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在战争年代，你们辛苦了

你知道怎样辨别街上乞讨的假乞丐吗，让你多捐一点再多一点的就在此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受难者也许会低声下气，但是绝对不会趾高气扬地贩卖自己的苦难。

你以为这些子女是由于自己母亲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向导演要钱的吗？

你以为他们是因逝去的老人没有得到关注而感到心寒，才向导演要钱的吗？

不是，他们只是为了钱而要钱，而不是关注老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是一块看起来华丽的遮羞布，他们的目的是钱、钱、钱和更多的钱。

原因还是钱，嫉妒让他们起了贪念。如果在小县城或者干脆是偏远的农村，你也许会听说过这样的故事，说某某农民伯伯偶然中了彩票，于是找他借钱的人纷至沓来。如果给其中一个人借了钱，那么其他人借钱的时候就是非常硬气的。

这会子如果那个中彩票的伯伯不借，会被骂一句没有良心、小心眼，更甚者来两句国骂。这便是所谓你富你有理（借我钱），我穷我有理（让你给我借钱）。

何等的趾高气扬，何等的理所应当。

现在郭柯导演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帮人。

红星新闻文中去世受害者的家属言论截图

这帮人语言水平很差，逻辑也很诡异，尤其是这一段：他们都是“慰安妇”，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个题材，没有这个题材哪有你的电影。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问一句，如果没有这个电影，哪有你现在嚷嚷着要抢的钱？

但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几句，大意是：电影赚钱了，和我妈一样受过苦难的人都得到钱了，你给他们都给了钱，为什么不给我们给？

我妈也是慰安妇，凭什么不给我们给？

非但如此，你还给了别人？

为什么？

且不论受害者已经去世，金钱于她已无用，单看这些子女将老人们受到的苦难，称之为他们努力的结果，宛如向世人证明她曾受过非人的折磨，以求世人给予怜悯和钱，好让自己过活。

还敢问一句为什么，好一个绿眼睛的恶魔！

在电影《二十二》之前，有一部《三十二》，也是郭柯拍的。为什么叫三十二，因为和二十二取名一样，在12年拍摄之时，公开的有三十二位幸存者。到14年开拍《二十二》的时候，只剩下二十二位，故名《二十二》。直至17年上映，只剩下八位。

你可以看见，图中有14位老人的名字，已经打上了黑框。郭柯说：“也许5年后，这个数字就是0了。”

今年五月，《三十二》中的主人公韦绍兰老人去世，享年99岁。

我在看《三十二》的时候，最让我受到触动的，不是韦绍兰老人亲口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而是她豁达乐观的心境。影片开头，她说，“现在还有一百来块钱。这种吃的很难讲的，大用一点就没有了，必须小心地用。”

“下个月的还没领。三个月才讨九十块钱，买什么？买白菜啊，白菜便宜，买白菜吃。我买菜一次要五块。”

“会用就够了啊。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怎么会够，怎么又不会够，我都不晓得。”

“做不了（农活），没力气。还做得……我是玩不安心的，还能做（农活）的话，吃完饭就去挖药草了。现在挖不了了，看到药草好恨的，做不得了。”

你知道在《三十二》的纪录片中，韦绍兰老人最后说了句什么话吗？

她说：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你甚至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受过非人折磨的人会说出的话。但似乎又合情合理，这是一个活了九十余年的老人，对万般生活秉持的不灭真谛，它坚韧得像随处可见的野草，牢牢扎进石缝里的根。

乞讨？不会的，还能靠自己活。

我再告诉你：

据导演郭柯回忆，2012年他拍完韦绍兰的部分，临走前给老人留了500块钱。第二天，老人给摄制组一行4人每人发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都装了100块钱，并嘱咐说：“快过年了，给你妈妈买点糖果吃。”

年迈如她，尚且如此，试问讨钱的子女们哪一个不是好手好脚？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

对这些老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世人怜悯，即便世人常怀怜悯之心；他们需要的是尊重，即便是自己受过的耻辱，也请尊重。

我永远尊敬这些老人，如有机会，也一定会参与募捐行动。在我尊敬他们的基础上，我对这些子女嗤之以鼻。生而在和平年代，你们吃的太饱了。

而现在，讨钱的慰安妇子女们可能会觉得郭柯导演没良心、小心眼，但我更加欣赏这个导演。因为这让我知道他没有作秀，没有弄虚作假，他的钱真的给了这些老人。

生而在战争年代，你们辛苦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与正义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