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又又又一个顶流塌房了。
说真的，每次看到明星，尤其是男明星在微博上发所谓的辟谣帖子，我内心非但波澜不惊，甚至都觉得有点好笑。
毕竟有凡凡的“大家放心,我会自己进监狱”的珠玉在前，加上某钢琴王子，某时间管理大师，某宇宙直男的种种行径早就为我们打好了“预防针”，所以不管是现在峰峰的人设崩塌也好，还是江湖传闻即将到来的男明星大规模塌房潮也罢，大家恐怕想来都能波澜不惊，笑看风云，低头吃瓜了吧。
（凡凡说到做到，真爷们）
有人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男明星那么喜欢嫖？这玩意儿有什么魔力么？
哎，魔力不魔力的另外再谈，要知道在一百多年前，他们可是一家子的，现在这样的情况简直就是“同类相残”！
下面就让我挥起洛阳铲，为大家挖一个古典瓜来吃吃吧。
01几千年的压迫
前段时间刘亦菲主演的《梦华录》大热，其中非常引人争议的内容之一就是女主和她小伙伴为了“脱籍”而做出种种努力和奋斗。
“乐籍”制度始于北魏终于清朝，是一种畸形的奴隶制度。
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宋代的教坊司都是它的发展和延续。
受到元代户籍制的影响，承袭了元代制度的明代和清代，对乐户、乐人的打压歧视一度达到顶峰。
电视剧《大宅门》里白景琦对一心要嫁给万筱菊的妹妹说过这么一句话：“戏子当然是人，可谁都知道，鹌鹑戏子猴，没人把他们当人看。”
所以即便在清朝已经不复存在，五千年帝制轰然倒塌的民国社会，普通人对于“戏子”的看法仍旧还沿袭了封建社会的那一套——他们是人，又不是人。
“是人，又不是人”并不是一种夸张的描述，七爷的这句话一下子就点出了戏子在旧社会的社会地位：贱民。
是的，不止我们隔壁的宇宙大国印度有贱民阶层，在中国也长期保存着贱民人群。并且和阿三哥那边的情况类似，贱民是不得与良民通婚的，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居所，甚至所穿的服饰都有别于普通人。
（印度的种姓制度至今名亡实存，“达特利”和“不可接触者”依然比比皆是）
除了官方的教坊机构，私人也大量豢养乐人。
比如《红楼梦》中为了迎接贵妃省亲从苏州采买的十二个小戏子，又比如白居易家中的樊素、小蛮，就连大文豪苏东坡家中也豢养了大量的家妓。她们在主人宴请宾客的时候献上歌舞，甚至被当做礼物互相交换赠送。
至于她们是否需要出卖肉体……你说呢？
家妓无法避免的事情，官方背景的教坊、青楼中自然也不例外。
尤其是在明朝，在乐户脱籍方面基本是铁板一块，如果说唐宋时期还有烟花女从良嫁人的可能，有明一代基本上是毫无希望。
不但如此，在党争倾轧达到了历史高峰的明代官场，把政治对手的妻女投入乐籍，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就成为了最常用的手段，因为乐户是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
项阳《山西乐户研究》一书中写道——河津常好堡老乐户张太娃（1983年）七十四岁谈：“早年听祖父张蛋子说，他先祖是张居正，至今还供奉着张居正神牌。”
大明首辅的子孙流落山西成为乐户贱民，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能找出踪迹，这就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发生在宋代临安，而非大明）
鲁迅先生在《我谈堕民》里写道“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
所谓的“堕民”也是明代乐户的遗留。
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33年，可见在那个时候的浙江也还有乐户后代生活的残留痕迹。
明代开始，为了“礼教大防”，官方着重打击女乐，女戏子一度式微。
但是官方和民间的歌舞、戏曲需求并不会因此减少，所以男戏子们代替女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很少能见到的“男旦”、“男优”在百年之前才是正儿八经的舞台C位。而流行在江浙一带，基本由女子演员表演的越剧，产生于1906年，属于新生事物。
不但如此，从顺治直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屡次颁令全面查禁娼妓，不单废止官妓，私娼也被禁止。
这就导致了烟花柳巷里出现了所谓的“相姑堂子”。《侧帽余谭》中如此解释像姑：“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今讹为‘相公’”。
“像姑馆”，是指这些男性伶人的住处，清代时又称为“下处”。北京的陕西巷、韩家潭、樱花斜街等地，都是旧时相姑堂子集中的地方。
这些小像姑们白天唱戏，晚上就……
嗯，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白景琦说他们“是人又不是人”了么？
乐户是人又不是人，像鬼又不是鬼，是男人又被当做女人一样“使用”，千百年来受到封建势力的各种压迫，所以旧社会只有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人才会把孩子卖入戏班子。
就像是《霸王别姬》里小豆子的娘，她难道不知道小豆子长大后面临的是什么么？
她别无选择呀！
02新中国把鬼变成了人
从北魏到民国，戏子们一代又一代过着被人非议、侮辱的生活。他们没有晋升之路，从出生到死亡都行走在一片黑暗之中。
直到新中国成立，被压迫了几千年的“贱民”们翻身，成为了新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主人翁。
在抗美援朝期间，人民艺术家常香玉义演180场筹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
1954年10月8日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演员的光荣和感激》。
“一个演员生长在旧社会里，是万分痛苦的。从小时候学戏开始，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等你慢慢长大了，会唱戏了，军阀和官僚们的种种压迫和侮辱就都来了！……有一个国民党匪军的黄师长是那里的土皇帝，他先是天天看戏不买票，并且不管去不去都得给留下十个座；后来他生了更坏的主意，竟公开的要强迫我作他的小老婆。我气愤极了，就拼着个死命痛快地骂了他一顿。反动派对我们是赶尽杀绝的，首先把同情我的一个房东姓王的拉走枪杀了；晚上又在我们的剧院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还说：“你不开眼，在开封挨手榴弹，在尉氏再叫你尝尝手榴弹。”
……
“因此每当我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时候，我强烈对比地想到了演员在旧社会的遭遇：无情的手榴弹就是反动统治者对艺人的帮助；阴森的监狱就是他们对艺人的鼓励，经常的砸园子便是他们随时随地对艺人的“照顾”了！”
被改造的不止是戏子。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开展了一次突击行动，当晚就关闭了200多家妓院，拘捕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300名妓女。与此同时，同样的突击行动也在上海展开，解救出了1000多名白俄女性。
为了给她们治病，国家财政还专门拨出巨款，光是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支，加上其他药物，总值一个多亿。在建国之初，这无疑是一大笔巨款。
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妓女制度，终于在了这片土地上消失。
（参加改造的失足妇女）
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戏子”。从事歌舞演艺事业的人员，变成了“演员”，“艺术家”，甚至是“老师”。他们收到的酬金，也变成了“稿费”，某爽一天的“稿费”高达208万，一周的收入抵得上普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
看看，“戏子”从“下九流”不但变成了“人”，还成为了“人上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男演员那么喜欢去嫖娼？
因为这个行为，与其说是一种买卖行为，性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压迫行为。
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压迫，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压迫。
这和有没有女朋友、妻子都没有关系。
因为嫖娼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肉体交易，而是肆无忌惮的凌辱和践踏、摧残。
他们的前辈，就是这样被折辱了几千年。
到如今，曾经被压迫的那群人中出了叛徒，把血盆大口对准了曾经的同类。
呜呼！明明可以做人，偏偏要去做鬼。
内娱迫切需要的不只是分级制度，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风气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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