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说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文体的种种好处，本文就着重说一说八股文存在哪些不足和弊端。八股文在于选拨少量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的文体。实际上，八股文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内容上空疏，说白了就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

从命题的角度来说，由于八股文的命题规定必须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八股文的命题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末才废止。明朝乡试、会试开科89次，清朝则为112次，明清两朝加在一起共举行了两百多次的乡试与会试，那么，每一科乡试需要多少道考题呢？

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例，全国有16个省级行政区单位举行乡试，以每个省三道“四书”文题，五道“五经”文题计算，全国乡试八股文的命题总数就达到128道，这些题目都是不能相同的。如果将全国县试、府试和院试、科试所命的试题加起来，估计在八百道以上，将这个总数乘以明清科举乡试与会试的次数，八股文题目则有近十六万道。

这么庞大的八股文题目必须要出自“四书”、“五经”上的几个字、一段话或者几段话。而“四书”、“五经”的内容和字数是有限的。据统计《论语》有15919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孟子》150000字，“四书”总字数为十七万多字。

“四书”和“五经”本来是题量巨大的题库，刚开始命题时，主考官随便摘出一段、一节、一句都可以作题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考试的次数越来越多，主考官想要与前面的考题不雷同，真是难于上青天，而且这个难度会随着科举考试的次数增加而不断增加。

面对这一难题，朝廷在选派主考官时，往往将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作为重要候选人，因为这些人不仅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而且对八股文的命题情况也比较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命题难的问题，面对字数有限的四书五经，以及朝廷命题不能重复的要求，主考官怎么选呢？

儒家经书肯定不能篡改，那么只有增加题目的长度，将四书五经中的某一句、某几句，某一段、某几段，某一节、某几节，某一章、某几章作为考试题目。这样不仅需要考生对儒家经典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难度明显增加。

仅仅是这样还不够，有的主考官还将四书五经中的字句以“自由组合”的方式命题，这种考题叫“截搭题”。截搭题在明代已经出现，不过尚不普遍，朝廷对这种题目也多次提出批评，明确要求主考官不要用这种方式命题。到清朝，截搭题则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允许主考官用这种方式命题。

还有一种题目，是将完整的句子截头去尾，或将几句内容互不关联的话捏在一起，将本来不当连的地方连起来，不当断的地方断开，使题目显得新奇、诡异、冷僻，这种题目被称为“割裂题”。

乡试、会试中若是考生们遇见了“截搭题”和“割裂题”，那些有才学的考生难免束手无策，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咸丰年间河南学政俞樾就曾命了三个著名的割裂题，分别为“君夫人阳货欲”、“王速令出反”、“二三子何患无君我”。考生们看到这三个题目后，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提笔胡乱对答，写什么的都有。

正是这些匪夷所思的命题使得科举考试更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八股文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已经达不到考查人才真实水平的目的，对于科举考试选拨功能的发挥是一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一心埋首研读八股文，结果却成为了连最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的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