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所有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个世界，你可能会说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到那时世界就会大同。”——约翰·列侬《想象》

有些事存在想象之中，想象纵然美好，也不过是想象。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过“A Day in the Life”的电视剧，主人公是披头士乐队里的约翰·列侬。主角扮演者与约翰·列侬形象酷似，却因其真名同杀害约翰·列侬的凶手之名毫无二致，遭到小野洋子的反对，失掉了出演的机会。

此前，小野洋子在《朝日新闻》上刊登过一则声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还有什么有意义的‘复仇’，我想那就是在为时不晚之际，将其转变为一个以爱和信赖为基础的社会”。

彼时距约翰·列侬离世，小野洋子成为未亡人已一个月之久。然而几年以后，那个名叫“马克·大卫·查普曼”的演员还是不免被小野洋子解雇，与机会擦肩而过，经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只因名姓雷同，以至“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啊！”归根究底，乃歧视和偏见作祟。

要是换作犯罪者的家属，情况又如何？

东野圭吾的《信》回应了这一假设，一个顶着“杀人犯弟弟”名号的人从被贴上标签起就接二连三受到特殊待遇，原有秩序崩塌，生活一下子乱糟糟起来，就有各种不如意，多的是遗憾和失之交臂。约翰·列侬所谓“所有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个世界”是想象，也只是想象。

注定的结局：“结果还是这样啊”

刚志和直贵打小跟寡母过活。丈夫早逝，寡母归因为学历，要不是学历低，他不会日夜辛劳，任由上司悠哉游哉，也就不会因疲劳驾驶断送性命。所以，寡母寄予了厚望，希望两个儿子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取得学历。

直贵还好，聪明伶俐，什么都学得。刚志就不行了，似乎不是学习的料，尽管进了公立高中，自己就先放弃了，要不不会跟坏孩子搅在一起，差点儿进拘留所出不来。这对寡母而言，不啻晴天霹雳，就在肉体和精神的内外交困下撒手人寰。

此后，刚志接过压在母亲肩上的生活的重担，并继承母志，一心盼望直贵考上大学，因而才在体力不支、走投无路时，潜入独居老人的家，实施盗窃，只为弄得供直贵上大学的钱，不成想被老人发现，就在老人打电话报警时将其杀害，担上盗窃杀人犯的罪名，获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留给直贵的，是打乱重组的人生和旁人的区别对待。

所谓打乱重组，是指直贵在践行母亲遗愿的过程中绕了些弯路。

最初的那段日子，光是活下去就耗尽直贵所有的力气，勉强读完高中就在废品回收公司干废品分类的活儿。这不是他想要的，可是心灰意懒，没了上进的心情，大概也就这样了。

直到遇见准备“大检”的工友，听见工友说“并不是没有路”，看见工友离开宿舍时或有意或无意留下的函授教育申请资料，希望重又燃起，犹如黑暗里的一缕光，照亮直贵走出黑暗的路，改变现状的唯一的路。

就这样，直贵进了大学函授教育部，在大学二年级转入正规课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生。对无依无靠的直贵来讲，求学和求生同时进行，成了人们眼里励志进取的穷学生。

在探索人生路时，直贵因为身上有杀人犯亲属的标签，区别对待在所难免。

首先是歧视，不只是被高中同学疏远，在外国特色餐厅打工时，店长得知直贵的哥哥是盗窃杀人犯，起初并没把他解雇，可是在直贵觉得自己的存在给餐厅带来麻烦，主动提出辞职时，店长也并没挽留。

当直贵所在的乐队被音乐公司发现，行将正式登台演出时，直贵因为刚志的事被要求退出，成为职业音乐人的梦想就此瓦解。本来在大学和音乐之间，直贵选择了后者，现实让他如梦初醒，放弃音乐，继续大学课程。

直贵同富家千金交往，女方父母本就不同意，以为直贵看中的是他们的家产。到刚志的事泄露，交往更是虚无缥缈，女方的父亲不惜放下此前的威严，屈膝跪地恳求直贵跟其女断绝关系，不再相见，也不要把同其女交往的事透露出去。

只因有一个盗窃杀人犯的哥哥，直贵遭尽白眼，抛弃了音乐梦想，失去了心爱的女人。标签挥之不去，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即使直贵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刚志的事一经公开，周围满是疏远的气氛，连他的妻儿也一并被邻里疏远。

其次是反向歧视，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因为搞不清怎样和“他”相处，如果摆出明显疏远的姿态又不道德，只得做出客气的样子，而客气本身就是疏远。

例如，直贵在外国特色餐厅打工时，那里的常客经常主动和他说话，这让直贵感到愉悦。可是刚志的事传开以后，常客因为只不和直贵说话显得奇怪，就也避免同餐厅其他员工攀谈。而且，诸如杀人事件、家属纠纷、推理小说也是常客忌讳的话题。这样的不自然、不协调就是反向歧视。

再如，电脑卖场的同事得知刚志的事以后，对直贵格外关心了，不赞成直贵加没有报酬的班，也是反向歧视的表现。

就因为直贵是杀人犯的亲属，普通人的生活和他无缘，好不公正，可又找谁说理去？

存在即合理：“现实需要存在歧视”

刚志为弟弟上大学而走上犯罪道路，手足情直贵是理解的，一度恨自己不早些去打工，减轻哥哥的负担。

刚志服刑之初，听到别人说哥哥的坏话，直贵必予以还击，正是不打不相识，才有那名工友为直贵指路的后续。直贵知道上大学是哥哥的心愿，即使有心走音乐这条路，也不想在信里说明，为的是不让哥哥失望。

然而，因为刚志的缘故，不公正的境遇接踵而至，挫败感和无力感令直贵恨起了哥哥，渐渐地不回信了，刚志寄来的信也不看了，直接撕碎扔进垃圾箱，甚至刻意隐瞒住址，为的就是不收刚志的信。

“别有事没事地写信！”这是直贵经历了诸多歧视和冷遇后生成的想法，也曾想和刚志断绝关系，还他普通人的自由，不过没有勇气说出口。

直贵在逃避，逃避歧视及因此注定的结局，后来当真去信和刚志断绝关系，但是歧视依然存在，内化成心理负担，让直贵听任愧疚和良心谴责。

就像直贵的上司平野社长所说，歧视不会消失，尽管不合情理，现实需要存在歧视。

这里的歧视有所指，是对犯罪者所犯罪行的惩罚。犯罪者要明白，一当犯有罪行，不是自己在高墙里服刑就完了，同时也抹杀了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

当然，其他方面也随时可见歧视的踪影。比如，女演员的儿子吸毒，她的演艺生涯势必有所影响，旁观者的惋惜声也是歧视。

歧视不合情理，可是确实存在，方方面面，有时也需要歧视存在。

所以，正视现实，冲动解决不了问题，逃避也解决不了问题。没有歧视的世界只在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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