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姬归汉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相关的书画、戏剧等层出不穷，特别是郭沫若先生的经典历史大剧《蔡文姬》，更是具有超越时代的重大影响力。另外，传世经典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据传也与蔡文姬有关，曲风高雅，余音绕梁，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充满浩然之怨，是我国古代十大名曲之一。作为一代才女，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蔡文姬，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
金代张瑀创作的《文姬归汉图》现存吉林博物馆
蔡文姬，芳名蔡琰，字文姬，是东汉大儒蔡邕之女，陈留郡人。根据《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伊人“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她的一生历尽坎坷，总共有过三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她嫁给了河东人卫仲道，河东卫氏乃是世家大族，蔡家也是书香门第，这段婚姻也算门当户对，不过，卫仲道短命，两人还没有子女，他就死了，蔡文姬只好回到娘家守寡。第二段婚姻是时代的悲剧，时值汉末董卓之乱，蔡文姬被少数民族所掳走，辗转流落到了南匈奴，被迫下嫁左贤王，并生养了两个孩子，这段婚姻维持了十二年，直至蔡文姬被其父蔡邕的生前好友曹操花重金赎回中原。第三段婚姻，是在文姬归汉之后，由曹操张罗，蔡文姬嫁给了同乡的董祀。后来，在曹操的安排下，蔡文姬编纂整理了乃父蔡邕的文集，全凭记忆保留下了四百多篇诗文。同时，她自己也创作了很多佳作，有两首诗被全文收录在《后汉书》之中，一首五言乐府，一首骚体诗，都是叙事带抒情，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被后人统称为《悲愤诗》。另外，后世还流传有一首质量相当之高的长诗《胡笳十八拍》，据传也是蔡文姬所作，这首长诗真的是上乘之作，但是，绝对是后人托名伪造的，不是蔡文姬的作品，因为写这首诗的人显然对匈奴的状况缺乏最起码的认知，绝对不会是一个流落匈奴十二年的才女所做。从蔡文姬的生平、作品中可以看出，她这一生历经悲欢离合，尝尽人间冷暖，其个人荣辱与国运兴衰同步，其命运可以看做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不谈这个。现在要谈的是蔡文姬沦落南匈奴的情况，以及她对南匈奴贵族的巨大影响。
身为名门千金的蔡文姬是怎样流落到南匈奴的呢？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蔡文姬流落到南匈奴的过程是这样的：
“（蔡文姬）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也就是说，蔡文姬是在汉献帝兴平年间被少数民族所俘虏，然后辗转流落到南匈奴的。兴平年代的战乱，就是董卓生前身后的一系列战乱。蔡文姬是在家里被人抓走的，这个家在哪里呢？在夫家河东，还是老家陈留，还是长安？首先排除河东，因为丈夫死后，蔡文姬就回到了娘家。当时，蔡邕是董卓的座上贵宾，在长安追随董卓，蔡文姬是否也在长安？答案是否定的。
蔡邕之所以成为董卓的人，并且最终为董卓陪葬，不是自愿的。蔡邕是一代大儒，但早年的仕途很不顺利。在汉灵帝时代，宦官专权，蔡邕只做过一些小官或者幕僚，最后还因为上书言事，触怒宦官，下洛阳狱，被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属大不敬，被判“弃市”，后来改判“减死一等”，全家被髡钳，流放朔方，不得减刑。流放过程中，蔡邕被宦官追杀，九死一生，最后又因为得罪宦官和朔方地方土豪，他没能得到大赦，为求活命，他从朔方逃到江南，一躲就是十二年。汉灵帝死后，宦官集团被迅速清理干净，蔡邕得以回到老家安享晚年。可是，新掌权的董卓很仰慕蔡邕，所以诚邀他出来做事，但蔡邕“称疾不就”。董卓大怒，说了一句“我力能族人”，意思是，你信不信我有本事诛你九族。无奈之下，蔡邕只好离家来到洛阳，追随董卓。董卓对蔡邕相当器重和敬重，蹉跎半生的蔡邕在董卓的提拔下迅速飞黄腾达，署祭酒，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不但头衔光鲜亮丽，对于蔡邕的意见，董卓也常常积极采纳，虽然谈不上从善如流，但至少态度上是和蔼可亲的。
虽然无比风光，但蔡邕很早就察觉到了个中风险。他对堂弟蔡谷透露过，“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当时曹操刚刚在兖州拿到了人生第一块根据地，曹操与蔡邕是好友，所以蔡邕可能想去投奔曹操。但是，他的堂弟蔡谷说，“你长得这么玉树临风，走到哪里都会被粉丝围观，根本不可能逃出去。”蔡邕觉得很有道理，就放弃了逃亡。不久，董卓遇害，蔡邕也随之入狱。蔡邕曾经恳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首刖足之刑，只是希望留下一命，让自己能够完成《汉史》，这和司马迁有的一比，但王允不同意，蔡邕最终死于狱中。
从蔡邕的晚年经历来看，蔡邕追随董卓并非心甘情愿，同时对当时的时局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既知道董卓难逃灭亡，也预见到兖州方面的曹操将冉冉升起，他甚至一度想逃离长安。作为一个久经风雨的人，一个曾经连累家人被流放的人，蔡邕绝对不会把家人带到洛阳、长安这样的漩涡之中。所以，当时的蔡文姬，不会跟在父亲身边，不会去洛阳，更不会去长安。因此，蔡文姬当时是在陈留老家。也就是说，蔡文姬是在陈留被人抓走的。
那么，抓走蔡文姬的又是什么人呢？根据《悲愤诗》记载，“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显然，蔡文姬是被董卓的部下所抓走的，而且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抓走她的是“胡骑”。董卓早年长期在西北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一带与羌族叛军作战，他带去长安的三千大军中，有不少是羌族雇佣兵、卢水胡、义从胡等，所以蔡文姬才说“来兵皆胡羌”。董卓自己也曾经交代过，他手下这群羌胡士兵，狼心狗肺，无组织无纪律，甚至连他都无法完全约束。正是董卓的这群手下抓走了蔡文姬。
可是，蔡邕是董卓手下的高官，女儿被抓，蔡邕为什么不来救女儿呢？如果蔡邕知道了女儿被董卓的人抓了，他当然要拼死救出女儿，可当时的客观情况很复杂，蔡邕可能不知道女儿被抓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看，蔡文姬是什么时间被抓的了。
蔡文姬当时是在陈留，也就是河南开封一带。董卓的军队只有一次曾经触及此地，那就是在董卓死前不久。当时，董卓派牛辅带兵驻扎在河南三门峡，牛辅又派李傕、郭汜、张济向东击败河南尹朱儁，随后大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就是这一次，董卓的大军在陈留烧杀掳掠，而蔡文姬也就是此时被抓走的。两三个月以后，董卓和蔡邕先后都死了。可见，蔡邕不会知道自己的女儿被董卓手下抓走。
董卓死后，牛辅不久也死了，李傕、郭汜等人的几万大军无家可归，在贾诩的建议下，他们决定入关去长安找吕布拼命去，并且最终击败了吕布，杀了王允。而蔡文姬也就跟着李傕、郭汜的大军，进入了陕西，就是她在诗中说的“身执略兮入西关”。
那么，蔡文姬又是怎样从董卓余部手中去到南匈奴那里的呢？
有种说法认为，是匈奴右贤王去卑将蔡文姬掠走的。根据《后汉书》记载，“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也就是说，蔡文姬是在兴平年间的战乱中身陷南匈奴的。兴平时代，主要的战乱就是由李傕、郭汜挑起的，当时在钟繇等人的努力下，李傕释放汉献帝东归洛阳，但不久又反悔，于是，为了抢夺汉献帝，董卓余部各派系在从长安到洛阳的路上展开混战。过程中，流落在山西的南匈奴部落也卷入其中，匈奴右贤王去卑也带人参战，保卫汉献帝，在河南西部的曹阳一战中，包括南匈奴在内的保皇派击败了李傕、郭汜，斩首数千。所以，很多专家学者都认定，就是在这一战后，李傕、郭汜军营中的大批慰安妇被南匈奴抢走了，包括蔡文姬。
但是，我坚决不认同这种说法。曹阳一战，李傕、郭汜固然打输了，但这一战没有什么严重影响，李傕、郭汜很快就翻盘了，然后把保皇派打的满地找牙，包括南匈奴士兵在内，都被李傕、郭汜打的流血千里、尸骨如山，连汉献帝本人也狼狈到了极致，不得不仓皇北渡黄河避难，然后再南渡黄河绕远路回洛阳。所以，这一战从头到尾连起来看，南匈奴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死伤惨重，即使他们在曹阳一战抢了一些什么，很快也要丢掉的，否则命都保不住。所以，蔡文姬绝对不是在此时以这种方式被转手输送至南匈奴的。而且，当时的李傕、郭汜为了追上汉献帝，一定会急行军，绝对不会带着碍手碍脚的慰安妇。蔡文姬此时绝对不会在李傕、郭汜的军中。所以，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掠走蔡文姬是不可能的。
蔡文姬进入南匈奴，很有可能是被董卓余部中的羌胡卖去南匈奴的。东汉时代，羌人几度反叛，给西北汉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过程中，羌人经常掳掠汉族人，将其转手卖给匈奴人。比如，《后汉书·南匈奴传》就记载过，曾经造反的南匈奴单于檀在重新归降政府后，为了赎罪，一次性将“所抄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计一万多人放还。可见，羌人转卖汉人俘虏的生意规模很大。而董卓余部中的羌胡士兵，很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买卖。在来到长安之后，面对飞涨的物价，即使是当兵的羌胡，有时候也得为肚子犯愁，转卖手中的奴隶，是一个发财的好门路，而像蔡文姬这样才貌俱佳、色艺双绝的美女，当然是非常值钱的。就这样，蔡文姬被卖入了匈奴之中。
来到南匈奴后，蔡文姬所见到的是这样的场景，“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或者这样的场景，“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
蔡文姬进入的南匈奴部落，是左贤王的部落，她嫁给了一个匈奴人，并且跟他生了两个孩子。那么，蔡文姬的匈奴老公是谁？是左贤王本人，还是左贤王部中的普通匈奴人？左贤王是匈奴中仅次于单于的二号人物，通常就是下一任单于，应该不会籍籍无名，那么这位左贤王又是谁呢？是否真如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所设定的那样，“假定年40岁左右，剧中把他作为匈奴的民族主义者，故以汉初最杰出的匈奴单于冒顿之名名之，冒顿单于曾打败汉高祖刘邦，并侮谩吕后，此左贤王名以冒顿，以表示其强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一下东汉末年的南匈奴。
蔡文姬 剧照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人，不同于后来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不是黄种人，而是胡人，属黄白混血种人，虽然不至于金发碧眼，但也与汉人有明显的不同。蔡文姬的《悲愤诗》中就说，匈奴人“言兜离兮状窈停”，也就是匈奴人说一种黏着语，长相“窈停”，就是比较深邃，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高鼻深目性状。匈奴由众多部落和氏族组成，其中栾鞮氏世代担任单于及其他主要统治者，其余的较大氏族还有呼延氏、丘林氏、兰氏、须卜氏等。
公元前3世纪末，秦汉之际，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之下，匈奴在漠北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发展成为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并在今后一百五十多年中与汉朝南北对峙，一度迫使汉朝不得不和亲，一时风光无限。但是，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派大军强力反击匈奴，卫青、霍去病统领大军将匈奴逐出内蒙古与河西走廊，并跨越戈壁大沙漠，挑了匈奴王庭，李广利后率汉军几次深入外蒙古和西域，深入穷追，给匈奴带来了深重灾难。在霍光主政时，西汉抓住机会，联合乌孙，再度重创匈奴，匈奴从此彻底没落，逐渐分崩离析。在汉宣帝时代，匈奴内乱频仍，主管西域的日逐王投降，西汉控制了西域，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汉朝全力支持呼韩邪单于，歼灭其敌对势力，最终扶持呼韩邪统一匈奴，呼韩邪本人三次进京朝觐汉朝皇帝，从此以后，汉匈战争以西汉的全胜结束，匈奴彻底臣服于汉朝，呼韩邪本人及其先后担任单于的六个儿子对汉朝惟命是从，直至王莽时代，六十余年间再无战事。
但是，由于王莽政策的失误，不甘压迫的匈奴人在新朝末期叛变中国，汉匈再度沦为敌人，在东汉初年，局面又一次呈现出西汉初年的态势，匈奴人连年南下骚扰边疆，胡尘遍野，狼烟漫天，二十多年间，北边无复宁岁。但这时的匈奴远远无法与西汉初年冒顿、老上时期的匈奴相比。比如说，东汉初期的西北军阀卢芳在匈奴中，被东汉政府重金通缉，结果，“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也就是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贪图小利，决定把卢芳遣送到汉朝换赏钱，而卢芳本人认为自己是主动归降，起义有功，与匈奴无关，于是匈奴就没有得到赏钱，单于深以为恨。连这种没有节操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此时的匈奴可以说离穷途末路不远了。最后，由于内部剧烈矛盾、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匈奴最终在公元48年，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彻底分裂为南北两部。
那一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率领四五万人南下投奔汉朝，是为南匈奴，比为表归降诚意，也自称呼韩邪单于，而留在北边的匈奴主力，就是北匈奴。汉朝将南匈奴安置在长城以内的缘边诸郡，汉长城远比现存的明长城要靠北的多，南匈奴主要就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甘肃东北部的西河、北地、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南单于庭设置在西河郡，就是今天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南匈奴臣服于汉朝，一方面接受汉朝的武力保护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也作为雇佣兵参与汉朝的对内对外战争。汉朝在单于庭周边设置了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等机构对南匈奴进行管理。
从此以后，东汉就一直领导南匈奴一起打北匈奴，于是南匈奴日益兴旺发达，人口激增，北匈奴日趋衰弱，最终在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北伐北匈奴，勒石燕然而返，北匈奴损失惨重，几乎亡族灭种，此后数年，汉朝对其持续追杀，北匈奴余孽被迫西迁中亚，慢慢的走出了中国人的视野，然后突厥化，是为后来的悦般人，最终泯然于突厥语民族之中。而南匈奴也不知道算不算幸运，他们一直在长城以内生活，被汉朝统治和残酷剥削，稍微不老实就会挨打，先后有两位单于被东汉废黜，还有一位被处死，还有一位被逼自杀，南匈奴几乎永无翻身之日，直至西晋末期。
到了汉灵帝时代，南匈奴内乱，这次的内乱与鲜卑人有关。鲜卑是东胡的一支，属黄种人，本来一直在大兴安岭一带游牧渔猎，发展程度远落后于匈奴。在东汉初期，为对抗北匈奴，东汉政府大力帮扶鲜卑，鲜卑人快速进化。北匈奴西迁以后，南匈奴被东汉牢牢控制在长城以南，中部鲜卑乘虚进入塞外的蒙古高原上，而且开始学匈奴那样骚扰汉朝缘边和南匈奴。到了东汉末年，部落林立的中部鲜卑，出了一条好汉，叫做檀石槐，逐步降服鲜卑各部，尽有匈奴故地，对东汉政府形成巨大威胁。汉灵帝曾对鲜卑大规模开战，而且带着南匈奴、乌桓、羌人雇佣兵一起上，但是竟然被檀石槐打败了，此后又想和亲，但檀石槐软硬不吃。好在檀石槐命短，儿孙又普遍没出息，他死后，鲜卑恢复部落林立，中部鲜卑的威胁就这样昙花一现的过去了。但鲜卑的南下沉重冲击了南匈奴的安定秩序。后来，为了镇压带领鲜卑叛乱的前中山太守张纯，时任南匈奴单于，羌渠单于，再度发兵配合东汉政府。但是，南匈奴内部厌战情绪高涨，最终部民反叛，将单于杀害，另立外姓的须卜氏骨都侯做单于。但这位骨都侯很快就死了，改由一些老贵族们摄政。
这场内乱，改变了匈奴的命运。由于此时的东汉也已进入最后的时期，所以，对这场内乱之后的匈奴情况，历史记载非常零散，甚至是有些扑朔迷离。羌渠单于被杀之后，他的儿子于夫罗此时正在中原内地。于夫罗为什么出现在内地，众说纷纭。《后汉书》说，于夫罗是因为父亲被杀，匈奴另立外姓做单于，所以诣阙自讼，请求朝廷主持公道，但赶上汉灵帝崩后天下大乱，进退无据，只好滞留在山西。但《晋书·刘渊载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的《魏书》相关记载却说，在黄巾之乱的时候，羌渠单于派时任右贤王于夫罗带兵配合镇压黄巾军，在羌渠单于被杀后，于夫罗不受匈奴欢迎，有家难回，因而被迫滞留山西。
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于夫罗在内地滞留期间，他的弟弟呼厨泉、去卑等青年才俊都在他身边，势力很雄厚，如果在羌渠单于被杀的时候，他们都还在单于庭的话，外姓须卜氏很难篡权，因为游牧民族最重种类与出身，没有黄金家族的Y染色体，再牛的人也不能当老大。可见，当时于夫罗很可能不在单于庭，也就是说他在内地配合镇压黄巾军的可能性更大。
于夫罗在内地继承单于之位，在黄河以北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流浪，带着数千匈奴骑兵，卷入了汉末的军阀混战之中，其事迹零星见于《三国志》各路军阀的传记之中。当时，黄巾军余孽郭太、李乐、杨奉、韩暹、胡才等在山西白波谷起事，是为“白波贼”，四处攻城略地，一度威逼太原，攻占河东，甚至击败了董卓的大将牛辅，是迫使董卓最终放弃洛阳、西入长安的众多因素之一。于夫罗选择与白波贼联合，掳掠河内诸郡，但是民皆保聚，抄掠无利，而兵遂挫伤，这几年折腾下来，于夫罗没有捞到多少便宜。
汉献帝初平年间，董卓胁迫天子西迁长安之后，关东大乱，在晋冀鲁豫一带，袁绍、曹操、袁术、公孙瓒及刘备、山东黄巾贼、河北黑山贼、山西白波贼、鲜卑乌桓雇佣兵，互相混战，烽火连天。于夫罗与军阀张杨合作，屯兵于漳河流域，听命于袁绍。不久，于夫罗又背叛袁绍，挟制张杨离开，被袁绍大将麹义击败于邺城之南。后来，于夫罗击破度辽将军，元气有所恢复。黑山贼攻入东郡地面后，太守王肱无力抵御，曹操离开河内，进占东郡，与袁绍联盟共同打击黑山贼。张杨摆脱于夫罗控制后，接管了河内，于夫罗选择与黑山贼合作，但是曹操、袁绍、张杨合力击败了黑山贼和于夫罗，其中，于夫罗被曹操击败于内黄。第二年，初平四年，占据河南南部的袁术卷入进来，于夫罗与黑山贼又倒向袁术，却再次被曹操击败，袁术被迫放弃逐鹿中原，调转炮口去争夺江淮。就这样，在中原混战之中，于夫罗一旅之众，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到山西南部苟延残喘。两年后，兴平二年，于夫罗死了，他总共当了七年单于，但没有一天在南匈奴单于庭度过。
于夫罗之后，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此时，又一场大战在中原西部秦晋豫大三角一带爆发了，这就是前文提及的汉献帝东归洛阳时，董卓余部之间的那一场混战。由于保皇派之一的杨奉，出身于白波贼，所以他把当时已经分崩离析的白波贼诸部李乐、胡才、韩暹等都喊来勤王护驾，白波贼的老朋友南匈奴人也一起来了，而率领南匈奴渡河南下勤王的是右贤王去卑。保皇派本是一群乌合之众，很难抵挡李傕、郭汜的铁骑，所以此战打的很惨，但汉献帝终于还是历尽艰苦，冲破重围，胜利逃到了洛阳。来到洛阳后，早已在兖州站稳脚跟、成为北方仅次于袁绍的第二大军阀的曹操千里勤王，来到洛阳，不久又迁都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去卑带领的南匈奴也参与护送汉献帝前往许昌，初步实现了与曹操集团的和解，然后就退回了山西南部，时值建安元年。不久以后，山西分别被袁绍和曹操所控制，说晋语方言的地区，即并州所辖地区，被袁绍所控制，袁绍的外甥高幹担任并州刺史，而说中原官话方言的晋西南河东、平阳各地，则被曹操所控制，由坐镇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掌管。山西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而南匈奴在山西一时也无法立足了。于是，呼厨泉单于率领南匈奴归国，退回了长城脚下，也就是回到了南匈奴二百年来的故乡。
关于呼厨泉单于是否退回去，其实是有争议的。有很多人主张，呼厨泉没有退回，而是仍在晋西南一带流浪。其实不然，直至建安二十一年以前，呼厨泉对曹操和袁绍都没有完全归顺，无论曹操还是袁绍，都绝对不会容忍呼厨泉在自己身边朝秦暮楚、左摇右摆，呼厨泉要是还在山西，根本就坚持不了二十年。其实，通过研究《三国志》中关于呼厨泉单于的零星记载，也可以基本判定呼厨泉单于退回了匈奴单于庭。
呼厨泉单于的主要事迹，就是卷入了曹操与袁绍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建安七年，官渡之战后两年，袁绍病死，他的儿子袁谭、袁尚与曹操在黄河北岸再度开战，而在这一主战场之外的山西，第二战场也随之开辟，袁尚派遣大将郭援，配合高幹从太原攻打河东，也就是运城一带，高幹也把呼厨泉单于喊来助战。呼厨泉有求必应，立刻带领大军南下，进攻平阳与河东，也就是临汾与运城。代表曹操方面迎战的是坐镇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同时，还有被说服前来助战的凉州军阀马腾的儿子马超。呼厨泉一开始就被钟繇包围在平阳，但郭援来到之后，攻势凌厉，所经城邑皆下，呼厨泉得救了。郭援受阻于绛邑的贾逵，于是呼厨泉前去合力进攻绛邑，最终攻下了绛邑，贾逵逃跑，形势一度不利于钟繇。但不久以后，马超的精锐大军杀到，在汾河上击杀郭援，呼厨泉被迫投降。然后，呼厨泉就退了回去。在袁氏兄弟被曹操击败后，高幹投降了曹操，山西也暂时稳定了。
此后几年，曹操对袁氏兄弟展开连续追杀，袁谭、袁尚、袁熙等先后被击败，高幹不自安，于是再度反曹，南下占据壶关，意图封锁山西，河内的几股势力也闻风而动。乐进、李典进攻壶关，却没有打下来，于是曹操亲率大军前来。这时高幹已经没有别的救兵了，他最早想到的还是呼厨泉，于是他让手下守城，自己亲去匈奴求援。但是，与两年前不同了，呼厨泉已经认清了形势，袁家已经不行了，此时救助高幹、对抗曹操，无异于自寻死路，于是，呼厨泉拒绝了高幹。进退失据的高幹，只好乔装南下荆州投奔刘表，结果在半路上被人截杀。山西就此平定，这是建安十一年，而蔡文姬归汉，大概就是在此前后。
山西方面的这两次战事中，呼厨泉单于第一次参与其中，第二次躲得远远的，最终避免了像东部的乌桓那样被曹操连根拔起，保住了匈奴的血脉传承。如果呼厨泉此时不在南单于庭，而是在山西南部，那么曹操大军深入壶关以后，绝对会顺手解决匈奴问题。所以，呼厨泉及匈奴此时不会在山西。
可是，接下来的十年中，匈奴远离战场，人口滋生，根据《晋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后汉末，天下骚动，群臣竞言胡人猥多，惧必为寇，宜先为其防”。而此时的中原，正值烽火连天之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基本奠定，曹刘孙三方的激战连年不绝。为了防患于未然，曹操集团针对匈奴开始了一轮行动，这一轮行动的直接指挥者是在上述山西战事平定后接任并州刺史的梁习，他被山西父老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并州刺史，他的政绩在汉末三国时代常常在地方官中排名第一。梁习刚到山西的时候，“时承高幹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也就是外部的匈奴与内部的军阀大族，成为危害山西的两大罪魁祸首。面对此情此景，梁习选择强基固本，由内而外的解决问题。梁习先把目标对准了那些豪门大族，恩威并施，将他们全部摆平。之后，梁习控制了局面，开始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各项事业，“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贡达名士，咸显於世”。而北边的呼厨泉单于也不得不老实了下来，“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决定匈奴命运的男人： Mr曹操
“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这几个字是有十分深厚的含义的，是匈奴命运的根本转折。所谓“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是指呼厨泉单于等统治阶级的命运转折。建安二十一年，汉献帝被迫加封曹操为魏王，建立魏国，以邺城为都，呼厨泉也被迫携带一众名王前来贺喜，结果一去不回。曹操将呼厨泉扣押在了邺城，待以客礼，从此以后，呼厨泉就再没能回到匈奴本部，一直客居邺城与洛阳，每次朝廷有什么大事，呼厨泉都要代表匈奴出席，比如后来的曹丕篡汉的禅位仪式，呼厨泉就曾出席，这是呼厨泉仅存的意义了。一同前去的右贤王去卑，被曹操送回匈奴，奉命监国，代表政府以管理匈奴人。“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则是广大南匈奴人的命运转折。曹操对南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组，据《晋书》记载，“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也就是说，曹操将南匈奴分化整合为左、右、中、南、北五部，各部不再由传统的左贤王、右贤王、这个王、那个王管理，而是由朝廷任命的匈奴贵族部帅管理，同时有汉人担任司马予以监督，那些部帅基本都是匈奴单于家族子弟或者其他贵族，到了西晋时期，改名叫做都尉，完全成了朝廷命官，不再父子相承。同时，曹操将这些匈奴人从长城脚下迁徙到内地，被分别安置在吕梁山区、汾河谷地的各县，“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就这样，匈奴人彻底告别了故乡的草原，告别了祖祖辈辈的生产生活方式，过上了编户齐民的生活。《三国志》记载说，“匈奴折节，过于汉旧”，即曹魏对匈奴的压迫与剥削，远远超过了汉朝，而匈奴不得不服。后来，在西晋时期曾经担任匈奴北部都尉的刘宣也多次说过，“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确实如此，此后即使是匈奴贵族也是被压迫的对象，比如匈奴单于家族成员刘曜，曾经在洛阳犯罪，被官府缉拿，不得不逃到朝鲜，改名换姓，在县衙担任衙役糊口，最终还是被县令崔岳识破，刘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好在崔岳看刘曜人还不错，就把这件案子给压了下来。总之，从此以后，真正的匈奴已经不复存在了，塞上牧马放羊、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已经被改造成了在山西耕田种地的编户齐民。曹操彻底征服匈奴，大功一件，在汉献帝加封曹操为魏公的诏书中，总结了曹操的十大功劳，其中第十件，就是“鲜卑丁零，重译而至，单于白屋，请吏率职，此又君之功也”。
综上，汉末的匈奴，早已衰弱不堪，正处于命运转折的关键阶段。就在这时，蔡文姬来到匈奴生活了十二年，那位左贤王绝对无力对汉强项。
那么，蔡文姬的匈奴老公究竟是谁呢？是左贤王本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在蔡文姬的骚体《悲愤诗》中，有这样一句，“岁聿幕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菅，登胡殿兮临广庭”，这说明，蔡文姬在匈奴所居住的地方安装有门及相关设施，不是普通的毡房，而且，蔡文姬可以自由来去胡殿，胡殿是什么？当然是胡人的大殿。如果蔡文姬不是左贤王的老婆，就能不能自由出入胡殿。所以，蔡文姬的丈夫很可能就是左贤王。
蔡文姬辗转沦落胡中十二年，只是匈奴人的一件私有财产而已，不可能有所作为，更不会名扬四海。而且，蔡文姬说过，她离开匈奴时，“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也就是说，像她一样沦落胡中的汉人妇女很多，蔡文姬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而已。但是，曹操竟然能够突然在十二年后打听到蔡文姬的下落，大海捞针一样的找到这沧海一粟，这本身就证明蔡文姬在匈奴的身份非同一般，她的老公绝对是地位超然之人，她本人的社会地位也一定非同凡响。只有这样，曹操才能突然得知这个十二年音讯全无的大侄女的消息。所以，蔡文姬的老公是匈奴左贤王本人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几乎确定无疑。
那么这位左贤王是谁呢？那一时期，史料中记载的左贤王有两位，一位就是前文多次提及的去卑，另一位是于夫罗单于的儿子、呼厨泉单于的侄子刘豹。我认为，去卑不可能是左贤王，左贤王只能是刘豹。
去卑的头衔，有关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大部分史料都说他是右贤王，但也有史料说他是左贤王。《后汉书·南匈奴传》、《后汉书·董卓传》、《三国志·武帝纪》、《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等，都记载去卑是右贤王，而《后汉书·孝献帝纪》、《魏书·铁弗刘虎传》记载去卑是左贤王。左、右两字很容易混淆，所以几千年的史料流传下来，在细节上有所讹误也是很正常的。我认为，去卑应当是右贤王，而不是左贤王。这几份史料中，在这个问题上最权威的应该是《三国志》。因为《后汉书》、《晋书》、《魏书》成书时距离去卑的年代都太远了，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与去卑时代很近。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南匈奴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在洛阳当人质或者做官或者读书，其中不乏去卑的儿子或者孙子，对于去卑的头衔，陈寿不会弄错，所以，在《三国志》中，无论是《武帝纪》还是《乌桓鲜卑东夷传》，都认定去卑就是南匈奴的右贤王。
所以，左贤王就只剩下刘豹了。刘豹应该也有匈奴语名字，不过早已失传了。刘豹是于夫罗单于的儿子，在其叔呼厨泉单于继位之后，刘豹被封为左贤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呼厨泉死后，刘豹就能够继任单于之位，但偏偏出了意外，曹操终结了正常的单于法统，刘豹最终也只是挂着左贤王的虚名，当着朝廷任命的匈奴左部帅。这个刘豹，就是蔡文姬的老公。
刘豹活的时间相当长。他死于西晋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他的父亲于夫罗单于死于公元196年，东汉兴平二年，也就是说，即使刘豹是于夫罗的遗腹子，他也活了83岁，这在通常只能活三四十岁的匈奴人中相当高寿。但是，生逢乱世，呼厨泉绝对不会让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担任左贤王重任，所以，在呼厨泉当单于的时候，刘豹至少也已经进入青春期了，所以，刘豹很可能出生于180年后的几年之中，最终享年近百岁。而且，刘豹的身体也一直很硬朗，他的嫡子刘渊在王昶担任曹魏司空的时代是七岁，根据王昶的履历，他是在258年到259年之间担任司空，也就是说刘渊大概出生在251年、252年左右，此时的刘豹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还能生儿子，确实很厉害。
言归正传，刘豹应该就是在刚刚担任左贤王不久的时候，遇到蔡文姬的，也就是从建安十一年前后向前追溯十二年，刚好就是建安元年左右，而于夫罗单于就是在建安元年的前一年死去的。可能这一观点大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受一系列传统文艺作品的影响，大多数人都觉得娶蔡文姬的左贤王应该是人到中年的彪悍王爷，但人家其实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在刘豹娶到蔡文姬的前后，南匈奴追随着呼厨泉单于回到了长城脚下的南单于庭。所以，在这样蛮荒的地方，蔡文姬举目四望，看到的只有“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所以，她的心情不会太好。
但是，她在匈奴中的境遇应该不会太差。前文说过，此时的蔡文姬年纪也不大，虽然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但应该也不到二十岁，虽然略长于刘豹，但也是二八年华的妙龄少妇。刘豹从羌人那里买到蔡文姬，一个年轻的野生男孩子，遇到仙女一样的漂亮小姐姐，当然是瞬间就单方面坠入爱河了。蔡文姬当然瞧不起这样野蛮的匈奴毛头小子，但人家贵为左贤王，自己落地凤凰不如鸡，也没有办法，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于是，两人最终生下了两个孩子。由于阶级差距，蔡文姬不可能是刘豹的正妻，因为刘豹的正妻只能是某个匈奴贵族的女儿，不能是一个买来的汉族女子，但这并不妨碍刘豹爱慕蔡文姬，说不定在刘豹的心中还觉得自己是癞蛤蟆吃到天鹅肉了。所以，蔡文姬在刘豹心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对刘豹有很大的影响力，进而在整个南匈奴民族中有一定的地位。
刘豹，是匈奴单于家族第一个正式取汉名汉姓的人，他的前辈、平辈、晚辈，很多都没有汉名，叫什么于夫罗、呼厨泉、去卑、诰升谖之类的，但刘豹只留下了自己的汉名汉姓，其匈奴名字早无踪影。我以为，这很可能说明，刘豹的汉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匈奴权贵，而这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蔡文姬的影响。由于蔡文姬的文化修养，以及刘豹对蔡文姬的爱慕，蔡文姬一定对刘豹及其身边人的快速汉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十二年中，在老婆蔡文姬的教育之下，年轻的刘豹迅速掌握了汉语、汉文化和一定水平的汉族艺术。
甚至于，我提出一个猜测，匈奴单于家族的汉姓之所以是刘，很可能也是蔡文姬为刘豹选择的。《晋书》认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就是说，匈奴单于之所以姓刘，是因为祖上曾经迎娶过汉朝的宗室翁主。应该说，这一观点是相当荒唐的。西汉和亲匈奴，实际上只有四位宗室女子曾经下嫁三代匈奴单于，分别是汉高祖、汉惠帝时有两人嫁给冒顿单于，汉文帝时有一人嫁给老上单于，汉景帝时有一人嫁给军臣单于，此后再无刘姓翁主和亲匈奴，那一时代距离刘豹开始姓刘，至少也有三百五六十年之久，没有文字的匈奴人是否记得自己祖上曾经迎娶过汉朝翁主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何谈因此而姓刘。更何况，没有一位单于是刘氏翁主所生的，匈奴单于选择姓刘，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其实，刘姓，很可能是蔡文姬根据“栾鞮氏”的发音，选择的一个相近而且符合单于家族地位的姓氏。而刘豹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根据他的匈奴语名字，按照当时汉人单名习俗所设计的一个汉名。
可是，虽然刘豹很爱蔡文姬，虽然蔡文姬在匈奴受到爱戴和尊敬，但曹操的意见是不可违背的。前文说过，蔡文姬被曹操迎回汉朝，大致在建安十一年前后，也就是在曹操平定高幹，进军山西的时候。大概情形可能就是这样的，在平定山西之后，匈奴归顺曹操，在了解匈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体情况的时候，曹操得知左贤王有一位非常漂亮、文化修养极高、会弹奏各种乐器、创作各种歌曲的太太，乃是匈奴中星光闪耀的大明星，是当时匈奴文化的一面旗帜，然后，曹操惊讶的发现，这竟然是故去多年的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她小时候还抱过她的。曹操不由得也老泪纵横，决心要把好友的遗孤接回来。所以，十二年后，蔡文姬不得不抛弃了刘豹和两个孩子，孤身返回中原，虽然肝肠寸断，内心有极大的矛盾和不舍，但也无可奈何。刘豹也无可奈何。
蔡文姬走后，又过了十年，建安二十一年，南匈奴整体被曹操迁到山西安置，左贤王刘豹依然掌管匈奴五部中最强大的左部。刘豹没有停止汉化，左部距离太原很近，自然可以得到太原文明的哺育，从而在蔡文姬打下的基础上，更加迅速的汉化。所以，自始至终，刘豹家族都是南匈奴贵族中汉化最深的一支，至少比去卑那一支的汉化程度要高得多。比如，刘豹的儿子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豹的孙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孙子刘聪，“幼而聪悟好学，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族人刘宣，“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族孙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这一个个的，简直就没有匈奴人样子了。
虽然刘豹家族的汉化如此成功，但依然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既受汉文化的影响，又无法完全脱离匈奴旧俗，所以，在五胡之乱中，刘氏家族率先起来作乱，而一旦得到权力，又一个个把汉文化丢的一干二净，表现出“人面兽心”的夷狄本色，禽兽其行，不齿于人。所以，《晋书》对此总结的很到位，“单于无北顾之怀，猃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兹为不仁矣！若乃习以华风，温乎雅度；兼其旧俗，则罕规模。终为夷狄之邦，未辩君臣之位。至于不远儒风，虚襟正直，则昔贤所谓并仁义而盗之者焉。”最终，在一系列内忧外患中，匈奴单于刘氏家族，被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大部分南匈奴贵族的命运差不多也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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