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失衡的基层权力
义和团的前身，是各种名目的民间拳会，比如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等等。它们集中出现在1890年代，与庙堂的失职直接相关。
因“教案”问题屡栽跟头，清廷在1890年代下发了大量文件，要求地方官严防死守，绝不可让辖区内发生教案，且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若无力消弭引爆教案，地方官至少降一级；若对传教士保护不力引发外交冲突，地方官至少降两级，甚至有可能直接丢乌纱。
只向地方官员施压，而不力图从文明司法、条约外交等方面解决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地方治理层面的权力失衡。
这种失衡的发生逻辑是这样的：
（1）地方官员希望保住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诉讼，他们往往倾向于袒护教民，不要与传教士发生冲突。至于究竟是教民占理，还是非教民占理，并不重要。
（2）传教士希望收获更多的教徒，也多见识过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诉讼中，他们因无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传教士有意袒护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
（3）底层民众至少可以区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层治理（比如饥荒、疾病、贫困），而选择投入传教士的怀抱。
第二类，游民、地痞之类人物，见识了教民所享有的诉讼特权后，为谋利而入教。
第三类，自身利益与传统乡村秩序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富户、平民，选择入教对他们而言有困难、但又不愿忍受来自第二类人的敲诈勒索，于是组织拳会、刀会之类团体相对抗。
也就是说：
（1）在列强与传教士进入之前，清廷是一个典型的秦制国家，其基层治理虽无公正可言，却有一种奇特的“公平”——所有民众，无论贫富，若无体制内背景，无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压榨的对象，官僚系统无司法文明可言，但在裁断纷争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种“公平”，为基层权力的运作带来了稳定。
（2）传教士进入底层社会，对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战，酿成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了列强将司法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的机会。清廷力不能敌，一再以赔款道歉、开放口岸了结。为回避教案，以往那种“无公正可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诉讼中拥有了针对非教民的优势。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教民与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俱受司法文明的庇护。
可惜的是，清廷既无司法文明，又为了自身利益（非国家利益）而在司法操作中将教民与非教民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
其结果，便是社会失序，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选择投入江湖的怀抱。
二、考验人性的畸形司法
这种社会失序，非是传教士对教民做慎重考察就可以化解。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考验人性——面对可以轻松获取的利益（与非教民打官司），一个人即便从无作奸犯科的历史，也有可能突破底线。
西方学者并不讳言梅花拳、大刀会这类组织起源于“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但很多人夸大了传教士吸纳“不守法分子”入教的程度。
比如，德国学者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认为：
“（相比做慈善事业，）天主教传教士倾向采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预词讼，以该方皈依为代价。……这种富有争议的皈依策略被证明在传统冲突盛行的区域取得了成功。”
再如，七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对方济各会在山东传教，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教民多数主要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保护而受洗入教的，就连马天恩神父也承认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美国学者、义和团研究专家柯文（Paul A. Cohen）认为：
“通过这种方法（干预诉讼）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他们忽略了社会失序——畸形的司法制度，对教民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人性考验。没有经受住考验的教民，并不一定在入教时就已经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不能从他们入教后的行为，去反推他们入教前的状况。
相蓝欣（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利用西方史料，著有《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一书。书中对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有颇多考据勾勒。比如，书中提及：
“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
从1860年代开始，教案中常可见到以“羊叫”喻“洋教”的内容。
这种因屠夫在摊上挂羊头而将之告上衙门的做法，显然是自以往的教案中得到的“启发”。
三、追求物质利益的拳会
整个1890年代，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在颤颤巍巍地走钢丝。
他们既想维持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其实是有效汲取、有效压榨），又想保住个人的仕途，不愿与教民和传教士发生冲突。
所以，他们对“大刀会”、“梅花拳”这类民间组织，采取了两手策略。
一手是鼓励。希望“大刀会”等能展示实力，让传教士们从自己的辖区知难而退。
一手是杀戮。在冲突激化时，就把“大刀会”等组织的领袖抓起来，给传教士一个交待，以消弭教案。
曹县大刀会领袖刘士端，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刘士端曾协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获得官方表彰（岳二米子为自保，选择了入教）。但当1896年4、5月间大刀会与教民冲突激化时，曹县地方官选择以宴会的形式对刘士端进行诱捕，然后将之杀死。
1899年春，清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清廷的本意在于甩锅，想把处理教案的权力和义务，全都甩给地方官。如此，就可以避免列强动辄把教案上升为外交事件。
为方便传教士与地方官员对接，该文件规定：
传教士中，总主教、主教相当于督抚级别，可就教民问题随时面见督抚；其他依次递减，与中国地方官员的级别分别对应。
这相当于承认传教士介入诉讼名正言顺。将传教士的级别与地方官员的级别一一对应，则相当于再次削弱了地方官员的权威。
整个1890年代，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在奏折中强调，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是山东动荡不安的根源。不过，没有人敢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动荡的源头，是自中央而下各级政府的失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的奏折，参见《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P171-176。袁世凯的奏折，参见《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P157。）。
尽管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冲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态度，但考虑到那些躲避官府盘剥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选择入教寻求保护，在一桩具体的冲突中，要评判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是非曲直，其实并不容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8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义和团早期组织”，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比如，1896年，江苏砀山县地主庞三杰，与刘荩臣争夺一块名叫“东湍”的土地的所有权（因黄河改道造成产权不明），刘荩臣入了教，庞三杰就选择从山东单县请来大刀会与之对抗。
再如，1897年，家有400亩地的梅花拳领袖赵三多，介入到山东冠县梨园屯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之中，其目的是为了从教民手里夺回当地的玉皇庙。
四、庙堂有病，江湖吃药
1899~1900年北方大旱。
饥饿刺激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教民恶意制造与非教民的官司变多了，非教民组成的拳会抢掠教民财产之事也日趋常见。
梅花拳、大刀会等组织的领导者成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有家有业的士绅富户，渐渐失去了对拳会的控制权——他们不愿意离乡，不乐抢掠，加入拳会寻求救济的受灾者增多，也使这些士绅感觉负担过重。
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样的无业游民，渐渐成了拳会的新领袖。
姚文起四处流浪为生。他一再鼓动赵三多举旗，赵因为介入梨园屯事件，感觉进退皆不得解脱，倾向于举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业的领袖人物，俱不赞同，要求赵另立名号，不许使用梅花拳名义，赵遂改用“义和拳”。朱红灯“家无亲属，只身游荡”。
心诚和尚自幼因贫出家，四处游方。
于清水家中仅二亩半地，以给人扛活为生。
曹福田“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
张德成以操舟为生。
组织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
朱红灯、曹福田这类人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这类口号，只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的研究发现：
“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必然找上门来；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也没必要去破坏。
团民们的这种“理性”确实有效，1899年底，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团民，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慎防酿成民变。
不过，袁世凯率军上任，公开指责义和团的组织源头是反朝廷秘密组织，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
不久，他们进入了慈禧太后的视野，获允涌入京城，开始了排外暴民式的打砸抢。
清廷之所以看中他们，是因为慈禧想利用他们来对抗列强。
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朝中不少重臣“挟洋自重”，希望拿列强的立场来阻止慈禧，而列强也确实对光绪抱持着好感，不希望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慈禧的反西方情绪被严重激化，却又不敢与列强公开决裂，遂决定利用义和团的所谓“民心”火中取栗。
末了，为与列强议和，慈禧又抛弃了义和团。为避免被清廷逮捕清算，很多团民选择了入教。
略言之，反思义和团的关键，在于根除产生义和团的土壤。这土壤，在清廷而不在民间，在庙堂而不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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