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清朝的八旗兵曾经穷到卖儿卖女

2018-05-01 00:10

上期文章,我们谈到了绿营兵的军饷只能养乞丐,本文我们来说说八旗的军饷。

作为很多人眼中清朝的特权阶层,“旗人”的普遍形象是提笼架鸟、纸醉金迷,而往往忽略了,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贵族由于拥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可以有效变现,而八旗的底层民众,其实在大清朝的祖宗之法的约束下,恰恰是日渐贫困化的,而八旗军的最终消亡,根子也在这个,而非上层的腐败。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议汰兵疏》中写道:

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

有些人关注的是“亘古无敌”,有些人关注的是数字,不过二十五万并不是整个清代固定的编制,而且不同时代,八旗的部队编制也不一样,比如乾隆朝的八旗总数是20.5万人。

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八旗兵数据可以看上表,大体上是27.5万左右。

乾隆中期的20.5万八旗兵中又包括10990名养育兵,之后的27万八旗兵中又包含了大批的养育兵,比如八旗骁骑营80441人中就包含养育兵26872人。

所谓养育兵,其实就是八旗中的“低保户”,其设立的原因就是,早在雍正初年:闲散宗室,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

因为清代八旗“户口”不允许从事从军之外的其他生计职业,所以,如果家中壮丁没有被补入军中,其家庭生计会非常得艰难,而随着清朝统治延续近百年,原本兵额和八旗家庭的匹配被不断突破,八旗生计问题浮出了水面,比如到乾隆朝,汉军人口爆发增长,远远高于满洲、蒙古旗人的增长。

另一方面,旗人生计中原本应占据一定成分的“旗地”大量被卖给民户,到乾隆朝甚至达到了“十之六七”。

清朝的解决方案是,一方面将大批汉军旗人“出旗为民”给满洲,甚至索伦人腾编制,另一方面采取官赎旗地的措施,在这之前针对旗人债务还有集中发银偿还的举措,当然以上这些都可谓治标之策,真正能够称为制度安排的,就是“养育兵”制度的建立。

从刚才的数据可知,乾隆中期的养育兵只占总兵额的1/20左右,而到了嘉庆朝,这个比例,京旗精锐已经达到了1/3,这种情况意味着,至少京师的“禁旅八旗”,在清朝中晚期,已经由居中驭外的精锐中央军组织,退化成为了核心政治集团的“社会保障”组织。

而就待遇本身而言,八旗其实远超绿营。

就士兵待遇来看,禁旅八旗马兵月饷3两,绿营马兵月饷2两,八旗步兵一年所收的“月米”共12石,绿营兵丁仅3.6石,八旗马兵则达到23石,此外,八旗还有计丁授田和兵丁名粮之类的额外收入,绿营兵完全没有。

战时待遇上,只有出征口粮八旗与绿营一样,其余标准均为八旗超过绿营。

不止这些,还有赏格、抚恤银、红白事例银、官兵孀妇待遇、官兵休致待遇等等,八旗都比绿营强得多,甚至达到1倍以上。

对此,雍正皇帝有一个集中解释:

朕君临天下,一视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满洲驻防兵丁其所得钱粮马干等项,较绿旗兵丁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盖绿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经营度日,稍觉容易,满洲兵丁于钱粮之外,无所资籍,故特加恩惠以养赡之。

翻译过来就是绿营兵还能在当兵之外干点别的营生,而满洲兵丁则根本不允许干别的工作,所以要给予厚养。

问题是,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军人就是军人,怎么能够默认他们可以“做买卖”、“经营度日”?那还是兵吗?

事实上,清朝这种所谓的“厚养”在王朝面临财政危机时进入了真正的恶性循环。

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赏八旗兵的一个月钱粮,10年后的1863年,更规定八旗骁骑校以下只发六成饷,养育兵只发七成饷,同时还规定其中 三成发制钱,银钱兑换上又刮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师八旗才恢复了全饷,而地方驻防八旗一直到大清灭亡都只领不到七成粮饷,而且越往后,这种扣发和欠饷越严重,到了20世纪初,东北八旗甚至只能发到不到四成钱粮。

事实上,鸦片战争时,八旗兵还只是“生计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计艰难。到了光绪年间,反复克扣后的八旗大兵,又没有湘军、淮军、绿营之类的种种非法收入,已经进入了崩溃区间,钱粮只勉强够夫妇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要贫困不堪。

据当时日本人的记录,八旗旗人饥寒贫穷者占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将家中“所有物件变卖糊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据《清实录》记载,有的八旗兵无家什可卖,只能“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同治二年)。

事实上,一个八旗士兵和绿营士兵在光绪年间的法定收入(5.4-12.6两),都赶不上当时一个佃农的耕种收入(15-30两),统治阶级?打仗?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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