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15年5月，我在《三亚日报》“影音”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中国电影史上每一代的代表导演，简要阐述其生平和作品。现将文章整理转载于个人头条号，供电影爱好者或研究者作为入门资料。

文|陈令孤

“第五代”电影人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有机会看到不少作为“内参片”引进的国外优秀电影，独特新颖的电影语言给他们以很大的震撼。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却因矫饰虚假而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其中仍然有两部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一部是费穆的《小城之春》，另一部是便吴永刚的《神女》。

陈凯歌回忆说：“中国电影里，我当时非常喜欢《神女》，没有能与它比肩的作品。”摄影家侯咏说：“《神女》无与伦比，经得起考验的电影是靠艺术本身。”

当时拍摄这部影片时，导演吴永刚才28岁，这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此后到1980年代，他74岁高龄时和吴贻弓一起执导了《巴山夜雨》，同样也是经典。

这一头一尾两部杰作，使吴永刚的创作生涯看起来很圆满，其实背后却经历着巨大的痛苦。

出身美工师

吴永刚190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是上海“爱国女学”毕业的学生。他4岁时，父亲因为工作的需要，全家迁到河南洛阳，并常常往返于西北高原。在荒凉的环境中，他没有适当的游伴，幼年生活常是孤独的。

受父母的影响，他开始喜欢上文艺，痴迷阅读，看了很多司各特、狄更斯等西方小说家的作品。后来到一家教会学校上学后，一个思想进步的老师又借给他许多“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书籍，使他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阔。

他还开始练习写作，曾写了一篇反映车夫悲惨生活的故事，发表在了报纸上。当时，他戴着一副眼镜，被同学称为“书呆子”。

1925年，吴永刚由于和同学一起私下传阅革命刊物《新青年》，并参加“非基督教大同盟”，投身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父亲为此感到很不光彩，在批评了他一顿后，决定让他弃文从商。但吴永刚并不喜欢做生意，后经一位叔伯的介绍，进入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做了一名美工练习生，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一开始，吴永刚在别人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为无声影片的片头画小插图或者是为对白字幕画衬底图案。他并不满足于此，特地去商务印书馆学了一年的工艺美术，并利用业余时间，常去附近的三轮小电影院看票价低廉的中外影片，从中学到了很多蒙太奇技巧。不久后，他被提为正式的美工师。

左：金焰 中：吴永刚 右：章志直

1928年，他从百合公司转到了天一公司，除了担任美工外，他还学习服装、道具、化妆、置景等业务，跟随当时著名的导演史东山做场记，偶尔也在影片中跑跑龙套。同时，在工作之余，他继续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修国画，并学习摄影、洗印、录音等技术。

正是这种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态度，奠定了吴永刚扎实的业务基础，而他在美工上的追求也影响到了他之后电影语言的风格。

处女作成名

在从“天一”到“美专”上课的路上，吴永刚常看到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在昏黄的路灯下游荡、拉客，但是在她们浓厚的脂粉下，掩盖的却是一张张痛苦凄楚的脸庞。他心有所触，产生了一个要为她们画一幅画的想法：街灯下站着一位看似漂亮却面带愁容的女人。但是由于功力不够，素描画在当时也不吃香，这个想法一直搁浅下来。

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兴起，吴永刚也从“天一”转到了联华公司，与蔡楚生、田汉、孙瑜等成为同事，彼此相谈十分投机。这个时期，联华出品了孙瑜的《大路》、蔡楚生的《渔光曲》、费穆的《城市之光》等一批现实主义影片，对当时社会阶级矛盾进行了揭露。

这些作品对吴永刚影响很大，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妓女悲惨生活和流氓横行霸道的影子，并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剧本，取名为《神女》，将卑贱的妓女和圣洁的母亲汇于一体，颇具象征意味。

由于吴永刚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电影美工，对片场工作很熟悉，田汉和公司职工都认为他有能力独自执导这部影片。在大家的支持下，老板也同意了。影片开拍前，吴永刚对剧本进行逐字逐句地分析，对每一场戏和每一个镜头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并画出草图。

在风格上，他追求以朴素的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在镜头上注重探索新意，不落俗套。例如，片中有一个情节，流氓突然闯到女主角家中，吓得她不知所措，镜头从流氓的胯下拍摄她的恐惧表情，以强者的姿态逼视弱者，形成欺凌与受辱的对比，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1934年，《神女》上映，被评论界称为“1934年下半期中国影坛的最大的收获”。除开内容的现实主义和主题的批判性外，影片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电影语言上的出新，构图和镜头迥异于当时其它电影的庸常手法；二是阮玲玉精彩的表演，她以朴实自然的动作和神态，表现了一位受欺凌又极为坚强的母亲形象，吴永刚称她的表演就像自来水龙头，“说来就开，说关就关”。

几十年后，那批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之所以称赞这部影片，也就是因为其在画面、表演等这些纯电影性元素上面的成就，走在了时代前列。

浩劫后的崛起

《神女》之后，吴永刚又尝试了儿童片、侦探片、古典戏曲片等题材样式的影片，但除了一部“国防电影”《壮志凌云》外，其它反响一般。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北上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拍摄《辽远的乡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上映的国产故事片之一。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一些关于艺术的意见被人认为是“反党言论”，错化成右派分子，受到了迫害。他导演的古典故事片《秋翁遇仙记》也被认为是“大毒草”。之后，他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接下来拍摄的戏曲片《碧玉簪》又遇到了反右倾斗争，并在“文革”中成为批判他的材料，他被关进牛棚。政治上的一系列不幸，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

“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工作，立即投入到创作中。1980年，吴永刚担任影片《巴山夜雨》的总导演，在物色影片执行导演时，他看到了吴贻弓的处女作《我的小花猫》，对其很欣赏。两个人在政治上曾有共同的遭遇，而吴贻弓所追求的那种“清淡处蕴深情”的风格也与吴永刚相似。两人合导的这部影片非常成功，获得了当年金鸡奖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巴山夜雨》在一天一夜的特定时间里和一条轮船的限定空间中，浓缩了中国时代浩劫的横断面。失去了身体自由的囚徒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而押解囚徒的人在精神上却处于牢笼中；在舞台上扮演喜剧角色的演员在生活中遭遇的却是悲剧；祭奠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的儿子的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正是通过这些颇具矛盾性的人物组合，影片反思了那个倒行逆施的时代的残酷性。

在艺术风格上，影片借鉴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水墨画的创作技巧，通过夜月、长江、远山、细雨等意象，把淡雅唯美的画面风格和深沉含蓄的故事表达结合起来，形成抒情诗一般的氛围。

之后，吴永刚又于1981年作为总导演拍摄了历史题材影片《楚天风云》，他非常注重服装、道具上的调查考证，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影片由八十年代最美的女星之一龚雪主演，但因为程式化的样板戏风格，反响一般。

1983年12月18日，吴永刚因跌倒引起脑部深度溢血，不治身亡，享年77岁。

在中国导演群体里，吴永刚是少有的重视电影语言的导演之一，这与他早年长期从事美工工作有关，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影像的艺术。《神女》《巴山夜雨》等影片在语言风格上所突显出的开拓性，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表现手法，是电影美学民族性实践的成果。

（首发于《三亚日报》201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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