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李睿珺《隐入尘烟》影评的第三篇，事不过三，我保证这会是最后一篇。上篇文章已经对电影本身作过不同层面的“技术”分析，这一篇我们将走出电影，简单聊聊由电影引发的各种声音和思考。这次文章不会很长，也不会有太多尖锐的内容，大家可以放心转发。

《隐入尘烟》中有一个细节，马老四和曹贵英夫妇能够继续种地，是因为张永福一家人去年租地种出来的粮食今年没卖出去，无力再租，才退回给当地村民种的。也就是说，影片中呈现的传统农耕的场景，其实是一种间隔年式的存在，是特殊时间和环境造就的个案，而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农耕，早就开始大面积消亡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随着农村劳动力日渐减少（城市化进程和生育率下降），周其仁等经济学家们在顶层设计上完成了土地确权（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分离）之后，土地流转便在全国悄然进行，过去相对落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渐渐瓦解，这一现象在李睿珺的前作《老驴头》里已有反映。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转变成新时代的“佃农”或“产业工人”。

如何看待过去土地和人的关系？三农专家温铁军在谈到乡土中国的土地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和主流经济学家很不一样的观点：在乡土中国，土地并非如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意义而存在，它的本质是一种民生保障的手段。

发育于“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的华夏文明，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耕者有其田”，也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乡土传统。在乡土中国，由于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相对于城镇落后许多，国家便以分配给农民土地的方式，弥补对广大农民的亏欠。改革开放初期，在公有制的主导下，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下放给农村集体或个人，也构成了“城乡二元制”的制度基础。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乡土中国，人和土地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相依为命的关系。也就是说，传统农耕是作为一种生存逻辑、而不是作为经济学逻辑而存在。这也注定了人们（尤其是上层建筑）对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的动力比维护社会稳定的动力要弱很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间，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的中小型机械化农具在农村很难推广。这是因为农民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自身与土地的存在关系，这也构成了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源。

在这一思想和逻辑的主导下，不仅土地作为可带来投资回报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很弱，农业作为产业的属性也很弱。

但是，在生存之上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属性正日渐显现，农业也日渐确立了它作为基础产业的地位。随着现代工商业的文化渗透和对国民的改造，人们普遍更强调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就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来看，在城市化（农民洗脚进城和城市空间扩张）的背景下，房地产成了土地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产业，没有之一。而在房地产之外，如何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农业生产效率，其成长速度却明显滞后于其他产业。

从生存逻辑（存在）过渡到经济学逻辑（算法），对很多习惯了用传统方式跟土地打交道的人而言，是非常艰难的。朴实憨厚的马老四就属于转不过弯来的落单的那批人之一，他们始终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传统农耕时代。

我看到网上有不少观众问：马老四为什么不选择与土地松绑、进城打工？

这是个好问题，事实上，导演李睿珺并不是没有将视角触及到进城打工的那批人。在他的上一部作品《路过未来》中，男女主人公的父母都是忍受不了甘肃家乡的贫瘠、来到深圳讨生活的初代农民工。他们在极速流变的深圳从事的是最基础、最繁重、对身体伤害最大的工作，在城里落下一身病痛之后，被淘汰的他们，又不得不回到家乡（落叶归根），重新和土地相依为命。

电影《路过未来》

这一次，在《隐入尘烟》中，导演聚焦的则是没能力出去的、留在甘肃农村的农民群体，或者说，也是带着伤病退回到农村的一批人的处境。

观众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背后也隐含着个人在大环境中的选择能力的问题。

坦白说，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当下社会留给底层人群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多次重申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的原因。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重新激活阶层流动；也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过去疫情“横行”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去过包括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很多乡村走访和考察，我发现：那些不愿在农村和草原种地或放牧的年轻人，他们进城后可选择的机会并不多。这一方面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能力相对较弱有关，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和职场的要求；另一方面就是社会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岗位和回报，与他们的预期差距太大。

而且，由于人工成本上涨，几乎所有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都不太愿意再招人。智能化的机器人已经在逐步取代一批又一批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且，近年来的制造业外迁，更使原本就极速萎缩的用工需求进一步坍塌。最后，这些进城谋生的小镇青年们，只好流向了方兴未艾的流通产业。从偏远的八线小县城到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型城市，这些年，大街上见得最多的，除了广告牌，恐怕就是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了。电子商务消灭了大量实体店，却促成了快递和外卖两大行业的兴起。

可即使如此，流通产业在吸纳就业上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有限，剩下的待业青年们，都去了哪里呢？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活跃在抖音、快手等视频网络平台。他们或分布在风吹雨打的桥头或景区门口，或聚集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录制各种光怪陆离的小视频；他们或穿着清凉，或天赋异禀，都齐刷刷地冲着屏幕对面同样对这个时代无所适的看客们喊“老铁”、“家人”或“集美”……但这些人中，能获得资本和流量加持、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带货能力的网红的，寥寥无几。

总而言之，如果不想留在村里种地，当下社会留给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小镇青年的机会，基本就两个：跑腿和跑流量。而已经从底层中挣脱出来，步入新中产行列的人们，普遍的焦虑和恐惧，便是再次坠落到那个他曾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脱的社会。

社会留给年轻人——初升的太阳的选择机会和生存空间尚且如此狭窄，而步入中年、与时代洪流格格不入的马老四和曹贵英夫妇，又还有多少机会呢？

同时，提出“何不进城打工”这类问题的观众，潜意识里都是以现代文明的立场和视角，在审视传统农耕及其背后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很少能真正走进当地农民的精神世界去，站在农民的立场和视角去想问题。

这也是目前很多乡建工作者或乡土文化工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普遍都是以现代人的立场和需求，对三农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三农中本就很脆弱的主体性和话语权也在进一步被削弱、甚至被丧失，所有的东西都被动地跟着权力和资本走，跟着现代趋势走。这也是电影中的马老四和曹贵英夫妇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根本原因，面对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他们根本就插不上话。

我并没有要刻意与近四十年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唱反调的意思，我只是觉得：社会发展并非单向度的，现代性也并非唯一的绝对真理。

一个人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主动选择顺应时代潮流，或许是好事，这样做固然会失去很多，但幸存下来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在滚滚红尘中也总有被落单的人，文学和电影很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看见”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在一片赞歌声中被抹去，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觉得这就是《隐入尘烟》的价值所在：对生命个体的如实观照。至于个人如何改写自己的命运，则可以视作读者和观众在“看见”这一独特存在之后，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和警醒。

至于有些观众说电影放大了现实的苦难，让人难于直视，我只想说：可能是我们习惯于透过滤镜和美颜看世界，把世界想象得过于美好了。

和很多观众不太一样，我并没有把《隐入尘烟》看作是悲剧。一个人试图改写自己的命运而不得，或个体与环境的冲突始终无法调和，才算得上悲剧。但马老四和曹贵英俩人的世界观是完整、笃定的，他俩对于改写自身命运的诉求并不强烈，因此，他们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有多悲惨——祖辈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是观众戴上工业社会特制的滤镜和美颜之后，以现代人的立场和视角代入到男女主人公的生活，才觉得它悲惨。我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现代人的矫情与脆弱”。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程，自英国工业革命走到现在的工业4.0和信息时代，人类的生产效率确实获得了数次提升和飞跃，但人普遍的幸福感提升了多少呢？人类不但没有使群体获得更多的幸福，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建立在工业生产和信息爆炸的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最典型的两个病症便是：人的普遍异化和碎片化。

单向度，在悄无声息地抹杀人的完整性和独特性，使每个人都沦为标准化的工业制成品。这便是现代城市在表面上看起来都大同小异的根本原因，因为城市里的人都在走向同质化。不仅如此，现代城市的精神本质上仍是匮乏的，它的那点儿可怜的营养，全来自于城市边缘的自然和乡土。

现代人在消费层面上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仍在承受着资本与权力的双重奴役。在消费主义的笼罩下，人的主体性也在一步步被瓦解，变得支离破碎。在独特性和主体性日渐虚弱的处境中，如何找回“我”、定义“我”，则成了新时代日渐艰难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精神的时代价值，反而日益显现。

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九二十世纪，在全盘西化的日本（全盘西化的本质是全面现代化），仍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要保存日本的传统精神。在电影《最后的武士》中，代表武士道精神的首领森胜元，以决斗和自杀的方式向当时的明治天皇死谏，便是看到了传统精神的普世性和永恒性，不能因为要大步向前走、跻身列强，就将其弃之荒野。

电影《最后的武士》

这也是急于摆脱贫穷与落后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进入到现阶段时提出“乡村振兴”的原因之一。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果，提高社会生产力，解决十数亿人口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又要保存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在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重新把“人”放回到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中去审视，以疗愈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病症。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别再把个体的欲望和感觉太当回事（现代语境中的“钝感力”），把“人”放回到与万物生灵几乎同等的地位去承受命运，这便是电影取名“隐入尘烟”的另一重含义。

同时，“乡村振兴”的意义还在于摆脱现代性中的单向度，为生活提供另一种可能。对于那些无法引领时代、或不愿在现代城市里讨生活的人而言，乡村或许也将成为他们另一个栖息地。诚如罗素所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多元共存” 的背景下，政府和社会该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改善乡村的医疗、教育、卫生、交通、信息等公共服务，为宜居夯实基础！就目前而言，这几十年，人们在改善乡村生活环境中的努力和成就，还是很显著的。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三农的状况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希望的田野上，明天会更好！

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德）尼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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