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撰文/王克明
《王氏族谱》是一部移民的族谱,它记录了清初“湖广填四川”时,王氏一姓从湖南前往四川灌县“插占”的历史沿革,反映了自那时以来的三百年间,普通百姓随社会历史进程和政权更迭、政策变动的生产劳动、生活的变迁情况。一部《王氏家谱》,既是王氏一族为了开拓家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辗转千里的生存播迁史,也是一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生活发展史。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习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对土地依赖的一种传统。但是,如果有谋生或其他内外在需要,甚至是被迫时,也会有个人或家庭迁徙的情况,比如,经商、从军,或者逃荒等等,都是“迁地以为良策”的行动。这种从本地迁居到外地生活的人,就被称为“移民”。
两千多年来,由于战乱、生存环境变化或政府行为,常常有“移民潮”的发生。人们在迁徙他乡时,往往怀揣家族谱牒,身背祖宗牌位,甚至背着祖宗的骨殖到新的生活环境重建家园,繁衍生息。当家族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要“疏远近,序昭穆”,续排行,重修谱牒——族谱。族谱又称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该家族的来源、迁徙轨迹,还记载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它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族)谱之一,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都江堰市曾是古蜀国的发祥地。蜀地的原住民称“古蜀人”。秦灭蜀,迁中原人入川。自那时到清代,蜀地的移民都与战乱或政府行为有关。较大的外省“移民潮”前后共有五次。
第一次移民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移秦地万家入蜀,人数约有四、五万。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学者所属家族就是在那时迁入四川的。
第二次移民从西晋末期开始。伴随着西晋王朝的“八王之乱”,刘渊、石勒跃马中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称雄北方。公元316年,“永嘉之乱,典午南奔”,琅琊司马睿渡过长江,次年,在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沿金牛道进入四川。
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公元960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也是陕、甘移民入川。
第四次是元末,战火四起,四川赤地千里,湖北随州人明玉珍率军入蜀,自称“陇蜀王”,改元称帝。大量缺地少田的湖湘农民也随之进入田地荒芜的巴蜀地区垦殖。
第五次则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南方闽、赣、粤、湘、鄂等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移民,主要是由于战乱,造成四川人口急剧减少,由朝廷下诏移民或由民间自发形成的移民。
史载,清初三十多年间,自张献忠到清兵,再到吴三桂,四川连遭战乱,加之大旱、大饥、大疫、虎害:“四川经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清初,灌县县城也毁于兵火,加上瘟疫和洪水的袭击,灌州大地人烟稀少几成荒原。“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战乱初定后,外籍移民和汉族军丁落籍,渐有人烟。
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四川省有人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人。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锐减至“通省之户口,总计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所谓“丁”指男性劳动力,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全省也只有九万余口”。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朝官员到成都,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市),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才迁回成都,“成都州县始设官”。
又据《温江县志》载: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丁,女二十三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代灌县的第一任知县马玑到任后,招抚流亡,修葺公署城垣,在废墟上重建县城,形成集市,平原地区先后形成村落和场铺。次年,始有承粮花户1262户,总人数不足5000人。
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朝廷接受川湖总督蔡毓荣的建议,拉开移民序幕。十二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从云南举兵反清,四川重罹战火。八年后,战乱初定,清政府分道设官,灌县隶属川西道。此时,康熙再次下诏,向四川省移民,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又规定“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朝廷又特别“免其编审”,为移民提供了最大优惠。凡赋役均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丁册为常额,以后编审所增,统名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又宣布:“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四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丘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乾隆五年,又“以四川所属,地处边徼,山多田少,田赋向分上、中、下三等。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与上地、中地不足一亩,以及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大量移民入川。灌县城移民以湖广、江西为最多,亦有少量贵州籍和川东北一带蜀民。至康熙末年(公元1762年),灌县已拥有较大的村民交换场——村市21个,后来陆续发展成为街市。
雍正、乾隆两朝,来灌的外籍移民和经商者又有了大量增加,由于百姓安居,繁衍生息,逐步富裕,各自拥有田产、房产和商行,“怀故土而会馆兴”,县城内先后修建了代表九个省籍的7处会馆。乡村亦建有31处会馆,成为定居的同籍贯乡人“岁时聚宴之所”以及接待安置同籍来灌流落乡人的客栈。如今,走在都江堰市街头,如若要问现在的灌县居民祖籍何处?有90%以上的人会回答“湖广填四川”时来的。
所谓“湖广”,是指元明以来的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今天,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即指自康熙十年至乾隆中期这次长达一百多年的大移民。青城山下王氏家族的《王氏族谱》就印证了这一段历史。
据《王氏族谱》载,先祖王国佐原居住在湖南宝庆府武岗州新宁县斗牛岭(今湖南邵阳市新宁县斗牛岭)。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移民前夕,国佐老祖公弃世。安排好国佐老祖公的丧事,欧氏老祖母携五子一女入川。跋山涉水,走过了3000多里的泥泞小路,一路艰辛来到成都平原:“祖妣欧氏携五子来川,始至成都市北之德阳县,再迁城南之眉州,长子希曾公故焉。复迁新津县,……祖妣欧氏携四子迁灌县周村五甲平清院侧近苦(竹)林,继迁大乐乡而落业焉。”据王氏先辈讲,之所以从德阳、眉州、新津再辗转迁移到灌县,是由于德、眉、新三地都取水艰难。受够了干旱之苦的王氏先祖来到灌县的青城山下,发现那里地势虽然平坦,一片水草丰茂,却是“一杆杆插不到底”的沼泽地。于是决定再次迁移,来到南边平清院附近的苦竹林靠水而居。
当时的平清院一带,荒草遍地,荆棘丛生,灌渠淤塞,野兽出没。王氏祖先与其他各姓氏移民一起在茫茫原野上开始了兴家立业的艰难历程。依靠勤劳的双手和节俭的家风,王氏一家开荒拓土,置水田八百余亩,兴修水利,饲养牲畜,积聚财富。数十年后,子孙繁衍至数十口,开始再造新居。历时两年,王氏一家两处院落相继建成,建筑宏伟,古色古香,院门雕花,北面院子称“双天井”,南面院子称“王家院门”。也称为王家上院子、王家下院子。
王家上院子双天井,在王家院门以北一公里处,由双胞胎两兄弟建成。这是一处由两个小青瓦四合院和配套偏房屋组成的独立聚居村落,因为每个四合院称为一个“天井”,两个四合院形成两个“天井”,再加上这是由双胞胎两兄弟建成的,这个院落就叫“双天井”,此地名一直使用至今。
双天井的两进四合院东西并列,相互独立,相距约50米。每院东西各有正房8间,南北正房5间,每个天井内共有瓦房24间。房屋布局宽大规整,五柱二的开间,双檩双跨。院门朝东,寓意“紫气东来”。东入院门是高大的厅房,雕花童墩,画栋雕梁,体现主人的自信和豪气;屋内群板装壁,木条花窗,木板铺屋,五尺宽的石板阶沿。整体建筑庄重典雅,朴素大方,建筑技艺精湛,独具川西民居风格。
“王家院门”即王家下院子,院墙多以砖石砌成。是典型的川西大四合院建筑群。其建筑高大,布局讲究,有东西南北四门,设计颇具匠心。正门向西,北面花房子,南面是美丽的花园,种有各种贵重的花木,树木四季常绿,鲜花四季常开;房屋建筑精致典雅,东面是花龙门,建筑结构高大,雕梁画栋,花鸟虫鱼,戏曲人物,硕大的黑漆内门雕刻雄狮一对,用佛金包裹;进门是宽阔的大草坪与石刻照壁,两侧为小龙门,花龙门内院落三进,有三个天井;进大门后是第一天井,整个天井围墙内有许多硕大而形态各异的罗汉松、苍劲古奇的紫荆花桩头,靠墙处是硕果满枝的板栗与梨树,它们时不时遮掩着两侧的厅房;进入第二天井,映入眼帘的除了罗汉、紫荆外还有四季桂(月桂)、丹桂与红桂以及许多高大的银杏树。前后厅房的阶沿与滴檐皆由大青石板铺就,左右书房里陈设典雅,有雕花书桌、明清瓷器、王羲之叔侄(王氏远祖)书法作品及传世字画等,整个陈设古朴文雅;再进去就是主厅(大房,也叫正房),主厅的中堂叫堂房,堂屋内设有神堂(也叫神龛),神堂的建筑典雅精致、古香古色,主厅两厢也设有书房。据说当年仅修建这神堂就历时两年,前后参与修建人员达好几百人,牛吃了几头,酒喝了几千斤,粮食吃了好几万斤。建成后的王家院门建筑高大雄奇,神兽座脊,仙雀翘角,虎皮群墙,雕花童墩,狮虎座墩……体现了主人耕读传家的贤达、沉稳和大气;家族的富有、与文脉,兴旺与发达。
王家院门和双天井独立于广袤的川西原野之上,俯瞰岷江之浩渺,仰观青城之翠微,摛春华而挹秋实,蔽风雨而护后人,200年间,演绎了很多动人的传说和离合悲欢的故事。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王家院门的花龙门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因大办公共食堂而拆除,旷古建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遭遇大火,毁于一旦,实在令人可惜。劫后余生的几间房屋现在已被新的农家建筑包围,在这些农家院落的簇拥下,“王家院门”鹤立鸡群,显示出了曾经的辉煌。
两百多年来,双天井周围不知曾经建起和毁坏了多少个“天井”,王氏双天井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若干次的分家析产中更换了一代又一代的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王氏古民居从老天井开始了分崩离析的进程,因为占地拆迁,2005年西面的天井彻底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消失了。东面的老天井也在2012年的城乡统筹整治中开始了最后的拆除。
王氏祖居和其他古建筑一样被越来越高大的现代建筑淹没、荡平了。但王氏家族却瓜绵日远,人丁兴望,入川后曾多次修订宗谱。入川前原籍《王氏族谱》起于元末自江西迁居湖南的鸣珂祖,其排行为:君挽(鸣珂)、仲文、楚贵、才寿、文信、子春、宗志、思舜、廷抄、友达、奉誉、国佐共十二世。根据湖南原《王氏族谱》的体例,入川后的王氏自“国”字起修订入川字辈排行为:国希天心顺,光清呜自安,克家维积德,应时贵崇宽。自国佐老祖公至今,经历十三世,已至“维”字辈。270年来,家族繁荣,人丁兴旺。王姓世代耕读传家,一直是青城当地望族,出现了不少当地的著名人物。《王氏族谱》记载有“庠生”和“武庠生”多名,其中有清代“王家院门”的王光泽和民国时期“双天井”的王自霖。
光泽字雨山,“廪生,居家设教,循循善诱,青城桃李半出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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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霖于1935年夏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一期学习。抗战开始,出川与日寇浴血奋战,因战功卓著,由士兵升任连长,再升任营长。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奉献了青春和鲜血,抗战结束,回双天井休养。在面临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局面时,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反对内战,拒绝归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新中国建立,王自霖作为开明乡绅,成为统战对象。他是现存《王氏族谱》的发起修订人之一。
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加,王氏族人已遍及都江堰市,有的还远居省内外、国内外,汇入新的人口流动大潮中,《王氏族谱》也到了应该重新修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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