曾经说过,如果我明天死掉,希望人家说,邱礼涛是个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其实你已经做到了。

Ps:名留青史很少有人知道,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1994年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办的那场空前绝后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现场总导演以及实况录影带的剪辑师就是邱礼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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