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稳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消灭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挖出隐藏的社会安全隐患。在隐蔽战线，国共双方进行着惊心动魄的较量。
解放前，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有：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上海站（对外称市政府调查处），内政部调查统计局（简称内调局）上海办事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隶属国防部二厅）三个全国性特务系统。还有毛森、陆京士、蒋经国领导的三个上海地方特务组织。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特务外围组织。共有职业特务约5000余人，外围分子1万余人。在旧上海，这些特务组织和外围人员形成庞大的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维护国民党统治、镇压群众运动和进步人士。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特务中少数骨干接受任务潜伏下来，绝大部分被打乱打散，流窜在社会上，成为残余反革命势力。逃亡舟山、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派遣特务分子潜入大陆。有的架设电台发送情报，配合国民党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有的执行破坏和暗杀计划。大陆上的残余匪特制造谣言，散发反动传单，抢劫枪支、商店、仓库、船只，甚至杀人越货，活动猖獗。相比之下，他们比那些盗匪更狡猾阴险，抓捕和消灭这些特务，是公安战线干警最重要的任务。
国民党特务人员潜伏大陆
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锻炼出一批精干的政治保卫和肃反干部。在丹阳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社会调查部部长潘汉年主持接管上海后的肃清反革命工作。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征明具体负责。
1949年初，为了准备南下接管上海和苏南地区，组建人民公安机关，扬帆于2月下旬率领六十余名干部到淮阴，建立面向上海、南京、镇江等地的工作站，策反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渡江战役发挥重大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就是华东社会部科长王征明组织的。扬帆还组织一百多人（包括从上海撤出来的地下工作者）整理几年来积累的情报资料，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宪特、官僚企业及全市的工商文教卫等等各个系统各部门的历史沿革、现况、领导人员名单地址、电话号码，甚至各保保长名单，整理汇编出36册详细资料，分发给军以上单位和有关接管干部。陈毅对此大加赞赏，表扬他们“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
上海国民党各系特务组织在沪建立的公开秘密机构数十个，看到大势已去，许多在逃往台湾之前作了应变布置，潜伏下来。毛人凤保密局的潜伏人员都是选择未公开身份的骨干，有商人、教师、记者等社会合法身份掩护，并与保密局总台试通联络，发给活动经费，以利长期潜伏。
1949年秋，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各系特务机关组织行动队：“仿昔日暗杀伪人员办法，制裁匪首和附逆分子”。之后，台湾特务机关多方物色和训练行动人员，派遣骨干特务和著名杀手潜来大陆，进行暗害活动。1949年5月～1953年底，上海公安机关破获行动暗害案14件，其中负有暗杀任务11件，爆破案3件。派遣来的行动特务刘全德、邱信、朱山猿、封企曾、钱绍元、董超等都是职业杀手，图谋暗杀上海军政首长、民主人士、文化名人、起义将领等，其中以暗害市长陈毅为目标有8件。
采取特殊手段“以特治特”
上海公安局与国民党派遣特务的斗争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抓捕台湾派遣的暗杀特务刘全德、朱山猿、封企曾的三个案件。
据《上海公安志》统计：从上海解放到1950年底，公安机关侦破间谍特务案件652件，逮捕间谍特务5675人（其中外籍17人）。在群众性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侦察破案双重打击下，间谍特务逐年减少，敌人活动越来越隐蔽。
上海公安机关为什么在解放初期能够如此高效率地打击国民党匪特和派遣特务，保卫上海的社会稳定和首脑机关的安全？因为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手段：“以特治特”。
谈到潘汉年、扬帆等人的“以特治特”，就要提到一个特殊人物——胡均鹤。
胡均鹤
胡均鹤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作为少共国际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回国后在上海主持团中央工作，很受王明的器重。
1932年11月，胡均鹤在胶州路22号寓所突然遭到租界警方逮捕，随后叛变。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胡均鹤并不信任。1939年胡均鹤再次背叛国民党，与李士群等人合作，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任特工总部二处处长。但是胡均鹤不想当汉奸，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939年秋天，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在上海开展工作。当时在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均鹤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判处十年徒刑。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将狱中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胡均鹤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还有感情。但他是共产党的叛徒，又当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托人到香港联系潘汉年。潘汉年要他们到丹阳去找饶漱石、扬帆，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饶漱石和扬帆。1949年4月，就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胡均鹤鼓足勇气来到丹阳。
扬帆
如何对待胡均鹤？扬帆向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汇报后，饶漱石认为此人可用。指出两点：一是胡均鹤吃过国民党的官司，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上海情况复杂，我们情况不明，对隐蔽战线的敌情不了解。胡均鹤充当过国民党和汪伪的特务，熟悉这两方面的人事，应当用他作“眼线”。用饶漱石的话说，我们进上海处于“敌情不明，群众未发动，公安力量未组织好的形势。应麻痹敌人，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饶漱石还指示：“可以让胡均鹤搞个委员会，我们派个干部进去，放在公安局的外面。”
协助抓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未列入公安局编制，他们的生活补贴由特费中开支。不久，胡向扬帆汇报：说他们联系到一些人了，还有个少将自首了。饶漱石一听很高兴，说：“国民党过去就是用顾顺章把我们地下党搞垮的，我们这么搞，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海小报《铁报》登出万德全自首的消息。饶漱石一看，马上告诉扬帆：“这第一个自首的不能杀，杀了以后再没人来自首了。”
胡均鹤解放后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指中统和军统——笔者注）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协助抓获了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还提供线索，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
当时的华东局社会调查部情报科长王征明说：“据我所知，扬帆在筹建情委会的同时便有一个设想：第一步，通过情委会摸清上海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特务情况，这需要相当时间；大致告一段落后，第二步，举办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第三步，结合对办理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处理，将情委会网络内的这部分人一并处置。过早处理会影响公开办理登记，上海市公安局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1949年六七月间，扬帆在社会处处务会议上宣布情委会成立。1950年2月社会处改编为政保处，原二室缩编为情报科，情委会则改为情报科的外围机构情报室，胡均鹤为副主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各分局亦成立政保股，除由原社会处二室派出干部外，也由情委会派去一些编制外的人员协助建立情报网络。”
据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反间谍斗争史编写组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特情人员约两千名，来自敌阵的占65%。情委会和后来的情报室的工作，一是侦察破案。解放头两年根据特情报告发现敌特活动的各种线索共约4000起，其中侦破专案470 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例如，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特派谋刺陈毅市长的刘全德案，主要是靠胡均鹤处的特情高激云破的案。1950年7月，保密局派来的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人民反共总队”少将站长兼司令封企曾，是靠情委会的特情朱崇文（原名朱岑楼）识别捕获的。 二是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提供线索材料约八千件（此数字与提供侦破线索的数字有重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委会特情人员中发现有问题的人，同样立即查处。1951年上海市公安局结合对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分子的处理，结合镇压反革命，清理特情，在1500余名来自敌人阵营的特情中，继续留用的仅14名，约占百分之一，其中有罪恶有民愤的也都逮捕问罪了。
但是上海解放之初公安部门实行“以特反特”斗争策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当时指出：“一是用于内部。（1949年8月，扬帆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汇报社会处干部不够，饶漱石明确指示“特务可用”。扬帆据此从胡均鹤处选调了四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到预审科充当预审员）二是关系太滥。三是以特情领导特情。四是暴露秘密，公开使用，从而招致我们在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本文据作者提交给“上海解放与统一战线”学术研讨会文章整理，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资料照片：反映解放初上海反敌特的连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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