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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努力餐》是由成都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红色题材剧目，不仅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还入选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晋京展演剧目，更是作为宣传四川地域文化的舞台精品受到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高度认可。舞剧以四川籍共产党员车耀先烈士的英雄事迹为原型，讲述20世纪30年代川西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革命故事，以舞者的肢体语言、舞剧的叙事手法、多元的舞台呈现将红色主题与地域文化融会贯通，生动表现革命烈士无惧无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鲜活刻画巴蜀儿女抗日救亡的满腔热忱。

红色题材阐述：从“资料”到“舞台”的艺术塑造

“红色题材”是中国舞剧发展史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国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对民众的意识形态形成有着一定的引领作用。四川是孕育红色基因的热土，诞生了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党史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有赵一曼、江竹筠、黄继光等为国家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川籍革命先烈展现出一种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鼓舞着一代代巴蜀儿女。成都艺术剧院在“红色题材”的选择上着眼于成都地区的人和事，将见证成都革命历史的标志性建筑“努力餐”楼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将“努力餐”楼的创建者车耀先的英雄事迹作为故事开展的主线，通过车耀先、黄三妹、亮嗓子和冷处长四个主要戏剧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再现革命英雄人物为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大众对于“红色题材”英雄人物的认识一般通过文字、图片等历史资料完成，这种以“资料”的形式展示英雄人物的事迹虽然能清晰、快捷地让大众获得认知，但却不能最大限度地使其产生情感的共鸣。如何让英雄人物的“资料”以更为立体的方式进行呈现，如何让英雄人物的“资料”呈现后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使受众获得精神层面的提升是舞剧创作对于红色题材阐述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舞剧《努力餐》对红色题材英雄人物的阐述致力于从平面化的“资料”到立体化的“舞台”的艺术塑造，将“资料”中的历史事件还原至历史时空，对“资料”进行遴选、加工、丰满，使其具有舞台化的艺术特征，以鲜活的舞台形象塑造吸引观众的艺术审美，将观众的身心置于舞台创设的历史时空中，跟随彼时空中的历史事件体会英雄人物在面对生死存亡、国家大义、家庭伦理等抉择上所表现出的英勇与无畏，激发观众不忘历史、珍视当下、创造未来的决心。

历史“资料”中的车耀先是以餐馆老板身份做掩护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努力经营“努力餐”楼为普通民众和地下党人提供廉价餐食，提供地下党组织活动场地，组织地下党组织日常活动，创办《大声周刊》揭露国民党亲日派阴谋，宣传抗日救亡，因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抢米事件”被捕，与战友组建狱中党支部同敌人作斗争直至牺牲。与其他“红色主题”英雄人物一样，车耀先烈士的英雄事迹非“常人”所能及，以存在于“常人”生活之外的姿态成为普通民众仰视的英雄。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行，与英雄人物共同经历历史时空的民众逐渐逝去，年轻一代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无法如亲历者一般对彼时空中的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感同身受，舞剧创作者必须将平面化的“资料”人物与事件通过艺术创作变成立体化的“舞台”艺术形象与戏剧冲突，从而使观众在进行艺术欣赏活动中与舞台人物实现“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审美感受。在这一创作过程中，“舞台”上的车耀先是一个普通的四川饭店老板，每日与他相濡以沫多年的发妻黄三妹经营着“努力餐”楼。白天，八面玲珑的性格使车耀先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国民党特务中；夜晚，卸下伪装的车耀先积极投身革命工作，沉着冷静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作为饭店老板的车耀先努力经营，为地下党人和普通民众提供廉价餐食；作为丈夫的车耀先尽心尽责，对妻子黄三妹饱含无限爱意；作为同志的车耀先理智机敏，为地下党组织工作稳扎稳打；作为对手的车耀先果敢勇猛，对国民党特务斗争到底。正是这样有血有肉的立体化艺术形象，既有英雄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情感，很容易拉近观众与舞台人物的距离，使观众身处于英雄人物左右，褪去对英雄人物的“仰视”视角，以身边常人的平等视角去体味英雄的伟大，这样的英雄人物无关说教，更容易让观众卸下戒备，全身心投入舞台人物的事件叙事，跟随舞台人物间的情感纠葛与戏剧冲突产生共情的情感经历，提升个人对“红色主题”人物与事件的情感认知，完成个人对“红色主题”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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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表达：从“显性”到“隐性”的符号融入

地域文化一般指“一定区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集体性格、地域精神、民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的综合呈现形态，是一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代代传承却又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是维系一个地区人们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①地域文化融入在近些年的剧目创作中成为最为常见的表现手法之一，然而地域文化的融入不是简单的点缀或者堆砌，而是需要以不着痕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置于舞台叙事中。舞剧《努力餐》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文化符号，几乎在每一幕的进行中都随处可见。比较显性的地域文化符号如茶馆、竹椅、火锅、喝酒划拳、采耳、捏肩、洗脚等目之所及的事物与风俗为舞剧的地域文化表达确立了标志性的印记；隐形的地域文化符号表达则彰显着创作者对“川府之国”地域文化特征的深谙与自觉，其中最为成功的要数川剧变脸演员的人物设定和对四川本土民间音乐的加工使用。《太阳出来喜洋洋》、《采花》、《槐花几时开》等四川民歌在不同场景中的使用与改编不仅巧妙地表达了巴蜀地区的音乐文化形态，更适时地烘托了人物刻画和剧情进行时的情绪和氛围。值得一提的是，舞剧《努力餐》对地域文化的表达还注重对姊妹艺术的借鉴，其中对于传统京剧短打武生剧目《三岔口》的借鉴与改编使观众眼前一亮，《三岔口》中两人短打的经典场面变化出三人短打，既有传统京剧武打场面的经典，又不失舞剧“舞”打的本质，同样紧张刺激的氛围，从“武”到“舞”的变化透露出创作者与舞者的双重匠心。

《努力餐》虽然是一部“红色主题”的舞剧，创作者为避免作品过于严肃而缺乏娱乐性，陷入“叫好不叫座”的窘境，着力加入具有烟火气的地域文化符号。舞剧总编导钱鑫曾言“地域文化符号的加入，正是给原本严肃的红色题材作品注入市井趣味。”②舞剧以努力餐楼为故事的发生地，川菜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显性地域文化符号的代表被融入其中，四幕舞剧的大部分场景均是在努力餐楼内，喧闹嘈杂的吃饭场面使川菜的麻辣鲜香扑面而来，长嘴茶壶、火锅、长筷等与川菜、餐楼相关联的饭食文化器具的使用就更为自然。舞剧的故事进行有大量吃饭或跟吃饭相关的场景，这样的设计除了跟故事的发生地是努力餐楼有一定的关系外，更是为突出车耀先努力经营努力餐楼的初衷，即他在餐楼墙壁上留下的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 ③吃饭问题就是民生问题，“让劳苦大众吃好饭，恰恰是以剧中车老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价值追求；”④诸如此类显性地域文化符号的融入让具有“红色主题”标签的舞剧充满了大众生活的烟火气，正是因为有车耀先这样以改变民生为己任的共产党人的努力，才有了巴蜀人民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能在努力餐楼这样的场所得到身心的短暂安宁。

地域文化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是彰显特色与个性且易于被识别的身份标签。如果说舞剧《努力餐》通过对显性地域文化符号的使用解决了“红色主题”作品趋于严肃性的问题，那么隐性地域文化符号的融入则最大化地释放了巴蜀人民骨血中的精神内核。巴蜀地区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舞剧创作团队以优中选精的态度遴选了《太阳出来喜洋洋》、《采花》、《槐花几时开》等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民歌进行舞剧音乐创作。第一幕第一场中，《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旋律在西洋管弦乐的中声区欢快流出，锣鼓、竹笛分别在一高一低两个声区重复着歌曲旋律，车耀先与黄三妹悠闲地坐在竹制靠椅上被店小二推入舞台中央，餐楼开门迎客前的忙碌与欢乐气氛油然而生，瞬间将观众带入历史时空中的努力餐楼中，跟随舞者的表演感受巴蜀人民生活的闲适。第二幕第一场中，黄三妹带领一众小姑娘做饭品菜的情景使用了改编后的四川南坪传统小调《采花》，轻盈欢快又不失抑扬顿挫的旋律配合舞者高度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将巴蜀女人活泼俏皮、秀外慧中的艺术形象生动刻画。《槐花几时开》改编的深沉而悲愤的旋律出现在第三幕第二场中，旋律由大提琴浑厚的低音区涓涓而出，衬托着车耀先面对同志牺牲时的无限悲痛。经典的民歌旋律在不同的乐器组合中以不同的音区和节奏娓娓道来，不仅烘托出故事进行时所需的情感氛围，更让巴蜀地域文化的人文精神跟随故事人物的刻画深深地镌刻在观众的内心中。舞剧第四幕第三场极具代表性的“枪舞”场面使用了一段原创方言说唱音乐，铿锵有力的旋律和热血激情的唱词浓墨重彩地表达着以车耀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革命血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方言说唱的融入既是对无言的舞剧的语义代言，又体现着包容开放的巴蜀文化精神。

川剧变脸在舞剧中的表现具有显性与隐性的双重地域文化符号意义。首先，“变脸”这一川剧技巧已成为小到川剧艺术大到四川地域文化符号的代名词，特别是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变脸”技艺已在华夏大地随处可见，大有见“变脸”即“四川”的视觉符号反应，因此在努力餐楼的场景中有“变脸”演员的存在成为一种显性的理所应当。其次，“变脸”这一技巧被亮嗓子在剧中表演具有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意义。亮嗓子表面上作为川剧“变脸”演员是努力餐楼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而作为地下工作者的一员需要通过“变脸”技巧在充斥着各色人群的餐楼中甄别敌我、获取情报，以面具示人的亮嗓子代表着巴蜀显性地域文化符号，面具下的亮嗓子的地下党身份则体现着巴蜀人民面对敌人时勇于抗争的精神风貌。正是这些从显性到隐性的地域文化符号的融入使巴蜀地域文化的表达自然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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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舞台叙事：从“人物”到“情感”的交互诠释

舞剧长于抒情的特点使其叙事受到诸多限制，成功的舞剧往往胜在舞台叙事的设计上，舞剧《努力餐》的舞台叙事重点置于人物与人物间情感的交互诠释。四个主要人物以车耀先为中心形成三组多重人物关系：其一，车耀先与黄三妹的夫妻关系中夹杂着战友情；其二，车耀先与冷处长的敌对关系中夹杂着同学情；其三，车耀先与亮嗓子的同志关系中夹杂着员工情，三组人物关系的展示推动着舞台叙事的进行。

首先，车耀先与黄三妹是一对中年夫妻，日常经营努力餐楼时，男主外女主内的和谐夫妻关系使努力餐楼的生意蒸蒸日上，这才使车耀先在公园中为民众施粥成为可能，而两人间的战友情不仅使车耀先在进行地下党组织工作时可以毫无后顾之忧，更是在车耀先决定与敌人抗争到底时得到黄三妹的理解与支持，两人的夫妻情与战友情的交互诠释使车耀先这一英雄人物形象避免陷于“高大全”的非常人状态，更显英雄人物的侠骨柔情。“洗脚”的情境中，车耀先将黄三妹从椅子上抱起起舞再到放回椅子，期间不曾让光脚的黄三妹脚沾地，每一个托举、旋转、行走都充满了夫妻间浓浓的爱意；“拿枪”的情境中，两人共同抚摸着冰冷的长枪却仿佛依然可以感受到长枪在战斗中的温度，黄三妹在车耀先怀中举枪瞄准等细节刻画都诠释着两人曾经的战友情。

其次，位于敌对关系中的车耀先和冷处长是舞剧人物叙事的主要矛盾，然而比这一主要矛盾持续时间更长的人物关系却是两人的同学情。日常的努力餐楼中，冷处长时常会以同学的身份到店光顾，实则是对餐楼中的各色人群进行甄别，以期抓到更多的地下党人。车耀先明知与冷处长的敌对关系还不得不为了地下党组织工作与其虚与委蛇直至身份暴露。车耀先与冷处长从明面上的同学情转为敌我矛盾后，冷处长没有立刻逮捕车耀先而是以同学情做诱饵对其威逼利诱，这样的人物情感设定以“人性”的复杂为出发点，不仅反衬了敌人的阴险狡诈，更是将以车耀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诱惑的坚强革命意志饱满地立于舞台叙事中。

最后，纵观以往的“红色题材”剧目在敌我矛盾的人物设定上，“冷处长”这样的人物设定可以找到诸多的敌对人物缩影，因而稍显中规中矩，可以说他是为推动戏剧情节发展、展开戏剧冲突而存在的必要人物；但是，亮嗓子这一戏剧人物的设定可称得上是舞剧《努力餐》人物叙事的点睛之笔。亮嗓子是四个主要人物中戏份最少的一个，却有让人惊艳的表现。他与车耀先的人物关系首先表现为伙计与老板的雇佣关系，车耀先为亮嗓子提供表演场地使其得以在乱世中靠表演“变脸”谋生，这一关系可以理解为老板对伙计施与受的单向人物关系，为亮嗓子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替车耀先赴死埋下伏笔。当车耀先与亮嗓子在公园中接头成功后，同志情迅速取代了雇主情，在身份暴露的危机时刻，亮嗓子决然赴死既是对同志的保护又是对雇主的感恩。亮嗓子的牺牲又让车耀先在万分悲痛的情绪中坚定为实现革命理想努力到底。正是这四个主要人物间相互交互的情感诠释使舞剧《努力餐》的舞台叙事充满张力。

注释

①     李红艳：《戏剧创作地域题材应降温》，《中国文艺评论》，2016（10）。

②     钱鑫：《红色主题舞剧中地域文化的诠释——以舞剧<努力餐>为例》，《现代艺术》，2021（06）。

③     成都档案：《<百年珍档之成都印记>第2期：努力餐》。

④     刘怡：《作者视角下民族舞剧的时尚表达——以舞剧<努力餐>为例》，《四川戏剧》，2021（07）。

监 审：赵慎珠

责 编：岳林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