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1985年写作的《雍正传》是大陆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清朝的雍正帝的生平政绩作了评述，试图通过雍正史的研究，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历史。
冯尔康
作者认为，雍正帝敢于“振数百年颓风”，革旧除蔽，是清朝“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应该肯定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并为过往对雍正帝不够中肯的评论和诬罔作了辨析，提出了个人的见解。时隔近20年后，2014年《雍正传》再版，在关于“四爷”的宫廷剧铺天盖地的今天，通过史实解读雍正和那个年代的历史，别具意义。
问：您的《雍正传》写就于80年代，那时没有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人们对这位皇帝还所知不多，您能否谈谈为何当时会选择这位帝王作传，他身上的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冯尔康：《雍正传》稿子写成于1982年底，此前，我已经发表多篇雍正史论文。我研讨雍正历史的第一个原因，是雍正的历史贡献吸引了我。他在历史上有非常大的争议，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我想把他的历史原貌“还原”出来，然后作出客观的评论。
我研究生时期导师郑天挺恩师的研究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纵论明清时期五个半世纪历史，指出雍正朝发生了三件大事，就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秘密立储，驱逐西洋传教士于澳门，从而证明雍正是勤政好皇帝。
二是雍正的个性、颇有传奇性，于是我想探究明白他的为人，写出一位极富个性的人物传记。
80年代以前的三十年史学研究长期在阶级论主导下，历史著作普遍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写历史人物，就有“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弱点，有鉴于此，我想寻找雍正所特有的东西，了解他的秉性、信念、爱憎。我这么想，就这么努力，但是做得还很不够，故而在撰著《雍正帝》时特别关注于此，另外我还写过《雍正皇帝自称“汉子”所表现出的个性》等文章。
第三个原因，我想通过对雍正的研究，了解他那个时代，总结18世纪清朝历史的特点，故而曾经想把书名写作《雍正及其时代》。至于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历史走向问题，当时并没有思考，直到现在，愚笨的我也没有像样的认识。
关于雍正影视剧对我写作的影响。雍正继位以来，直至我写作时的20世纪70、80年代之际，各界人士、文学艺术作品对他的传闻、演义我是关注的，因而特地在书中写出《野史和文艺作品中的雍正》一节，谈论我的看法。
我是出于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希望澄清史实，但是对文艺作品并无恶感，而且认为它还让人知道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也是传播历史知识吧。这也许同我笃信传统文化中的“恕道”有关吧。
问：关于雍正如何继位的谜团，一直为人津津乐道，改诏说、毒死说已经不攻自破了，但雍正在当阿哥时是否已经在秘密做着争储的准备？现在很多书籍，包括雍正自己在《大义觉迷录》里都说，他本来无心做皇帝这个苦差事，只是“皇考”硬让他做。根据您的考证，当时雍正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冯尔康：我们先谈雍正皇子时代是如何谋求储位的，而后就很容易理解他说不想当皇帝的假话。
康熙51年（1712）第二次废黜皇太子后，康熙又不立新太子，可是谁都明白皇帝晏驾必须有继承人，因此朝臣屡次请求册立皇太子，康熙的儿子们就急不可耐地谋为储君，其时活动最力的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和皇十四子胤禵一伙，皇三子胤祉也有染指储位的欲望。
至于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更不让人，他在康熙52年（1713）就制订了获取储贰的方针、策略和方法，其要点是（甲）明确当时的形势，必须参加储位争夺，你不争，就可能有别人（皇兄弟）捷足先登，那时只能屈居臣下了。争夺储位的目标确定了，怎么才能达到目的呢？
（乙）从废太子身上吸取教训，不能凌虐众兄弟，要善待以买好，比如在康熙面前为皇兄弟说好话，让康熙感到他为人气度宏大，就是后来说的“伟人”。
（丙）加意联络百官，哪怕是小官，促使他们为自家说好话，影响康熙观感。
（丁）大力培养雍邸人才，建立江山的基干，为此胤禛帮助门下人出去做官。他按照这个方针策略行事，蒙蔽了康熙和众人，有点像竞技场上的“黑马”，脱颖而出，继承皇位。
雍正的谋取储位计划，是门下人戴铎用书面建议提出的。雍正一面说这是“金石”之言，依计而行，表面却说皇储“与我分中无用”，况且做皇太子、做皇帝是“大苦之事”，何必去谋求。继位后说什么“朕向无希望大位之心”。政治人物说假话是通常的事。
问：一直以来雍正被视为清代锐意进取、改革图强的帝王。在您的书中，谈到雍正的诸多改革措施，如火耗归公、士民一体当差等，这些改革对后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冯尔康：就对清朝来讲，雍正更革精神成为清朝皇家图强的精神遗产，不过后人不肖，未能学好。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甲）雍正改革的一些制度，如改土归流、耗羡归公、军机处，乾隆是经过犹豫，甚至废弃之后坚持下来的。终使雍正、乾隆两朝制度具有连贯性，终有清一代而未改易。这表明，雍正的更新并非昙花一现，而能行之久远；在传统社会中，是适合世情的、不可改易的制度。
（乙）雍正的革新政治遗产，同时成为皇家的、社会的精神财富。嘉道之时，君臣、士人都感到社会问题严重，朝政难于为继，希望更新变法，于是就想到雍正和当日的朝政，阅读那时的著述，大加颂扬，从那里汲取精神营养。
嘉庆对祖父雍正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纲饬纪，立政明伦。”他将改革作为雍正一朝的政治总纲予以称道。
学者章学诚盛赞雍正革新：“康熙末年积弊，非宪皇帝不能廓清至治。”道光颇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学习的愿望，阅读《世宗宪皇帝实录》，要求督抚州县官把雍正关于“为政之道，以爱民为本”的上谕恭录悬于大堂，作为行政准则。
继位之初像雍正实行耗羨归公政策那样，限制地方官滥征附加税，但稍遇阻扰他就退却了，还惩治政策执行人英和。同治、光绪之际，原任御史吴可读为同治帝争立继嗣，上疏推崇雍正的储位改革，谓其“诒谋之善，超亘古而训来兹”，请求两宫皇太后采纳他的意见。
雍正朝以后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兴，往往就追忆雍正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鉴，将雍正的革新精神作为当代更新的一种动力。
问：您觉得雍正的诸多改革政策中，哪些具有超时代的意义，能为当下提供借鉴意义的？
冯尔康：超时代意义，有这么几条吧：
第一，具有近代因素的人口管理和财政制度，可以从削弱宗法性人身依附关系的户口编审，地方财政“预决算”，资产多者多纳税三个方面来了解。
先说第一个方面：古代国家征收人口税，强制民人服徭役，表明民人隶属于国家，是皇帝宗法性属民，没有迁徙权，必须服从户籍制度的管理，然而摊丁入亩，人口税并入财产税，政府不再需要强制控制民人，因为有财产的人逃亡不了，政府人口税有保障，所以雍正朝不进行户口编审，乾隆朝干脆取消这一制度，这样民人对皇帝的人身隶属性消弱了。
雍正的除豁贱民政策也有近代因素，贱民是最没有人格的人群，将他们解除贱籍，具有良民身份。主佃关系中，佃农实际身份低于田主，雍正改定主佃关系立法，从此地主欺压佃客，在处刑上与平民一致，在这里，佃农具有了平民身份，不再是佃仆。贱民、佃农地位的提高，与近代平民获取人权的运动相一致，无疑具有近代意义。
现在来说第二方面，耗羡归公中的耗羡银如何开支，分为三部分：一用在官员的养廉银，二用于地方公共开支，三是地方办公费用。
由于各地征收的耗羡银是固定的，给官员的养廉银也是固定的，剩下的部分为地方政府办公费，自然也是固定的，这部分做什么用也是明确的，换句话说是收支都有定额，按照规定开支就可以了，这符合近代行政预算原则。
第三方面关乎累进税原则。摊丁入亩，人口税纳入财产税，令资产多者代替无产者、资产少者纳税，这种使资产多者多纳税制度，与近代累进税意思想通。
通过上述三点，得知雍正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或者说具有某种近代意义，具有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初始因素。
当然，雍正的意识不会有这种前瞻性，只是客观上有这样的后世价值；他那些政策，也难于全面贯彻，有的几乎是纸面上东西，如除豁贱民，因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很难脱离贱籍。
第二，革新精神，是后世值得传承的。
上一个问题已经讲到革新精神，这里从不同的角度来谈。雍正革新，是传统社会帝王政治，其具体内容，早已因社会制度的变更，失去了传承的价值。但是，雍正倡言“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
这种除弊务尽的革新精神，用抽象继承法来看还是颇有价值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不会是永恒的，再好的制度也会在长期的实行中产生问题，老话说“日久弊生”，一点不错。
所以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去除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那些成分，所以改革总是社会的需要，只是视积弊程度而定，视政治家的认知而定，总之社会需要更新，改革就必然产生，革新精神总会世代相传。附带说一下，雍正“朝乾夕惕”的办理朝政精神，真正做到事不过夜，行政效率高。以“研究研究”态度理事者，真要体会这种精神呀！
第三，崇尚务实厌恶虚名的精神，是克服假大空的精神力量。雍正有着为政务实观念，宣称“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讲求吏治、民生，名实一致，做实事，取实利，是为利民，反对赃官的既要贪赃受贿得实惠，又要博取清官美名的名利兼收。
这是同兴利除弊的革新思想相一致的，更革不是图虚名虚誉，要做实事，获得实效，才算成功。崇实去虚，对于从政者来说，是必须遵循，必须实践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四，雍正施政与相应方法的结合原则，克服阻力的精神，可以为后世之人有限度地汲取。革新应有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克服阻力的相应政策措施。
雍正清理财政和实行耗羡归公制度，不仅贪官污吏对抗，官员由于自身利益与政治理念不同，大有不赞成者，有人说他“惩盗臣而重聚敛之臣”，“贪财”成了他的十大罪状之一。
他不恤人言，坚持实行既定政策，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以致出台配套政策。耗羡归公，断了地方官耗羡私征的财路，雍正乃制定养廉银制度，给予州县道府督抚生活和办公补贴，又考虑到地方官增加了收入，也给中央官员加薪，希望以此堵塞官员贪赃枉法。
清理财政中，坚决令赃官吐出脏银，为此，采用罢官、抄家等方法，甚至命令赃官亲戚帮助赔偿，对畏罪自杀者绝不手软，继续追赔，不让其家属得实惠。
由于官员往往将贪赃所得，狡辩是为公事挪移钱粮，故有亏空，雍正乃采用“挪移之罚先于侵欺”的办法，堵塞贪官的狡赖。雍正的这些措施，并非都是善法，但其精神是不让贪官占便宜，则是可取的。
第五，用才能加教育的用人观念有传承价值。传统社会帝王用人标准是“清、慎、勤”，雍正强调的是“才”，教导封疆大吏，“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
使用干才，可是有才能的人多半恃才傲物，个性强，不好管理，雍正认为不要紧，“当惜之，教之”，即既要爱惜他，也要教育他。雍正的用人方针是一种精神遗产，颇可根据当时社会情况选择运用。不论任何时代，用人是要他办事，当然要用有才能的人，若有德无才，用之岂不误事!只有“武大郎开店”，才不敢用能人。
问：我们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和宗族史，而现在史学界往往只注重中央朝廷或地方官员对历史的影响，这使得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与社会发展脱节。
那么，您能从社会史的角度谈谈雍正的改革对清代社会或者地方产生了哪些深入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促成了社会的转变和转型，进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冯尔康：您说现在的史学研究“将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与社会发展脱节”，我想修正一下，所说“脱节”，并非完全如此。
我在倡议新时期开展社会史研究之初的《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文中就社会史研究定义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明确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与历史发展关系。
同时发表的《清代社会史论纲》（《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一期）在“一、清人社会生活一斑”之后，即以“二、社会生活表现出的清代历史特点”，讲到“民族的生活习俗在一定条件下规定和影响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影响清朝统一中国进程”，就是将具体历史与历史变化综合起来考察。虽说当前社会史研究中，关注具体史事较多，有碎片化问题，社会史研究本身也要求关注史事，进行细部研讨，至于将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今后会引起研究者较大注意。
史学家王学典、李长莉都在呼吁克服碎片化研究倾向。我想不久将来会改变这一状况的，事情一步一步走吧！再说宫廷史让研究者付出热情，与社会需求可能大有关系。
人们希望了解有趣的宫廷史，这是有帝王崇拜情结的呀！我国有二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皇帝崇拜也就有这么长的历史，一下清除，做不到，宫廷戏占据影视舞台，难免，一些史学工作者迎合，也可以理解，不必多所责难。
雍正改革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阻止土地集中，摊丁入亩、士民一体当差，田亩多的人赋税量加大，人们对购买田地失去兴趣，买的人减少，田价也就稳定了，没有出现康熙中后期以来持续上扬现象，到乾隆中期田价上涨，所以雍正改革缓解了土地集中的状况。
而田亩是农业社会主要生产资料，缓解土地集中，对平民有益。又如雍正实行族正制，由政府任命宗族族正，用之为政府与民间宗族的中介，这就促使宗族的凝聚力，宗族从而得到发展，这是一种在政府控制下的自治团体，它的发展，对民间互助互利有好处。
再如，户口编审制度松弛及取消，民人对皇帝的人身隶属性的消弱，农民可以离开乡里，进入城市做工，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
可以说，雍正的改革，具有近代因素，但同社会转型不搭界。
问：在清朝历代帝王中，雍正清查经济最厉，在这个过程中顶住了多方压力，然而到乾隆时代却基本付诸东流，雍正反贪腐有哪些不足之处需引以为戒？
冯尔康：雍正的清理经济惩治贪官，碰到很多问题，与他的不足之处，可以一并思索其经验教训。
（甲）官吏利用政策作弊，破坏改革声誉。这是不法官吏的惯常手法。耗羡归公的实行中就出现这种事情，由于这是新制度，所以具有破坏改革声誉的性质。
雍正四年(1726)三月，晋抚伊都立有升任云贵总督的任命，很快又有回任的命令，他在离任之前，为留下美名，将耗羡予以裁减，并不顾及裁减是否得当。及至回任，又将裁减的耗羡加以恢复，如此对耗羡的裁革与恢复，任意为之，不论兴革是否合理。
雍正得知后，指出他的行政，“朝三暮四，有同儿戏，甚属不合。如此则何以取信于地方官民”，指斥他“无知庸愚之极”，必须将裁减的耗羡仍然裁去，以取信于官民。雍正敏锐地看出，他的私心作怪，导致的是失去政策的信誉，所以将他改正过来。
（乙）有人预见到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不发生、亦不可能制约的。
山西试行耗羡提解之初，吏部侍郎沈近思认为耗羡归公使火耗和正税之征无异，不是善法，他说“今日则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即预见到未来还会有加征，是不易之见。
它表明雍正君臣在改革之始已然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仍然进行改革，这是以解决当前弊端为目标，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不能以后日的问题障碍当下的前进步伐。他们的思路和实践，是正确的。
至于以后耗羡之外的再征额外税，有吏治的原因——人治社会官僚制度决定不可能不出现贪官；亦有其客观情况，如同有的学者所说，定期增加火耗有其必要，即用以应付通货膨胀和人口增殖后行政费用的增加。任何事情均有利弊两个方面，人们权衡轻重，往往只能取其一端。
（丙）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受到深度的限制。在清代，君主专制之下的职官制度和税收制度是两项根本性制度，雍正所实行的各项改革，是在不触动这两种制度前提下进行的，是在敬天法祖国策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向更深的社会层面发展，如同论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意义，说到底，它不是取消加派，只是减轻、节制加派的恶性发展。
因为清朝看到明朝亡于三饷加派，宣布不增加田赋，可是面对官员低俸禄、办公费无着落的难题，只有在耗羡、盐税和捐纳诸方面想辙，不会触及赋税制度本身，不影响田赋是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本质问题。
在这里，我倒不是要求雍正对财政制度作出彻底改革，仅仅是说耗羡归公的作用有其限度，改革受时代的制约，是在传统社会制度内进行的，是从维护这种制度出发的，而这种制度业已进入它的晚期，时代已不允许作出更有深度的制度性的更新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改革的成果是有限度的。
问：康雍乾三朝虽是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顶峰，但是文字狱之祸蔓延全国，使得全国士子万马齐喑。按理说，一个王朝发展至顶峰，应该是他各个方面都非常自信的时候，但让人不解的是，文字狱为何会出现在王朝发展的最顶峰呢？
冯尔康：这个问题提得好，值得深思。
清朝统治中国，一个重大特点，它是满洲爱新觉罗氏家天下，满汉歧视、矛盾始终存在，表现形式是时隐时显，甚而很激烈。
吴三桂于康熙12年（1673）11月造反，12月京师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起事，两者之间虽无组织上的联系，却是声气相求，以后朱三太子案出现过几起。
纵观康雍乾的文字狱，研究者有个共识，那是迫害汉人的，是满洲统治者不放心汉人。
其实，那些文字狱的受害者，许多人被指责的文字并没有反清的意思，是朝廷民族歧视政策下的扩大化。此其一。
其二，满洲皇帝需要进一步建立文化专制主义，满洲文化落后于汉族，不得不接受汉族文化，采用汉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同时又要防止满人汉化，强迫汉人满化，甚至不惜使用西方文化知识奚落汉大臣，以平衡既自卑又不甘心的文化心态。
如康熙于28年（1689）南巡途中，在江宁将从西洋传教士那里学来的天文历法知识，召满汉大臣到观星台，突然袭击，专门考问汉大臣星象知识，弄得翰林院掌院学士李光地、兵部尚书张玉书大出其丑。满汉民族矛盾存在情况下，满洲皇帝需要加强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确实是康雍乾在满汉文化问题上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问：您在学术界的地位，使得有的影视作品借您的名字作宣传，如《贞观长歌》将您列作历史顾问；再比如《甄嬛传》，将您的采访断章取义，做出“《甄嬛传》中，雍正对年羹尧的器重有据可查，后来年羹尧的嚣张跋扈也是确有其事，加之陈建斌饰演的雍正言语不多，却总是猜忌多疑，与历史都有吻合之处”的结论。您对此是否深感无奈？
冯尔康：我同公演的影视剧的创作有关系，只有刘和平先生摄制的《大明王朝——1566年》，看过脚本，提出过意见，并为其书写序。
有记者问到《甄嬛传》，我才看了一两集的片段，我明确表示对它不作评论，访谈录发表，是别人说有这么回事，记者也没有给我寄样报，我也不在意。因为在诚信缺失的世风下，这类事不算什么，那还有尊重他人的事。真的，我也不是“深感无奈”。
问：现在大量影视剧兴起了一股“四爷热”，情节基本都是一位美女同时被四阿哥和八阿哥钟情。您如何看待这些历史穿越剧？您认为年轻人看戏说多于正史的现象，对年轻一代乃至民族的历史观会有怎样的影响？
冯尔康：在胡玫导演的《雍正王朝》问世之前，电影、戏剧、小说一边倒，丑化雍正，我为此曾经在《雍正继位之谜》台湾版《自序》里说，高阳、端木蕻良的有关小说写得较为严肃，影视方面摄制匆忙，不如人意，是受流传已久的篡位说的影响。如果创作者换个角度写雍正，正面写雍正，或许能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欣赏。
骂雍正那一套，是二百年流传的旧套，是一时之风气，也是其中的一些作者人云亦云。您说现在雍正的穿越剧多以一个美女穿插其间，我不知详情，如果是这样，就成了新套子。旧时以文艺骂雍正，与反满思潮及相信夺位说有关，有时代性；今时用美女，是因“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吗？玩笑话。真正下功夫创作的作家，是不会满足于套路的，是要跳出时代思潮限制的，是会创新的。
戏说之类的历史电视剧，搞笑逗乐，人们用作休闲娱乐，各取所需，未为不可。对恣意违背历史真实的戏说，有责任感的史学家用正说予以纠正，是必要的，是希望人们，尤其是青年了解历史真相和具有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是人类——我们的祖先——社会生活足迹的记录，它蕴藏着先人丰富发展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知识及其反映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创造发明知识，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实践、实验知识，酸甜苦辣的生活经历与经验，奋斗不息的精神，尽在其中。
后人对待历史，应当抱持敬重态度，才可能从中得到智慧，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让人生道路走得好一些，让生活美好，丰富多彩。有志青年多学些有益的历史知识，将获益无穷。
问：网络流行很多雍正奏折上的朱批，比如“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以及在写给年羹尧的奏折中说“你只要不负朕，朕定不负你”这样的话，除了能代表雍正的真性情，是不是也有其政治用意？与雍正渴望与满汉大臣打成一体的思想是否存在联系？
冯尔康：问得好！对于雍正自称“汉子”，我是多方求解，九五之尊的皇上自比为一般人，自比为江湖中人，自轻自贱何至如此！
经过查阅史料，多日琢磨，才有了想法。如您所说，雍正说这类话具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简单地说是：一为君臣互勉做条好汉，讲信义，以此笼络田文镜等忠实大臣；二是为整饬年羹尧、隆科多造舆论。
先说第一点，雍正于二年（1724）十二月因河南巡抚田文镜办事得体，在他奏折上写下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说白了，他的意思是，我是一条汉子，有汉子的秉性，讲信义。
皇帝如此做出保证，臣工就应该实心实意为皇上办事。在田文镜奏折上写这些话，当然首先是表彰田文镜。为什么让他放心呢？因为田文镜的舆论很不好，没有人为他担保，是雍正独自要提升他，用到封疆大吏的。
自称汉子，并非孤立现象，同一年（1724），雍正甚至还称臣工是他的“恩人”，如在两江总督查弼纳闰四月初一日奏折上朱批写的：“尔等几名忠诚省臣，不仅为朕之忠臣，实视为朕之恩人。”又在他另一奏折上朱批：“朕信赖尔，对尔，朕一向绝非负心之君。”
雍正这些话都在继位之初，权威不足，尤其是在康熙后期皇子结党谋取储位之后的继承帝位，政权极不稳定，极需建立自己的施政班底，必须刻意联络臣工，什么手段都使，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汉子”、“恩人”之称就是要同臣工拉近乎，讲义气，建立成某种“帮派关系”，达到“君臣一体”目的。
第二点，田文镜就朱批写出谢恩折子，雍正遂公开发出上谕，表彰田文镜之外，借机批评年羹尧、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曾奏田文镜居官平常，舅舅隆科多亦曾奏过。此皆轻信浮言，未得其实。”
雍正为整倒年隆，计划周详，第一步是造舆论，让臣工思想转弯——年隆不再是宠臣而是罪臣，以便他们跟上形势，和皇帝保持一致。第二步才是公开的声罪致讨。在向田文镜表示自家是汉子的时候，已在做整治年隆的舆论动员了，精明的雍正意识到整饬年隆可能会使臣工心寒，所以自称“汉子”让臣子安心，他会讲信义，不会做负心人，扩大整饬面。
问：您似乎是以将雍正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方式来书写这本书，其中既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客观的批判。如今“四爷”大火，因雍正流传下的《雍正行乐图》和个性朱批等，让大家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同时又有着铁腕的政治手段，您认为雍正的性格中具备哪些因素？人们对四爷深情、冷酷、豪装等复杂人格的猜测，哪些是有据可循，哪些又是不实的？
冯尔康：您说我对雍正“既有理解之同情，也有客观的批判”，是知我者也，多谢！您要探讨雍正的性格中具备哪些因素？对此我也研究不透，不过总体印象，他是具有多面性格的人，不宜做局部的、片面的了解。
前面说了，雍正的自称汉子，是一种俗气，与他极其讲究家具造型、偶像雕塑造型的鉴赏雅气，与皇帝的庄严神圣形象绝然不同，可见俗气、雅气兼容于雍正一身，是他具有多重性格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在其他方面呢？雍正性格有着残忍、偏激、多疑与精细、慈爱的交织。
他将同父异母弟允禩、允禟致死，将异母兄允祉、同母弟允禵、异母弟允礻我圈禁，五位兄弟遭遇如此恶运，全无手足之情。亲子三阿哥弘时被逐出皇家，别出心裁地交给政敌允禩“管教”，弘时虽属病故，亦系受摧折所致，可知雍正对他全无父子之情。这些人中多有政敌，有自取之咎，圈禁也就可以了，何必非要致死，对允祉又何必监禁，除了积怨太深，也在于他的残忍性格。
对于年羹尧，酬劳其稳定雍正政权的青海之功，重赏是必要的，因此肉麻地对他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朕实庆幸之至”。
后来大翻脸，整治他，令其自裁，雍正就不讲佛缘了。雍正将年羹尧贬为杭州将军时，因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民谣，杭州恰在其处，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写，“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竟然怀疑他可能造反！
吴、耿、尚“三藩”之后，朝廷没有出现过叛臣，雍正居然想到了，不能不说他多疑。在对待官员的防范、严刻、残忍之中，雍正也有关爱的因素，谁办事让他欣赏，谁向他报告令他高兴的事情，他会施恩，体现他的爱护、爱惜之情。
西安将军延信在西北军前之时，雍正有时能同他互道真情。延信于雍正五年（1727）三月十五日奏折表示感戴皇恩、自我奋勉，有套话也有真情，而雍正的朱批则是真实感情的表露：“理应黾勉，如朕当奴四十载之主实难相遇。即便相遇，如朕无私心杂念之人，相遇更难。”自云在康熙朝当四十年奴才不容易，意即能够体贴人，而他又是无私心杂念的纯正君主，臣工遇上了是万幸，应当努力相处，奋勉向前。
如此自许地教导臣下，是真心实意的。延信在四月十五日奏折中，说到雍正让他学习汉文的事。雍正知道延信不懂汉文，朱批要他学习：“认学几个汉字容易，若学写文章诗赋、背诵经史书籍，现已年迈难矣。但粗通几字读懂文书较易，闲时何不少加留意。”延信表示，“臣钦遵圣旨，抽闲尽力认学”。
随后，雍正再次开导他：“很好。若立意学会，则必成，并非难事。每日认记二字，一年认六百字，已足用。”通篇奏折与朱批，是君臣交心说实话，对于已经有了年纪的满人延信，雍正那么上心同他谈论学习汉文的事，有那种耐心，用那样的精力，不是真心的关爱，绝不能做到！看来，雍正也有动真情的时候。
雍正性格刚毅，又喜怒不定，稳重不足，也是不协调性格的表现。从种种事实中不难看出，雍正的性格与为人：疑心病重，残忍刻薄，而又仁爱慈祥，是多面性格，是残酷与慈爱、刚毅与急躁、雅气与俗气的交织。其实，人人都有多面性，雍正亦复如此，不过特别明显罢了。
至于网上说的雍正性格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因关心不够，不知道具体说了些什么，这里无从述说，抱歉，请谅宥。
问：关于众说纷纭《大义觉迷录》，雍正一一辩解世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一直被人诟病为欲盖弥彰，历史上很少有帝王这样直接以文字形式回应当世非议，您认为雍正为何会这样做，真性情？或是深谋远虑？
冯尔康：欲盖弥彰之说，作为一种说法，只要雍正继位之谜没有解开，此说就会存在。
如您所说，“历史上很少有帝王这样直接以文字形式回应当世非议”，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人能做到像他那样。远的不说，以他的儿子乾隆讲，就同他的处置方法迥异。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雍正、乾隆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关于雍正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件，赖有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予以保存。乾隆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
而辱骂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过”，是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为此于十六年（1751）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令后人只能知道“奏稿”所讲的他的十条罪状中的两条：南巡；杀大臣讷钦。
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相异的心态，不同的政治作风和举措。
历史上皇帝下罪己诏，时或有之，罪己诏是自说自话，不是别人披其逆鳞，而且可以博得臣民的谅解、爱戴，与此不同，被人家骂得不是人的雍正，还打起精神，公布出来，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能够做得出来吗？！就此而论，雍正也是一个奇人。
那么雍正为什么公布《大义觉迷录》呢？我想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力图改变在继位问题上的被动地位，或者说力争变被动为主动。改诏篡位说在臣民中流传，是私下传说，耳目众多的雍正应当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不好发作，现在曾静把问题挑明了，雍正认为机会来了，可以公开辩论了。所以岳钟琪一报告曾静派徒弟投书的事，雍正立即告诉宠臣田文镜：污蔑他的恶人自首了，他会“出奇料理”，你等着瞧吧。
另一个宠臣鄂尔泰更能心领神会，及时报告云南上空出现“卿云”，“卿云见”是表示皇帝大孝，怎么会谋父逼母改诏！以此为皇帝解围。雍正的出奇料理，是公布对他的质疑，由自家来解说继位是怎么回事，变被动为主动。
其次是将继位的政治问题转移到满汉民族问题方面，避免总是被纠缠在继位问题中，以摆脱困境。曾静要求岳钟琪造反，为汉人报仇雪耻。他的华夷之辨观念来源于“东海夫子”吕留良，雍正因而就此大做文章，阐述他的中华一家、民族之别只是籍贯之异的见解。复次，以君主权威，令臣民相信他的说法——他是康熙合法继承人。
应当说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初年政治斗争的总结：雍正继位，是在储位斗争中组织上的胜利，在舆论方面他则处在下风，至此，他宣布在舆论上也胜利了，虽然客观情形并非如此。
问：雍正是一个喜欢读佛学的人，雍正也曾运用文觉禅师作为他的高参，佛学思想对雍正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冯尔康：我想到三点，第一条是他欣赏佛学，自视造诣很深，出版自家的《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在宫中做法会，收门徒。
他以此修心养性，克制、克服康熙批评他的“喜怒不定”性格缺陷，同时，在争储不利时，也是调剂精神、调整心态的精神武器。继位后他拿佛道作为谈话资料，休闲调节精神。
如二年（1724）七月在年羹尧奏折上写了一段闲话：京城有个有名的道士，说怡亲王允祥前生是个道士，雍正听了，大笑着说，那你们为什么商量了来给我和尚出力，允祥缺少佛性，不知怎么回答，雍正乃说，我们那里是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只有修行不足的人才去做和尚，当道士。于是“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第二条，他是融儒佛道三教于一炉，以儒学为核心，佛道辅助。
第三条他是用佛，不是佞佛，佛为其用，佛不能左右他。如他编辑《御选语录》《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的佛旨之争，希图按照他的观点控制佛教。
问：雍正之死一直扑朔迷离，您在书中提到学术界提出的三种死因，即吕四娘刺杀说、中风说和服丹药中毒说。
第一种已经被确定为稗官野史不值得相信，认为是第二种的人也不太多，第三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也有科学检验成果的支持，但您却认为证据不足，您的理由何在？您对于雍正的死因考据，这些年有无新的发现？
冯尔康：我是倾向于第三种说法的，杨启樵持此说最力，所以我说：“我认为杨启樵此说有理”。我又提出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课题，是认为它需要完善，需要深入探讨：“道家的长生不老术在历史上的变化，何以到明清时期还有人相信？这时道家药石有何特点？”我是补台，是希望深入探讨，而我并没有就此下功夫。
问：您在《雍正传》里对于清朝的分期与别人不同，把乾隆23年平定准噶尔看做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
冯尔康：首先要说明我为何在《雍正传》里写清朝历史分期问题，因为我想写出雍正、雍正朝在清代历史上的地位，写出雍正和他的时代是处在清朝、满洲上升时代，所以考虑清朝的历史分期，清代前期与中期分期的界标。
其次，来谈把清朝前期与中期的划分定在乾隆解决准噶尔事件的原因，是准噶尔问题的解决，事关清朝稳定地统治全国和联络蒙古共治的国策。
具体讲：第一实行满蒙联合的国策，满洲人少而又来自边疆，要牢固地长远地统治广土众民的中国，势必需要有强有力的帮手，历史必然地选择了蒙古。蒙古与满洲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在地域上又是近邻，所以满洲兴起，就统一周边蒙古，在满洲基本制度的八旗制内建立蒙古八旗，实行满洲皇族与蒙古贵族联姻政策。
第二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对峙状态是清朝稳定统治中国的大患，阻碍、破坏满蒙联盟，解除这一大患，清朝就无后顾之忧了。
为此，清朝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对俄国让步，拆散噶尔丹与俄国关系；二是亲征。处理准噶尔问题，怎么同俄国联系起来？处于新疆的准噶尔蒙古，在康熙中期，噶尔丹控制西藏、青海以及宁夏部分地区，建立国号，出兵喀尔喀蒙古，兵锋直至内蒙古地区，甚至扬言以“黄河为马槽”，奢望统治中国北部；噶尔丹又同正在东侵的俄罗斯密切联系，从俄罗斯购买火器，接受俄国顾问，有着某种联盟关系。
严重势态，迫使康熙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中作出重大让步。康熙派出索额图使团与俄罗斯谈判签订边界条约，有割断俄国与准噶尔关系意图，但使团在前往谈判地点途中，遇到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只得折回，第二次出发，于康熙28年（1689）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原来不能让出的尼布楚地区划给俄国，并允许俄国商人到北京贸易。
至此，中俄东段边界处于百年和平状态，清朝可以专力对付准噶尔噶尔丹。
后来，雍正朝签订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人在北京建立教堂（注意，这是康熙末年和雍正严行禁止西方天主教之时；到北京贸易及建立机构，西方国家一直援引俄国的这两项权利，要求清朝同样给予，鸦片战争以前，根本做不到），让步，依然是为准噶尔的事情。
准噶尔问题使得清朝对俄国作出包括领土在内的重大让步，可见与准噶尔的对峙是多么的严重的问题。亲征，是指康熙三次出征噶尔丹，可以对比一下，三藩之乱，占据南方半个中国，康熙并未亲征，可见将准噶尔蒙古的事看得比汉人的事严重得多。
但是康熙亲征，战场远离准噶尔本部；及至雍正西北两路用兵，意图直接攻入准噶尔本部，结果是无功而双方停战；直至乾隆23年（1758）消灭准噶尔势力，随后在这里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至此，蒙古人全部服贴，全国疆土稳定。
第三是为有效控制和利用喇嘛教，将准噶尔染指的西藏政教转移到清朝手中。蒙古人信仰西藏喇嘛教，时或控制西藏政教，蒙古人借用藏文创造蒙古文，蒙藏关系密切的程度，不利于清朝。
满人借助蒙古文制造满文，表明满蒙藏关系密切；清朝皇帝册封达赖、班禅，用喇嘛教控制西藏，在西藏派遣驻藏大臣，也从政治上令蒙藏分开，削弱蒙古势力；又翻转过来，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人。鉴于这些历史事实，我将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线定在乾隆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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