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6日晚，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第二周演出开启，温琦导演携充满视觉冲击力，集戏曲风格与武打动作于一体的作品《假行者》与观众见面。

止戈为武，无奈冤冤相报。夜色中，武松走上鸳鸯楼。画堂深处烛影摇动，武松手中的刀和目光一样锐利，内心却陷入昏幻迷醉，眼前所见都变成回忆：时而在柴进庄上染患疟疾，时而在快活林打抱不平，时而看到死去的魂灵向他哭诉，时而耳边萦绕玉兰所唱的《水调歌头》。月光亮如白昼，照耀着这场武松心中似乎永不停歇的战役。重复、倒错闪回、变形放大，在剧中，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发生在鸳鸯楼漫长月夜的故事，也会面对武松跨越底线的过程。在温琦导演的重新解构下，舞台将被淹没，武松回到生活。

武松形象的构建

长久以来在大众心中，武松均是以一个典型的打虎英雄形象出现。如此的英雄人物是否有另一面？在构想初期，消解武松固有的英雄形象成为温琦的创作契机。但随着对原著的解读更完整，创作过程更深入，温琦不再追求对原有形象的刻意消解，而是贴合原著，认识武松，去挖掘为什么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里，武松会成为被改编创作最多的故事角色。

排演武松的作品一定会涉及到诸多的打戏，在温琦看来想要展现武松的形象离不开动作戏的编排。以戏曲《武松打虎》、《武松打店》等优秀作品为原点进行发散，逐渐编织出《假行者》武打动作戏的脉络，温琦介绍到这种武力行为既是武松自保的能力，也是一种暴力行为的符号化。将这种符号化本身的处理放在舞台上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观众的肾上腺素，才能让观众与武松共情当下最真实的状态。“不光是武松在进行战斗的过程中，还包括他结束每一场战斗之后，在一场战斗与一场战斗之间，在短暂的停歇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也是能够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编排的打戏节奏、分布去传达给观众的。”

现代化转译是带有当下的思考

《假行者》在贴合原著的基础上对武松形象进行诠释与挖掘，对于古典文学的现代化转译，温琦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件刻意而为的事情，而是在创作过程中带有当代人的思想与印记。“实际上原著本身就是一部来源于人民的文学，它其中讲得很多都是市井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所以在不同年代下创作者的改编，也是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转译。”

改编不是照相机般的复刻，而是对于当下生活的写实与对照，无论是各种戏曲、平台对于原著的改编，还是文学上的后记，都是带有创作者结合现实独特的加工与再创作。青年导演温琦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带有年轻一代的思考，为《假行者》注入新意与活力。“当我们的思考介入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种当下的转译了。所以我觉得现代化转译不是一个可以去追求的事情，而是说我就以我自己，以我的主体，以我创作者的身份，去重读原著，去把我想讲的东西讲给大家，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转译。”

另一个哈姆雷特

通过各种倒错闪回、原著文本重组、现代化艺术理念，《假行者》为观众呈现了武松身上的多样性。在梳理整体脉络时，温琦看到了武松身上与哈姆雷特的相似性，并说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武松就是另一个哈姆雷特。

“实际上也是当初在分析武松形象的时候思考了很多，就像哈姆雷特也是有一个崇高的精神，但他实际上因为自己的自己行事的方法并不多，他所在的身份，担当的责任与自己的能力并不匹配，导致他最后没有办法控制，最后只能被裹挟在这个命运当中前进。武松也是这样一个人，武松他的道德非常高尚，武力非常高强，但是他没有办法，最后他也被命运裹挟着，不停地向前走。”

与哈姆雷特相似的还有武松本身的悲剧性，他主动抛弃了打虎英雄的身份，将其留在了鸳鸯楼的白粉墙上，最后变身为一个行者。对此温琦说道:“武松对于自身形象的主动转变，其实是他自己之前生活的一个毁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悲剧性的事情。”虽然两名角色所选择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两个人就好似在山麓分手最终在山顶回合，成为类似镜像般的自己。

自然而然的事情

95后导演温琦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大学所学专业也与戏剧没有直接关联，虽然如此，温琦却在行业内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对此他说道做导演是一件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在大学期间，温琦便积极参与学生作品的创排，戏剧逐渐发展成为了自己离不开的兴趣，时时刻刻都想着应该怎么诠释一个作品。当他看到好的文本时，便想象着它在舞台上的呈现是什么样子，当他去到剧场观看作品时，便会非常想以一个导演的思路去剖析作品最终的呈现方式。“当时就天天盯着那些演员的调度，盯着那些舞台的灯光，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吧，不是说有特殊的契机让我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最后温琦有些酷地说道如果现在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戏曲的美学和自由的意识，像一道天光流动在这样一位英雄的塑像上。武松在这场疟疾病发之时审视着他的雕像，又像没有人会关心的某个路人、行者，苦日漫漫，行脚乞食，一个人在世间修行着。温琦也秉持着对戏剧的热爱，在艺术的道路上无畏前行。

稿件来源：中国国家话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