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一日，在当日的早朝散班后，文武百官依次退出奉天门，过金水桥，出午门，准备各自归衙视事。
礼科给事中于泰，也像往常一样出了左掖门，径往午门外的六科值房而去。
这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退朝散班时间，百官三三两两一起，各回各衙。可还未走进值房的于泰，出于科道言官的敏锐，觉察到午门前聚在一起的几个高官举动的不同寻常。
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当群而立，手里持着一份揭帖，与聚观的几个侯伯、尚书、都御史议论纷纷。
于泰还未走近细究，各大臣就都四散开来，而那份不知名的揭帖也不见了踪迹。
在明代，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劝、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纠劾百官之权，是为天子的风纪耳目。
于是于泰当即将所见反常，如实禀告了景泰皇帝，并请皇帝严查。
景泰皇帝诏问王直、胡濙等到底隐匿何事，王直等据实回奏称此贴乃是内阁学士高谷所得，说的唐肃宗迎接太上皇玄宗回朝的故事，认为当今圣上可以依礼效法。
被瓦剌俘虏一年的太上皇如今被也先送还回京，车驾已到宣府，关于以何等礼节迎驾，成了朝中争论的焦点。
景泰皇帝不愿大张旗鼓，以上皇寄回的书信要求礼仪从简为由，定下以一舆二马迎太上皇于居庸关，然后百官于安定门恭迎上皇入城，而皇帝则亲迎于东安门。
华夏以礼仪为大，景泰帝如此寒酸奉迎太上皇回銮，当然令群臣有所议论，私下表露不满。只是京师保卫战后，景泰帝声威正隆，百官的劝谏终究难抵皇帝的意志，迎驾礼仪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一切从简。
个中原因自然不会是因为上皇令简，不得不从的缘故。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已经初尝皇权滋味的景泰帝，当然需要对太上皇多加打压贬低，只是政治权谋不够高的景泰帝，在处理前朝遗留问题上，手段就显得不那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昏招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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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五日，也先经历京师之战的惨败后，挟持英宗仓皇北遁。脱脱不花汗在接到也先战败的消息，当即遣使欲与大明讲和。而瓦剌内部的另一个头目阿喇知院，也对和谈颇为意动。
如此一来，瓦剌内部最大的三股势力有两支已经与也先离心离德，这让实际统领瓦剌的也先大感被动。
从长远来看，在无法战胜大明的前提下，与明廷和谈，恢复之前的朝贡贸易是最符合瓦剌利益的，但当初“奇货可居”的英宗皇帝，现在反倒成了也先手上的烫手山芋，想要和大明改善关系，送还英宗是绕不开的首要问题。
事实上，也先在退出紫荆关时，就曾承诺英宗，等到了阳和卫，便会差使臣将英宗送还北京。这时候也先是将英宗当做了护身符，用以确保大军能安全退回草原。
明廷也的确投鼠忌器，在瓦剌撤退的当晚，于谦在确认英宗已提前被带离大营后，才发起冲杀，炮轰瓦剌营帐。
也先败退有英宗随军，明廷上下还真不好前后夹击。但等瓦剌军过了阳和，也先又突然变卦，言说需要明廷派使臣来接才是正礼，不然这等就差人送还英宗，也太轻易了。
不管也先向英宗的承诺是否真心，但此时继续挟持英宗不主动送还，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是也先不甘心就此失败，送还可以，明廷至少得拿钱来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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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一月，也先先后派出了两批使者，除了一批被宣府守军杀掉外，另一支成功抵京，但明廷上下却对迎复之事有些疑虑，因为也先在派遣使节的同时，还不时入寇边关劫掠，这就让朝中大臣怀疑也先的动机了。
于谦就曾上疏景泰皇帝，言明“近日以来，虏使迭至，皆以讲和为名，而边关虏贼窥伺自如”，表达出“恐以讲和缓我兵备，而别出精骑，攻袭关隘，侵犯京畿”的担忧。
景泰帝也一再晓谕边将，谨防虏情有诈，令严守边关。
这时候景泰帝对也先提出的遣使迎还英宗的要求，不予回应，不能说是错误的，相反，此举反而挫败了也先借机讹诈的企图，使明廷在奉迎英宗回朝一事上牢牢占据了主动。
到了景泰元年六月，也先在军事进攻上一再失利，而瓦剌内部的脱脱不花汗和阿喇知院与明朝的关系越发和睦，这种内部的分化瓦解最为致命，也先急不可耐屡屡遣使求和。
六月二十六日，也先借阿喇知院朝贡大明的机会，再次放低姿态表达和议及遣使迎回英宗的请求。
今时不同往日，大明边疆渐稳，朝内的大臣开始转向支持迎回英宗，并与也先议和。
这让景泰帝左右为难，迎回英宗，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帝位稳固，但不迎则无法向天下臣民交代。而再拿“彼以急来，我以迟去”的外交策略为借口，不遣使与也先交涉奉迎太上皇之事，恐难以堵上朝中上下悠悠之口。
景泰帝无不怨念道：“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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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建议迎回英宗，那好嘛，迎回来之后怎么办？总不能让景泰帝自个儿退位吧？这等直白的暗示，大臣们焉能不懂。
吏部尚书王直就道：“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复莅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则天伦厚而天眷益隆，诚古今盛事也。”
有社稷之功的少保于谦更是一锤定音：“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尔。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有两大重臣的背书，景泰帝这才勉强应允派遣使者出使瓦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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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初一，明廷以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充任正使出使瓦剌。有意思的是，在当日早辞，景泰帝在左顺门召见了李实等人，面谕道：尔每去脱脱不花王、也先那里，勤谨辨事，好生说话，不要弱了国势。
而对迎复太上皇的话，景泰帝却只字未提，皇帝更多的是存了试探的想法，不愿真心迎回英宗的小心思暴露无遗。
在七月十一日，李实到达也先的营帐，因景泰帝并没有授命迎复太上皇，给也先的敕书中也只说和议，未提迎驾，也先因而拒绝送还英宗。
在李实离开瓦剌前，也先曾直言：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个闲人，诸事难用。
挟持英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也先当然想早点送回达成和议，只是这会儿还在纠结面子问题，这在李实使团到达来营前后就能看出。
李实出使前，也先就又派了一批使者借脱脱不花汗的名义入贡请和，而在送李实回明时，在送还英宗一事上更为迫切的也先，一再要求明廷务必在八月初五差人来接驾，甚至威胁不来你们边关百姓就要吃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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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实回京的途中，由于也先抵京的使节再三交涉，又有朝臣的力请，景泰帝便又选派了右都御史杨善等为正使，于七月十八日再次出使瓦剌，当然与李实一样，这次出使景泰依旧未提迎驾之事。
在李实抵京师后，也先为表达诚意不仅调回了扰边的军队，还再派使者再次重申送还英宗和谈的意愿。
李实回朝将在瓦剌的所见所闻，如实上奏，群臣基本都相信也先确实是真心想要和谈。
从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一连七天内，朝中大臣数次上疏力请趁机迎回太上皇，群情汹汹，景泰帝以“恐虏情有诈”一再推脱，已经让群臣非议不止。
最终在内外的压力下景泰帝总算松了口，虽然不同意再另派使臣，但在回复也先使节的敕书上注明，如送还大驾果出诚心，就令杨善等奉迎还京。
只是令景泰帝意外的事，朝中还在争论另派遣使节迎回太上皇时，到达瓦剌的杨善居然出其不意的迎回了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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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一行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晚来到也先营帐，也先当时打猎未归，直到八月初二也先回营，在见到杨善等使节时，很是高兴，可令也先意外的是，敕书上依旧不见迎驾之语。
也先询问何故，杨善对道：“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
也先一代枭雄，怎么可能信这种鬼话，可眼看已经到了当初约定八月初五迎驾的日期，这时候明廷即使不主动，也先也得捏着鼻子认了，不然难不成真领兵和明朝开战？
于是也先当时顺坡就驴，认可了杨善的理由。而明廷不奉送半点财货，就空手迎回英宗，也先也不做深究，对杨善所说能博个好名声，名留青史的托辞，也笑着回应，回去要在史书上好好写写。
如此本非主动迎驾的杨善轻易就接回了太上皇，八月初二也先率众跪辞上皇，被俘一年的英宗皇帝，总算得以平安归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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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九京师接到太上皇回銮的消息，百官欢庆的同时，开始商讨议定迎驾礼仪，礼部尚书胡濙以为，应用盛礼迎接，可景泰帝却不能接受，将礼仪一简再简，不仅不派皇帝的仪仗，更不许群臣出城郊迎。
这让京师非议漫天，便有了开头午门揭帖之事。
景泰帝在对待英宗回朝一事上，心胸难免狭隘，眼界更是不高。他以为在礼仪上的贬低，可以打击英宗的威信，从而维护自己的帝王权威。殊不知如此以来，英宗虽有愧社稷，可在百官眼里却成了弱者，反而获得士庶的同情。
但凡景泰帝有些政治头脑，效仿唐肃宗迎驾故事，当年肃宗出长安亲至咸阳迎玄宗于望贤楼，不着黄袍穿紫袍，而玄宗当众解下黄袍为唐肃宗披上。若是景泰帝也是如此，谦逊迎驾，做足表面功夫，不论法理还是舆论，帝位必然稳固，不可动摇。
可这位因战时，临机被拥立的景泰帝还是太不自信，没有成为政治家应有的觉悟，这也注定了景泰帝在朝政布局上，势必会滥加封赏，制衡各方，猜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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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能被礼送回京，而没被也先讹诈金帛、土地，这与明廷采取的强硬军事外交策略分不开的。只是景泰帝在处置英宗回朝之事的不当，难免让朝中大臣心生不齿，无形中增强了舆论对英宗的支持。
英宗回朝后，被景泰帝安置在南宫（紫禁城东南方南池子，又名崇质殿）闲住，并严禁群臣和太上皇接触，免去节日庆典百官朝贺之礼。
之所以如此防范英宗，是于景泰帝的出身有密切关系。
景泰帝朱祁钰，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本来就没可能当皇帝，身边自然不会有储君该有的一套班底，更不可能像他曾祖朱棣一样能聚集一帮心腹。所以当朱祁钰机缘巧合被拥立为帝后，满朝都是英宗旧臣，朝中的局势其实对他而言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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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泰帝中人之资，能够想到的也就只有拉拢群臣，贬低英宗这些手段，格局太小，为将来英宗复辟埋下了祸根。
我们先看景泰帝身边都什么可以依靠的势力。
（1）首先便是景泰做郕王时的王府旧臣和讲官。王府左长史仪铭，右长史杨翥，讲官俞纲、俞山等人。
但除了仪铭属于绝对亲信外，杨翥早就致仕，俞纲、俞山等对景泰也并非特别支持。景泰帝曾令俞纲入阁辅政，可俞纲固辞不受，而俞山更是在景泰改立太子一事明确反对，因此景泰实际上能依靠的旧臣只有仪铭一人，但就这仅有的亲信却在景泰五年病逝，这也是后来景泰病重后无人替他主持大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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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宫内宦官。
作为依附皇权存在的宦官势力，本应该可以作为景泰帝早年无人可用时的重要助力，可实际上景泰帝除了任用少数几个亲信太监，如兴安、王诚、张永、王勤等人外，对大多数宦官都是严厉打压的。
有宦官善增恃宠而骄，有些权势，到了生辰有官员献金钱贿赂，前往拜贺，因而被言官弹劾，景泰帝便下令抓捕了善增；还有宦官高显恃强抢夺房产，也被景泰治罪；太监陈海、阮绢等等，也因有违法事，都无一例外被治罪。
这比起英宗做皇帝时对宦官的纵容要严厉百倍，受尽拘束的宦官们自然对景泰帝有所怨言，更加怀念英宗皇帝。
宦官作为皇权的一种延伸，但凡有些权谋的帝王都不会刻意打压，尤其在两帝在朝的情况下，宦官的向背很有可能影响大局。惩治为非作歹的宦官是能在文官中博个好名声，可这名声没有半点益处，英宗复辟时可有言官以此替景泰据理力争？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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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务机关锦衣卫。
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爪牙，在明太祖时就开始设立，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可在景泰朝，锦衣卫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但这不能怪锦衣卫不作为，全是景泰的刻意打压。
原本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在午门被文官们当廷打死后，锦衣卫已经对朝臣产生畏惧，而景泰又在大臣的要求下，对锦衣卫的干预司法的权力进一步限制。
这还不算，在景泰三年宦官阮浪、王瑶图谋上皇复位案中，虽然有锦衣卫诬告的成分，可在景泰惩治阮浪、王瑶的同时，锦衣卫指挥卢忠也一并论罪。抛开是否冤案不讲，对于身边敢向外界呲牙的恶犬，景泰帝竟然一棒子打死了事，也着实让人诧异。
自此以后，锦衣卫对涉及英宗的事情，一概慎之又慎，能不碰就不碰，掌锦衣卫事的毕旺不过“碌碌循职而已”，完全一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架势，景泰帝的爪牙已被自己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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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身侧没什么可以依靠的势力，而朝中重臣几乎都是多朝老臣，且有拥立之功，藩王继位的景泰帝的皇权难免黯弱，对大臣自然是拉拢和制衡为主。
先说于谦，北京保卫战后，功封少保。少保三孤荣衔，从一品，这在正二品就顶天的六部尚书中鹤立鸡群。
景泰之前，活着加三孤衔的文臣，扳着手指就能数过来，于谦因功加官，其实可以加官为同为从一品的太子三师，但景泰却封于谦寓意辅佐天子的三孤官之一的少保，满朝仅其一人，这也不难看出景泰帝对于谦的施恩拉拢，暗示要辅佐于天子。
可于谦和景泰毕竟不是一路人，于谦是个孤臣，忠于的只是大明社稷，这从京师保卫战中就能看出于谦这种“君为轻，社稷为重”的家国思想。
因此也注定了景泰帝对于谦的信任会一步步降低，这一点从于谦的班次上就能看出。
景泰三年皇帝易储之前，于谦在文臣中的班次排名是第一位，高于王直、胡濙、陈循、高谷等人的。
但在景泰帝易储前后，为了争取大臣们的支持，王直、胡濙、陈循、高谷四人先后加升三孤衔，打破了明廷不轻易授予文臣三孤荣衔的惯例，时人谓之“满朝皆太保”。
而因为于谦在废太子之事上的不赞成，班次下降的很厉害，从第一降至王直、胡濙、陈循、高谷之后，朝中地位的下降也许还算不得什么，可在于谦执掌的兵部，景泰帝也是一再限制。
景泰帝委任潜邸旧臣仪铭同为兵部尚书，协助于谦理事，制衡之意再明显不过。除了制衡于谦的兵部，对王直所掌握的吏部，景泰也命何文渊为尚书，协理部事。一部两尚书的情况，在前朝多是加衔，像景泰朝这样同时理事的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也侧面反映出了景泰帝难以驾驭重臣，不得不借此达到平衡群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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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帝执政期间，要说值得称道的帝王手段，恐怕要数有意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借加强阁权收回六部之权，从而掌控朝局。
内阁在景泰之前虽然地位一直在提高，可并没有真正凌驾于六部之上。首先体现在官职上，内阁大臣在景泰之前除了三杨外，最高不过侍郎衔，被六部尚书死死压制，朝中话语权很低的。
景泰三年之前，内阁虽然掌制诰机密重务，可班次在六卿之下，遇到雨天，六卿可以按序立在东檐下，内阁阁臣就无处可立只能淋雨。
这种情况随着景泰帝有意依仗内阁，而发生改变。
景泰二年九月，景泰帝下诏，令常朝时，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在金台之上，午朝奏事也优于五府六部官。
之后内阁学士陈循和高谷，在景泰易储之事上的支持，得以加官少保，内阁的权势更是大涨，除了仅次于吏部天官王直，基本上其他各部难以和内阁抗衡。
但景泰在加强内阁权势的同时，也一面玩起制衡之道。阁臣陈循、高谷都久在内阁，一主一副，斗争激烈，景泰看出了内矛盾并未制止，仅不咸不淡的要求“当用心共理国事”，之后更是同意作风强悍的王文入阁，让内阁内的倾轧更加严重。
所以在景泰七年末，景帝重病后，太子之位空虚，重臣们更多的是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能真正领袖群伦。
而景泰帝倚重的内阁，陈循、高谷和王文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只有官职较低的商辂积极奔走，艰难促成百官上疏请立太子的局面。只是为时已晚，平白浪费了太多时间，错失时机，夺门政变集团已经赶在百官前头，成功拥立太上皇复辟。
皇权的自私、排他性让景泰帝迷失，而在平衡朝中宫内各方势力中，又不能做到为己所用，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可以说是景泰帝亲自将皇位一点点还给了英宗，怨不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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