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俄罗斯RT 作者： 埃洛诺拉·戈德曼

周星驰《喜剧之王》剧照

在“进入”新的角色时，演员常常需要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为了出演《窈窕淑男》（Tootsie, 1982），达斯汀·霍夫曼在生活中戴上了长假发，穿上了短裙和高跟鞋。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为了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 1976）真的在纽约当了一段时间出租车司机。杰克·尼科尔森在拍摄《闪灵》（The Shining, 1980）时通过回忆与前妻的争吵来培养内心的愤怒情绪。这种方法是由俄罗斯戏剧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世纪提出的，他在美国的追随者在这之后将其发展为适用于电影表演的方法。如今，从纽约到好莱坞的各大表演学院仍然在教授学生这一表演体系的各类变体。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什么？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俄罗斯演员和制片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共同创始人和导演。

演员、舞台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俄罗斯现代表演流派之父。早在1898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导演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一起创建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在那里，他用数十年时间成功地发展和应用了这套理论体系——在当时是先锋的、有点反叛的、否定旧教条的体系。他在《演员的自我修养》（1938年出版）一书中介绍了这一体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基于以下原则：

1. 真实的体验（演员应该体验到真实的情感） ；

2. 结合环境表演（演员需要研究角色的生活方式）；

3. 扮演“此时此地”（一切行为都在舞台上产生） ；

4. 演员应不断自我提升；

5. 演员要与舞台上的同事互动。

简而言之，演员应该扮演（某种意义上说，“体验”）他的角色，以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都能说出：“我相信（该角色的真实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如何在美国落地的？

1923-1924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组织者发起了一系列令人难以想象的宣传活动：媒体上出现了有关俄罗斯戏剧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才华的文章、一系列关于表演艺术的讲座，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移民演员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主持。

李·斯特拉斯伯格（1901-1982）在演员工作室授课，约1955年。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美国人对这一来自俄罗斯的表演理论体系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后来波列斯拉夫斯基和同事玛丽亚·彭斯卡娅（Maria Ouspenskaya）在1923年开设了美国“实验”剧院（American Laboratory Theatre

），他们的学生包括李·斯特拉斯伯格和斯特拉·阿德勒，他们后来开办了“组合剧院（Group Theatre）”，再之后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工作室。

斯特拉斯伯格表演法与阿德勒表演法

斯特拉斯伯格欣赏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卓越的演技让他感到震惊——在他看来，演员们的舞台行为真实而毫不费力。在“组合剧院”工作时，斯特拉斯伯格针对美国的文化规范发展了这一体系。他理论的基本原理是使用“情感记忆”——演员重新体验以前的某一段回忆，将心中产生的情感运用在表演场景中。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表演指导宝拉·斯特拉斯伯格，1960年。宝拉是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妻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斯特拉斯伯格不仅把这一方法在“组合剧院”加以实践，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纽约的“演员工作室”担任艺术指导时，也运用了“情感记忆”法。马龙·白兰度、罗伯特·德尼罗、杰克·尼科尔森、玛丽莲·梦露、梅丽尔·斯特里普等人都毕业于他门下。在好莱坞，他还于1969年创建了“李·斯特拉斯伯格戏剧和电影学院”，将自己的方法称为“方法派演技”。

1978年，斯特拉·阿德勒在纽约市梅西百货公司。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然而，斯特拉·阿德勒在表演方法上与斯特拉斯伯格意见相左，她决定亲自向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请教，成了他唯一的美国学生。1934年，阿德勒在巴黎接受了长达五个星期的实践训练，她后来成立了斯特拉·阿德勒表演工作室。她的学生包括伊丽莎白·泰勒、马克·鲁法洛、朱迪·加兰、梅兰妮·格里菲斯等著名演员。

除了他们之外，美国还有其他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阐释者，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米哈伊尔·契诃夫（作家契诃夫的侄子），他在1939年创办了“演员实验室”剧院。他的理论体系帮助玛丽莲·梦露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发掘了自己的表演天赋。

玛丽莲·梦露阅读迈克尔·契诃夫的《致演员》一书。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以痛苦滋养艺术

时至今日，好莱坞演员仍在使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斯塔斯伯格的方法和阿德勒的技巧进行表演，并加以调整使之适应时代需求，杰克·尼科尔森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些不景气的年头，他会在洛杉矶的咖啡馆里坐上几个小时，与抱持类似观点的电影理论家讨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形而上学。”——记者这样描述他。他在库布里克的《闪灵》中流露的情感是真实的：“在打字机旁的那一幕——那就是我离婚时的情景。”在准备《飞越疯人院》（1975年）的拍摄时，他与精神病院里真正的患者进行了交流。

罗伯特·德尼罗在斯特拉·阿德勒和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指导下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为投入角色体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环境。为了《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3年），德尼罗除了增重20多公斤外，还真的参加了三场擂台上的格斗。为了《出租车司机》，这位演员拿到了真正的出租车司机执照，并在纽约的出租车内工作了两周，每次轮班长达12小时。在主演《恐怖角》（Cape Fear，1993）时，他让牙医磨去了一部分牙齿。

尼古拉斯·凯奇在其职业生涯中同样重新发明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一个演员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模仿。作为一个有点叛逆的人，我想打破这个规则。所以我在《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1990年）中尝试以模仿安迪·沃霍尔的方式来呈现塞勒这一角色。在《幽灵之国的囚徒》（Prisoners of the Ghostland，2021年）、《变脸》（Face/Off，1997年）和《吸血鬼之吻》（Vampire's Kiss，1988年）等电影中，我在尝试我想称之为’西方歌舞伎’，或者说是更加巴洛克的、歌剧化的电影表演。也可以说是，打破’自然派’的桎梏之后，找到了更多种表达方式。”

最后，这一表演体系不仅影响了电影业，也影响了演员本身。正如达斯汀·霍夫曼曾经说过，他的女权意识是由《窈窕淑男》（1982年）提高的：在准备角色时，他穿上高跟鞋和女装，隐姓埋名地在纽约四处走动——他作为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被完全忽视了。这使他意识到，有许多女性仅仅是因为不符合社会对“美貌”的标准，就会被看轻乃至忽视。（编者按：2017年，达斯汀·霍夫曼曾被指控对合作女演员、女编剧性骚扰，看来他没能做到和他觉醒的“女权意识”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