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是药神》这部剧之中究竟是谁错了?

在《我不是药神》这部剧之中究竟是谁错了?

世界上有三种悲剧,第一种是有坏人捣蛋,故意跟好人过不去;第二种是飞来横祸,命不好摊上了倒霉事;第三种是结构性困境,没有坏人、也不是运气问题,而是环境里存在着一种无奈的内在矛盾,身处其间,你就会受苦。

在悲剧里选的话,大家最习惯第一种,因为简明易懂,解决办法也很清楚:找出坏人然后打爆他狗头,好人便可得救,这岂不就很爽?

哪怕坏人很强大,无法轻易打败,我们至少知道该骂谁、该恨谁,给他P个遗像对着照片大骂一通之类的精神胜利法搞一搞,心理上能痛快点;

第二种悲剧就难办一点,因为有些事儿摊上了就是摊上了,比如一个陨石掉下来砸坏了你家房顶,车在停车场停着让人倒车给撞了……诸如此类吧,纯属倒霉,不是干掉某个人可以解决的,除非你能干掉老天爷,否则只能忍。

但是呢,也正因为纯粹是“摊上了就摊上了”的运气问题,心理上反而有了接受空间:本来嘛,运气不好你有啥办法?意外灾祸你有啥办法?只能接受,只能忍耐。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希望过段时间霉运走了就算了。

最麻烦的是第三种,因为它情况复杂,找到原因需要超脱于情绪和感受,简简单单的怨天尤人不顶事,必须排除干扰,从完全理性和逻辑的角度去分析,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无法正确归因;可即便正确归因了,只要这个结构矛盾一天不改变,也还是解决不了。不但解决不了,你还没有仇恨的对象,因为这不是谁故意要给你过不去,而是现实处境中的一种无奈。

——又很难理解,又无法解决,还没有仇恨的对象可发泄情绪,所以第三种悲剧是最让人痛苦的。

《我不是药神》就是第三种。


在《我不是药神》这部剧之中究竟是谁错了?

电影一开始似乎把悲剧归在了第一种:看,那些高价卖药的是反派,是他们的贪婪在坑害病人,他们是坏蛋!谋财害命,见死不救!

所以电影前面一大半时间,观众可以在一种简单易懂的构造里面去恨去发泄。

但是随着剧情不断展开,没被情绪完全冲昏头脑的人,就会开始发现不太对:高价药也不是凭空高价的,并不是说本来可以很便宜、纯粹因为有些人贪婪才高价的(当然,存在贪婪的中间商进一步哄抬价格的问题,但是药品高价的本质不是贪婪),它本身就便宜不了。

因为新型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研究出来的 ,而前期的研发投入,需要金钱、人力、才智、实验器材等等等堆积起来是天文数字的巨大成本;投入了天量科研成本,好不容易才发明出新药,难道不让人家借此赚钱吗?难道付出巨大心血和成本,到头来不能获利反而该赔钱?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在《我不是药神》这部剧之中究竟是谁错了?

而且一个药的成功,背后往往不止一个科研团队的成本,而很可能是十个八个。

因为研究新技术,谁都不知道能否成功,谁也不知道哪个会成功,可能十个科研团队同时研究十种有希望的药物,最后九个失败了,只有一个成功了,那么这一个成功的药品需要把十个团队的成本全部赚回来!这种情况你说它的价格怎么可能不高呢?

但如果不定这么高的价格,研发的成本谁来负担呢?

低价的仿制药好像是造福了病患,但它造福的能力哪来的?它为什么能治病?

——因为它剽窃了别人的成果啊!

它自己没有发明创造啊!

最困难的发明创造、最大的消耗成本的部分让原厂去承担,仿制药自己复制粘贴一下,除了原材料之外零成本,所有销售的利润自己拿,顺便还收获“救人一命”的美名,这也太爽了吧?

仿制药才是真正便宜占尽的中间商吧?

如果仿制药大行其道,原厂赚不到钱还背骂名,从此还有谁愿意去当冤大头搞原创科研呢?

没人科研,那么以后就再也没有新药问世了,原本可能有突破的疾病,永远会是不治之症了,岂不是害了更多病人?

所以卖高价药的原厂没有错?

可是这么一来,错的是谁呢?难道没人有错?

那是不是变成第二种悲剧了?只能去怪命运?谁让你倒霉生了这个病呢?

在《我不是药神》这部剧之中究竟是谁错了?

可是那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的台词又来扎心了:那怎么又的人得了这个病又可以治好呢?

如果这个世界上压根没有这个药,所有得了病的人都只能等死,那我承认这是命运,可现在又不是啊?少数有钱的人可以治啊?那生命怎么还分了高低贵贱呢?

于是我们终于逼近了药神悲剧的真相。

它很难让接受,但是它是事实:

人类生命并不是理所应当健康、长寿地延续下去的。

在完全没有干扰的自然常态下,人是很容易得病、死亡的。

多病且短寿,才是人的自然情况。

每一个疾病的攻克、治疗,都是人类付出了巨大努力才能得到的进步,医疗和药物的发展,是对造物主的反叛和抗争。

这是种被很多现代人已经视为理所当然、浑然不觉、但事实上非常昂贵的抗争,它让现代人能够普遍享受健康长寿的生命。可它的代价最终还是要从人类身上出。

这份代价落实到个体身上,有的是别人支付了,有的会轮到你自己支付。有时候你付得起,有时候你付不起。

但不论付不付得起,不论你情不情愿,这种必要的代价,该支付的时候必须支付。


人类说到底,不过是哺乳动物的动物一种,和自然界所有的飞禽走兽一样,只有一个脆弱易折的肉体,说没就没了。

石头不小心划破动脉,流血太多就死掉了;破皮感染了细菌,化脓恶化就死掉了;伤风感冒了,免疫力低下就死掉了……

原始人类就是这样,一点小破事儿,随时就死掉了。

可现在我们有了绷带创口贴,有了疫苗抗生素,有了林林总总的药物和医疗技术……很多以前足以致死的疾病和伤痛,我们可以轻轻巧巧避开了。

可这些难道是白来的吗?

没有任何东西是白来的。

小到一袋生理盐水,大到复杂的心脏移植手术,都是人类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得来的:

  • 首先,有无数的人在缺乏药物和技术的情况下死掉了,他们生命的惨痛逝去,提供了研发医疗进步的动力;
  • 接着,有人付出了脑力研究,有人付出了金钱资助,有人或自愿、或偶然地成为了实验性疗法的被试先驱;
  • 终于,技术得到了突破,新药/新技术可以在临床实践中被应用了,一开始它会很昂贵,也不怎么成熟,有种种问题;
  • 在广泛实践中,它会不断发展成熟,随着专利过期,价格也会慢慢降低;
  • 最后,这项新药/新技术成为了人们熟知的常规疗法/常规药物,服用或者使用的方法成为了所有医生们都知道的常识,所针对的原本足以致死/导致严重痛苦的疾病,变成了可以轻易治愈的小病小痛。它的价格下降到了普通人足以支付的水准,在有些地方可能直接被纳入医保,可以免费取用。

如此这般,抗争走完了一个轮回。

每一个病痛,每一个难题,都会启动新的轮回,新的抗争。

当我们处在一个轮回的初期和末期的时候,都比较能想得开:

如果是在初期,大家都治不了,大家都没办法,新药新技术遥遥无期指望不上,只好无奈接受;

如果是在末期,治疗药物和方法已经纳入了常规,该怎么治怎么治,治好了也花不了多少钱,皆大欢喜。

最纠结的,就是处于中间阶段的时候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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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放弃希望,因为明明有一些办法可以治;可你也无法轻易负担,因为但不限于以下问题:药太贵专利期还没过你买不起、药物试验性还很强你不知道副作用、医生自己对疗效没把握,需要一边治疗一边尝试……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永恒的困境。

永远会有尚未攻克的疾病,攻克疾病也永远需要一个周期和时间,永远会有人在周期运行到中间阶段的尴尬时间节点上得病。

当然,在《我不是药神》里头还有一些人祸的因素,卖假药的、医托、二道贩子哄抬价格之类,让病人的痛苦进一步增加。

但是,哪怕我们把这些因素全部排除,假设没有这些问题,困境也依然存在。


印度这个国家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把专利法扔到一边,允许仿制药大量生产,但是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包括我国在内)是保护专利的。

有人因此把印度价格低廉的仿制药当成是救星菩萨,这是因果倒置。正是因为除了印度以外大部分地方依旧是保护专利的,在全球范围内原厂可以赚取利润,所以还有不少原厂继续愿意研发和生产新药,仿制药才有药可仿。

如果大家都不保护专利了,那么就没有人会研发了,仿制药上哪去仿制?

这就是所谓结构性的困境。

除非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疾病都被人类攻克了,否则,这个问题永远会存在。今天是格列卫,明天会是别的。

目前来说比较好的折衷办法,就是让原厂去研发,研发成功后由政府出面,以全体国民的体量和原厂进行议价,找到一个双方能接受的最合适价格,然后把它纳入医保,让个体的病人可以依靠医保较为低廉地负担费用。

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折衷,针对的是一个困境(研发创新所付出的成本必须被承担、成功创新的人或者公司必须得到奖励以保持创新;但是作为病患的个体难以去承担),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把矛头泛泛地指向说资本家贪钱、二道贩子无德云云,依然是偷懒地陷在第一类悲剧的思维里不能自拔,试图去强行解释第三类悲剧;

至于进行一些“如果落在你自己身上就不会说大话”的情绪发泄,就更加没有意义,如果过于抬高仿制药的价值以及用道德审判来抨击研制新药的人或团体所要求的利润回报,结果只会抑制创新科研,让所有人陷入第二类悲剧里:无药可医,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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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得病后面临天价药,也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得到治疗,如果你问我,我也不愿意,我希望自己病了后可以立刻治疗,而且治疗费越低越好,最好免费。如果因为专利保护而买不起药,我也会很痛苦,我也会希望专利期已经过了,保护专利的成本别人去承担就好了,我承担不起,可不可以免费给我?这是人性。

但客观事实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谁要来害你或谁贪婪,也不是靠骂谁贪婪骂谁不道德就能解决的,反而只会让它更糟。

这是疾病攻克周期中产生的结构性困境。除非改变整个的支付结构(医保/大型慈善代付之类),否则它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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