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15年5月，我在《三亚日报》“影音”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电影史上每一代的代表导演，简要阐述其生平和作品。现将文章整理转载于个人头条号，供电影爱好者或研究者作为入门资料。

文|陈令孤

即使不怎么了解中国电影的人，对蔡楚生这个名字也是极为熟悉的，因为他导演的《渔光曲》在1935年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这个事件被列入初高中的历史课本中。

而对于电影专业的人来说，都知道法国电影学者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电影史学著作，在这本书里，萨杜尔列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200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导演。

仅仅通过这两个事例，我们就可以看出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性。

学徒生涯

蔡楚生祖籍广东潮阳，这个地区人口稠密，但资源有限，老百姓们有出外经商的习惯，人称“潮人善贾”。蔡楚生的祖父早年就离开家乡，到上海做百货生意。

1906年1月12日，蔡楚生出生于上海，父亲受过传统教育，经商之余，雅好书画，母亲喜欢戏曲，并擅长剪纸、刺绣。这些来自家庭的熏陶，对后来蔡楚生自己的艺术风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蔡楚生6岁时，因为祖父厌倦了十里洋场尔虞我诈的生活，一家人迁回潮阳老家。他开始参加田间劳动，同时又在村里的旧祠堂里念私塾，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由于父亲期望他能够成为经商之才，振兴家业，在他13岁时，送他到汕头市的一家杂货批发店里做学徒。蔡楚生白天在店里工作，晚上以百货箱里垫底的报纸为教材，对着油灯，认字学习，并练习写书信。

由于兴趣不在商业，几年的学徒生涯，蔡楚生并没有什么长进，父亲很着急，又把他送到上海叔父开得一家店里学生意。但是在上海待了两年，蔡楚生就因为“水土不服”，回到了家乡。

经过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几次进出，蔡书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了较深的了解，但是自己的前途却一直处于彷徨中，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结缘电影

1926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因为取外景的需要，到汕头拍摄电影。摄制组的带队导演陈天，急需一两个熟悉本地情况、又懂点文艺的人做助手。经别人介绍，他认识了蔡楚生。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

跟随影片拍摄期间，蔡书生大开眼界，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蔡楚生生命中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却决定了他之后的命运。

剧组走后的第二年，蔡楚生便决定离开家乡，到上海滩闯荡。由于和陈天相识，他首先想到去华剧公司找一份工作。但真实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华剧本身并不是大企业，而且老板为人吝啬势力，看不起作为菜鸟的蔡楚生。

在陈天的耐心举荐下，他才做了一名临时工，干一些片场杂活，月薪应付不了日常开销。但他依然挤出一点零用钱，购买文艺书刊，看电影时总是带着纸和笔，自学优秀电影的手法。

不久之后，由于和老板发生冲突，蔡楚生辞去了华剧的工作。

正当生活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他想起了曾经有一面之缘的前辈郑正秋先生，便鼓足勇气，前往明星公司拜访，向他陈述自己对电影的看法。他还批判了《火烧红莲寺》掀起的武侠神怪风，殊不知这片正是郑正秋写的。

郑正秋被蔡楚生的诚实和对电影的热情所感动，决定提携这位小自己18岁的小同乡。他力排公司众议，让蔡楚生做了副导演，两人在两年间合作拍摄了四部影片。

但是明星公司的大老板张石川一直对这位傲气的年轻人心存成见，在一次拍片过程中，蔡楚生好意上去帮助挪动了一下机位，遭到张石川的破口大骂。

蔡楚生一气之下，又离开明星公司。

一鸣惊人

由于蔡楚生在多年的打拼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拍片经验，经友人的推荐，1931年，他进入联华公司，正式成为一名导演。联华以拍摄格调较高的文艺片见长，这与蔡楚生对电影艺术的追求恰好相通。

他接连导演了《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等片，内容以讲述凄婉的爱情故事为主。虽然这些影片在布景、摄影等方面追求唯美精致，手法新颖，但是由于脱离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甚至遭到了左翼文艺家的批评。

蔡楚生没有被这些声音吓到，他诚恳地进行反思，于1933年拍摄了一部现实主义之作《都会的早晨》，通过一个贫富二元对立的故事，颂扬了劳动，批判了有闲阶层。影片获得了不错反响，左翼批评家也认为他进步很大。

顺着这条道路，蔡楚生紧接着拍摄了他的成名作《渔光曲》。

《渔光曲》讲述的是东海小渔村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故事，以凄婉的笔调描写了下层百姓的苦难生活，同时也透视到了富人淫逸生活背后的痛楚。蔡楚生拍片向来以速度快见长，但是这部片却拍了18个月。一方面是因为要远赴东海取外景，另一方面在于蔡楚生坚持采取国外先进录音设备，制作成有声片，和公司僵持了不少时间。

1934年6月，影片制成公映，连映84天，造成了轰动效应，一举刷新了3个月前刚刚创下观影纪录的郑正秋拍摄的《姊妹花》。主题歌《渔光曲》的十几万张唱片也一抢而空。

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蔡楚生也一跃成为世界性的电影艺术家。

这部影片在当时能如此成功，与其现实主义的内容和积极的思想主题有很大关系，但时至今日，它仍然能成为经典，也可见其艺术上的成就。

《渔光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过渡阶段，相对于其它有声片的粗糙来说，这部电影将音乐有机地融入到画面中，成为表现主题和刻画人物的重要元素，是早期有声片中最为成功的一部。

再创纪录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进入“孤岛”时期，蔡楚生和一批电影家南下香港，继续电影创作。1942年香港沦陷，蔡楚生乔装成难民，逃亡桂林，1944年到达重庆。抗日战争结束后，蔡楚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上海，看到十里洋场重新成为冒险家的乐园，那些在战争期间大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摇身一变成为接收要员。受此启发，他开始写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

由于当时他重病缠身，便邀请刚刚入行的郑君里联手执导此片。他在家中遥控指挥，郑君里负责现场拍摄，每天前去汇报情况。经过一年的时间，方告完成。

《一江春水向东流》片长160分钟，分上下两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影片在时间上跨度十年，从抗战前夕一直写到战后接收；在空间上涉及国统区、沦陷区和敌后游击区的生活；在内容上，通过主人公张忠良与“沦陷夫人”素芬、“陪都夫人”王丽珍、“接受夫人”何文艳之间的错综关系，揭示了战乱环境下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以大手笔浓缩了历史的变迁、民族的灾难和人性的沉浮。

1947年10月下旬，电影上映后，轰动上海，连映3个多月，观众达70多万人次，甚至还有盲人购票入场“听电影”。该片刷新了之前《渔光曲》保持的票房成绩，创下了中国电影的新纪录。

由于影片人物众多、事件庞杂，极为考验导演功力。蔡楚生借鉴中国古典戏曲的结构手法，将整个社会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家庭里，分三条线索安排情节，并通过颇具戏剧性的“一男三妻”的人物关系营造张力。再加上很好地运用了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方法，使得影片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兼具艺术系和观赏性。同时，片中采用的月光意象和诗词典句等，也营造出深远的意境。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影片中过于煽情的抒发和对社会的直白控诉，少了某种沉郁含蓄的味道，艺术生命力不强。

1949年后，蔡楚生被任命为电影局副局长兼艺术委员会主任，成为级别很高的文化官员，日常被参加会议、出国考察等事物所占据，难有电影创作的时间，仅在1963年拍摄了一部《南海潮》的上集。

“文革”期间，由于夫人陈曼云（曾是中共秘密战线人员，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1941年和蔡楚生一起生活）被捕入狱，他受此打击，一病不起，1968年7月15日去世。

回顾他的一生，从影经历虽坎坷，但拍出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这对导演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这就是他艺术成就的体现。

（首发于《三亚日报》201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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