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9 月 2 日是我的最后一期节目。在那之前，我和夫人向我的父母做了一次汇报，告诉他们，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离开中央电视台。两位老人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们非常平静地说 ：“既然你做出了决定，一定有你的理由，我们支持你的决定。并且你要知道， 外人都羡慕我们， 有你这样的儿子。但是作为家长， 每一天看电视， 都在为你提心吊胆， 特别害怕你犯错。现在， 我们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可能每一个播音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心底里都有这样一个最朴实、最真实的想法— 害怕犯错。《新闻联播》对播音员的要求是最为严苛的，要讲求客观，讲求准确，而且客观和准确的程度要达到极致。

我曾向罗京老师请教过一个疑惑。过去我主持《新闻 30分》，在开场时都会说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 30 分》节目。”可是罗京老师在播《新闻联播》的时候，每次开场都说“各位观众晚上好”。为什么不是“观众朋友”呢？罗京老师告诉我 ：“收看节目的人，我们无法判断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用‘各位观众’来形容这个群体是最为客观的。”

这就是客观到极致的表达，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这就是《新闻联播》的价值追求，几代新闻人一直在坚持。

我是一个“逃兵”，离开了那个平台。离开的原因与家庭有关，也跟个人有关。家庭发生了变化，夫人的一场疾病，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自己所面对的生活。个人原因，主要是自己越来越多地被夫人和孩子提醒，他们批评我“不接地气”“嘴尖皮厚腹中空”。当然这里有一些家人之间的揶揄成分，但是我也在反思。

在央视工作的二十年，我从一个对新闻懵懂无知的孩子， 渐渐走上主播台，再到《新闻联播》，不知不觉地，变得自以为是起来。自以为了解权威信息，自以为可以高屋建瓴，夸夸其谈，越来越少地进入社会生活，体味人间百态，确实有些不接地气。

而家人的提醒和生活的变故，让我重新思考，该怎样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我跟在座各位同学一样，也曾年轻过。1989 年，考入了南京中医学院，学针灸专业。当时怀揣着一个梦想，希望能够回到家乡，治病救人。

1994 年，即将毕业的时候，面临着就业的压力，针灸专业的学生不太好分配。尽管曾经的梦想是回到家乡，但那个梦想已经不太现实、不复存在了。我们都希望留在省城，我还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94 年 3 月，我在实习过程中，每天晚上坚持去图书馆读书读报。其中一份电视报上刊登的一小块招生简章—北京 广播学院招收新闻专业节目主持人方向的第二学位学生—让 我看到了新的机会。

我在大学里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组织过很多社会活动， 也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台做过兼职主持人，得到了一些肯定。几乎就在看到招生简章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北京继续上学。

1994 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到 1995 年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实习生，真的就像做梦一样。二十年，我并不完美，但我希望自己能够不断修正自己，逼迫自己进行迭代。我所认为的“迭代”就是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并且主动地去修正各种 Bug， 去进行自我升级。

新闻的力量源于新闻人的敬畏之心

决定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的时候，家里不算很支持。我父亲说，家里供养两个大学生—我和我弟弟—压力已经很大。我明明已经毕业了，可以挣钱帮补一下家庭了，为什么还要去读书？我妈妈的观点是，既然我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由我去吧，她只提一个建议 ：不要后悔。

我不仅没有后悔，而且特别感恩这样一次自我迭代、自我挑战的机会。先进入北京广播学院，才让我有机会在 1995 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参与创办《新闻 30 分》这个节目。所谓“少年心事当拿云”，当年的我像一张白纸，怀着满腔梦想和热情来到央视，在那个大的平台上，获取了无限的能量和成长的空间。每天早上 8:00 开始参与编辑节目，中午 12:00 参与直播，12:30 直播结束，我们一边吃工作餐，一边开编后会，讨论今天的节目。14:00 又会接到任务，到街头去进行采访。1995 年，我第一次做采访，是参与追踪报道“面的拒载”。“面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种出租车，遍地都是，10 块钱 10 公里，非常便宜便捷，但是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不停车、不拉客，甚至甩客。当时，做这个新闻的由头就是有一位老年人被“面的”拒载甩客，造成重伤。我们要通过追踪报道，分析拒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往往只看到事件的表象， 而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往往只看到局部的真实，而看不到整体的真实；往往只看到相对的真实，而看不到绝对的真实。

记者的使命就是要努力挖掘，努力透过表象找到背后的真相，来还原，来呈现。也正是那些连续追踪报道，让我对新闻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份认知就是敬畏之心。

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力量，是 1995 年 10 月，我去河南郑州采访了杨宏伟。那年夏天，他刚刚参加了高考，成绩比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不少，梦想着进入兰州大学或郑州大学。可是这两所大学都因为他“相貌丑陋”，将之视为“身体残疾”，从而拒绝录取。

我们的报道题目就叫《貌丑能不能上大学》，这篇报道受到了领导的关注，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在全球，可以说我们的社会纠偏能力是数一数二的，很快，杨宏伟的命运改变了，他被兰州大学补录进去。是我们这一组连续报道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让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得到了关注。

是因为我厉害吗？不是。是因为央视这个新闻机构有影响力，有传播力。这份力量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体。新闻媒体的力量在西方被称为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并且对前三者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作为媒体人，尤其要把握好自己，要对这份权力充满敬畏。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知，我在 20 年职业生涯中， 从未间断过深入一线，包括作为《新闻联播》的现场记者，亲自钻进下水道，探访北京的排水工程，报道为何雨季来临时， 城市总是面临着被淹的风险。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不与时代脱节，知道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应该报道什么。

记得“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开通之后，我的前同事张越分享过一个故事。她随着慰问团来到偏远地区，问当地的老大妈：“现在在家里就能看电视、听广播了，您觉得怎么样？”你们知道这位老大妈是怎么回答的吗？她说 ：“以前不知道这么多信息，活得挺安然，挺淡定。现在在电视上看见人家过的日子，一对比，死的心都有。”

我的同事当然会对老人有些劝慰。但是，这就是社会的现实。新闻人不去一线，如何能够感知到社会的变化、人们真实的所思所想？这样的探究和成长是无止境的。我们做创业、做报道，都是希望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不仅仅做自我迭代，还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点一点地实现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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