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下午，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强国论坛以“‘高峰’电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为讨论议题，邀请黄建新、章子怡、郑大圣、刘昊然、束焕、兰晓龙等电影人，从导演、编剧、表演等维度，探讨“高峰”电影的创作方法论。

勇攀电影创作“高峰”

探究“高峰”电影，首先要明其义。执导过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1921》的第五代导演代表黄建新认为，能够被称为“高峰”的作品一定要有巨大的碰撞，碰撞可以来源于世界、来源于历史、也可以来源于心灵。同时，“高峰”是需要攀爬的。他以近几年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主旋律电影为例，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大获成功，“证明我们的题材内容仍然是很丰富的。”之后的《湄公河行动》《长津湖》等主流电影，票房节节攀升，说明主流价值观是大众认可的价值和情感系统，“只要做好了，观众就会喜欢。”

黄建新坦言，做电影不能自视太高，电影通过影院放映、观众买票入场，天生自带商品属性，“对观众来说，只有喜欢和不喜欢；观众拿钱投票，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黄建新认为，一部好的电影，要有好的故事、人民情怀、艺术想象，还需要开阔的思维与不拘一格的精神。电影人需要集合所有力量，勇攀高峰。这是整个电影界的责任，也是机遇。

导演郑大圣结合多年创作经验，提出“高峰”电影创作一定要落地——作品既能触达放之四海皆通的人类情感，同时展现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情感。他表示，“时间”是检验作品能否被称为“高峰”作品的关键要素。创作者应该用丰富的作品，把市场金字塔的基座做大做强；艺术和商业齐飞，才会不断有“塔尖”作品涌现。

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高峰”作品

编剧束焕曾参与过很多贴近生活、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创作，包括电影“囧系列”、春晚小品等。在他看来，“高峰”编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精确的类型感、精巧的编剧技术和价值观。另外，“高峰”电影创作需要数量的积累，需要广大年轻电影人将激情和创造力投身创作，唯有强大坚实的基础才能支撑真正的“高峰”。

谈及短视频等对传统影视业的冲击，束焕表示，“喜剧的下线是让观众笑，但上线是剧，也就是人物、情感。”他并不认为短内容的出现，会对电影造成致命冲击，“观众除了要看快节奏的内容，对戏剧作品还有别的要求，比如主题、人物，并不是笑笑就完了。”因此，短内容的发展，反而倒逼喜剧创作更加地纯粹，更加追求人物和故事的完整性。“观众走出电影院，除了回味故事本身，还能产生情感共鸣，这才是好电影的标准。”

电影《长津湖》的编剧兰晓龙深耕军事题材作品创作多年，关于“高峰”电影的定义，他认为，电影是“文化”，真正把文明化解在其中的才是“高峰”电影。同时，“高峰”电影除了需要商业属性的加成，更重要的是能够抓住观众，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仰望“高峰” 共赴征途

“‘高峰’表演就是让观众念念不忘的表演。”演员、导演章子怡以表演艺术为切入视角，分析“高峰”电影的创作。她认为，“高峰”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表演者来说，什么是“高峰”表演也无法具体衡量。她分享了自己首次参与执导《我和我的父辈》的经历。初执导筒的章子怡，负责其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段落。当时，另三位导演，徐峥手里已经有一个成熟得随时可以开拍的剧本，吴京和沈腾也有自己的创作团队。章子怡花了很长时间，走访人物，体验生活，她找了很多故事，最终选择以“两弹一星”为故事突破口，25天拍完短片《诗》。沉浸在角色里的章子怡特意叮嘱摄影师：“我进入表演状态非常快，拍摄时千万不要停摄影机。”电影上映后，《诗》篇章收获好评。章子怡感慨，“我吃的苦没人能体会，但经历过后，就是成长。”她还建议，“台前幕后都不要先考虑‘高峰’这两个字，而是要把最本质、最真挚的自己奉献给职业。”

青年演员代表刘昊然也来到论坛现场。在他心目中，“永久停留在观众记忆中的表演，就是‘高峰’表演”。对于青年力量在“高峰”电影创作中的作用，他结合自己在《建军大业》（饰演粟裕）、《1921》（饰演刘仁静）的角色谈到，“两个角色都是19岁，他们都敢于挑战权威。求知欲、探索欲、尝试精神，是年轻人最大的力量。有了这份心态，才有可能创作出‘高峰’作品。”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电影史正是中国电影人追求“高峰”作品的历程。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认为，“高峰”电影需具备高尚的思想境界，前沿的时代意识，丰富的民族图景，至美的艺术追求。他呼吁每一位电影人，都要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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