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电影很晚，“思考”电影则在“很晚”之后。电影和电视也几乎作为同一概念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刀光剑影的凌厉，飞檐走壁的侠客是我曾经非狂野但念念不忘的江湖；拯救地球，靠边站，我要拯救的是临危而惶恐的个人，我要在拯救美人的同时，扶起江山辈有才人出的诗情佳话。有时候，当你看过一个故事，很久之后，你可能连它具体的形式、写法甚至情节都忘记了，但你却记住了它曾带给你的那种感觉。

玛丽莲梦露

　　就像很早以前读过松本清张的《魔鬼与畜牲》，现在已经不记得《魔鬼与畜牲》开头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了，只隐约感到那是一个灰凉阴冷又凄怆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看完之后却莫名其妙的沉重。且这种沉重，会终日围绕在我的世界里，当我每次想起它的时候，会明白这世界上原来有一种沉重，像滴在水里的墨，化开之后，你的世界从此不再清朗透彻。

松本清张

　　我试图在贾樟柯的《站台》中找寻站台的身影，但却一无所获，在形式上和站台唯一能搭上边的就是“站台”这首歌和远去的火车。上面这幅图是最能表达我对站台的一种理解了。这是三明用生命换来的5块钱，让崔明亮交给正在上高中的妹妹文英的，让她好好读书，考大学，永远不要回这村。

　　“牙医好，大学生好。”这话已不知几次出现在我脑际了，游动的鱼总有游到渔网里的可能吧。牙医到现在依然好，大学生却已说不上好或不好了。又过了两个十年的今天，谁又不是当年的崔明亮、尹瑞娟？既然文化能有个传承，也许七八十年代人的心态，今天依然普遍。崔明亮说：“我24了，你懂的，我都懂。”我大概与崔明亮一样，最后发现自己其实懂的并不多。

《站台》

　　毛尖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她的父母“不是因为爱情结婚”，后又言“我们父母这一代，所有的感情大概就在买菜做饭上了”。《站台》中经济快速发展的那年头，人们婚嫁谈论的焦点从对方的家庭成分向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转变。崔明亮和尹瑞娟最后的结合，虽然说不上有多少对社会阶层的考虑，但这两个在社会洪流中失落下来的人，婚姻中又是包含了多少对水壶的警示口哨声无动于衷的淡漠情绪？那“呜呜呜”的声音，已然不是向往，而是被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