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两首流传甚广，被官员奉若神明的《一剪梅》: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动，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溢文恭。 这两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官场的丑态，反映了衙门中人的真实嘴脸，堪称衙门精神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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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为官只为财， 衙门风气，百年三变。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清代衙门逐利风气之盛，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所不同的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不是清代衙门中人的个体行为，而是整体取向了。 对乾嘉时期衙门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洪亮吉在《守令篇》(载《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一)中有个“三段式”的经典论述。
洪亮吉幼年时，凡是当地出一位府县长官,其亲戚朋友都要勉励一番，并说：这是个繁缺，这是个简缺，这个官缺不易治理，除此之外就不会再讲其他的话了。二三十年以后，即洪亮吉还没有做官时，风气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当地出一位守令，其亲戚朋友勉励谋划的说辞完全换了一种口吻，说这个缺位能出息(进项)多少,这个缺位需要多少应酬才能做得下来，这个缺位一年能装入自己腰包有多少。
洪亮吉
所谓吏治民生已不足挂齿了，因而出任府县官的，他的智虑心思，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媪保，全部都在算计能捞多少钱财上。守令一定还要四处打探一年的陋规有多少，属员的馈遗有多少，钱粮税收的盈余有多少。跟随他的那些人，抱着欲壑难填的架势，帮助主人牟利。因此不幸的是，一年之间守令换了几个，而衙门的属员，辖下的高商大贾以至小民百姓，已受无穷之累了，其间即使有稍知自爱以及真正想为百姓做点事的，十个人中没有一二个，而这一二个人，又常被那八九个人耻笑为愚蠢、拙劣,不会为自己打算，而督抚等大吏也把这些人看作不合时宜，不中程度，想方设法早日把他罢官解职。如此一来，这一 二个人势单力孤，不得不向那八九个人靠扰。到了洪亮吉写这篇大作的时候，风气又骤然一变：当守令的全都讥讽三十年前的官员多么无能，缺乏搞钱的本事。因为他们或者十条大船，联舸而归，或者百辆驷车，绝尘而出，所带回的财物往往是以前的十倍，难怪瞧不上“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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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他幼时所闻正是乾隆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此时官场风气尚说得过去,官员还有些“心系于民”的情结。尽管如此，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郑板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大夫“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仕途。中间恰好三十年，风气已经大变，也即官场中普遍蔓延的“千里为官只为财”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十人中仍有一二个想为民做事的人，或者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但官场中已经难容正人，因而这风毛麟角的几个人也自身难保，无奈何也加入做官只为财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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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卒于嘉庆十四年，从这篇大作完成到他逝世，中间又是十几年，即嘉庆中期，官场风气又一变，以不择手段攫取民膏民脂为能事，这时的官员普遍耻笑乾隆后期的“前辈”捞钱不得要领。衙门风气已经变成对“不越轨成员”进行集体制裁的时期。洪亮吉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严肃学者，他提出的清代“人口增长论”具有广泛影响，嘉庆四年，他因上书指陈官场风气日趋卑下，几乎引来杀身之祸，后来被发往伊犁充军。
“有理无钱莫进来”
过去在史书上经常看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记。载，以为说的是穷人没有钱打不了官司，天大的冤屈只能往肚子里咽。清朝人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哪就是富人也打不起官司，但富人因为有钱，就经常有“贼”惦记，想尽办法把他牵扯进官司里。方大湜在《平平言》卷二中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虽是谚语，却是实录。他列举打官司所要承担的种种费用：代书盖戳，则有戳记费；告期挂号，则有挂号费；不等告期而传呈，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者，有取保费；房书送稿，有纸笔费；差役承票，有鞋袜费；投到，有到单费；踏勘，有夫马费；坐堂，有铺班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息，有和息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任何富户也承受不起，何况还有“估家”一法，总之，很难逃得脱。汪辉祖也谈到，“有理无钱莫进来”并非是官贪之意，而是名目繁多的费用。比如嘉庆时。湖南州县官，凡是词讼到官，并不立即审断，而是先索取陋规，名目也五花八门，有挂牌、投到、门规、房规、铺堂、坐堂各种名目，每项索要大钱数十千，而出票签差，需索就更多了。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件刚刚进入司法程序，还没有进行审判时，当事人就要拿出几十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数年的全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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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中人也不会坐在那里等“生意”，有时会主动“上门服务”。传纸费、坐差费等名目就是由此而来。传纸费是民间遇有控诉，不等放告日期(官府在非放告日不接一般案件)，书役“主动“走出去接状纸，因此只要交“出使费”，就可以将呈纸预先传入，出使费的数目要根据案情轻重确定，甚至有求准买批的事。
坐差是什么？凡是遇有催查事件，或者传集案犯，证人，胥役等要出钱给县太爷，指名求派，这种点差费自几千至一二十千不等，根据也是案件有多少利可图。因为是花钱买的票差，衙役拿到传票如获至宝，抓住发财的机会不放，能交差也不交，甚至故意将案件拖延下去，最后受害的还是当事人。
为了招揽“生意”，还有“附加服务”。道光时的徽州府衙门附近，形成了出租一条街，租户大多数都是各衙门的门丁、长随、幕友。出租者为招揽“生意”，多置买一些年轻的女子，以便更好地为衙门中人服务，因此生意非常火爆。衙门外的一些人，见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遇有讼案，先包揽下来，然后谈定一个价钱，再转给衙门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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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事如打枪，刮完换地方
“署事如打枪”是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对署理州县官的形象说法。大意是说，署理官因为是暂时代理，因而能捞就捞，因为多则不到一年,少则几个月就走人，故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意思。署理一般是任命同级或稍低一级的官员代理现职。清代道府以下官员署理，只要督抚委嘱，上报吏部即可，因而署理官更能为所欲为。但让张集馨大惑不解的是，州县官前途有限，能捞就捞，而且署理时间短，难以查纠，但像道员这样的监司大员也把署事视如打枪一样，不择手段敛取民财，这就有失政体了。他在书中记述了道员署事打枪的例证。
道光二十五年，张被委任为陕西督粮道，他的前任方用仪在交接前，让他的子侄家人在雁塔买民间麦壳4000石，作为好米搀入东仓廒内。张到任之初，已得知此事，因而不肯出结,但署事的刘源灏已经结报，张为此感到十分为难。刘劝道“仓粮肯定没有亏短，现在方道员已回江西，岂能奏调来省！”张不得已只好接收。
晚清时期
并对一个姓丁的胥吏说：“我初次放粮，断不准像方道员那样允许搀和，致使众兵轻视，将来公事反不好办。”到了放粮时，张指定好廒，让营弁去领，而弁兵坚持说此廒是前任方道员的麦壳廒，管仓官同营弁辩论，营弁却围住仓廒喧哗不已。张集馨下令按营弁所指的仓廒放粮，开仓后营弁方知自己所指的才是方道员的麦壳廒。张再令人打开前廒，全是圆净好麦，至此，兵弁才无话可说。张考虑到这些麦壳存仓，终究是个祸患，于是命斗级将方道员搀和的麦子风筛干净，再用好麦还仓，而将筛出的4000多石麦壳，铺垫仓外低洼车道。如此一来,兵弁也不再怀疑了。
还有凤翔府豫泰署任半年，专收坏粮，一时交者踊跃，而不顾仓储好坏;他还将衙门巷口马号转给藩经历，从中捞了一笔，是真正的刮地皮。张到任后,得知情况，藩经历苦苦哀求，张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之如故。陕西盐道崇纶最会搞关系，上司也喜欢他会逢迎，在陕西多年，公事茫然不知，连最基本的案件都不能审理，但却前后署理布、按两司，又多次署理粮道，他信任家人薛坤，无弊不作，仓储就更不用说了。
到了晚清，收厘金的差事最有赚头，因而有“署一年州县，不如当一年厘差”之语。可见，这时的署理更非从前可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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