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就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史学界普遍的认为，大明就是因为明朝末年那场卷席华北地区的鼠疫而走向毁灭！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频频发生旱灾，在万历期间就发生过三次大旱灾，每一次旱灾都引发过鼠疫，而崇祯十四年的那场大旱灾，更是持续了四年的时间。

鼠疫蔓延迅速

实际上，明末从万历年间，就不断的爆发区域性的鼠疫，只是没有大范围扩散而已。随着旱灾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粮食减产非常严重加上当时税赋劳役负担也越来越重，导致百姓体质和抵抗力下降、官府防疫抗灾能力(包括意愿)不足，一个地区发生的鼠疫很快随着流民、农民军和迁徙鼠群被传染转到其他的地区，疫情由此急剧扩大，最终彻底失控。

饿得难受的灾民先是挖老鼠洞穴中的粮食来吃，接着又吃老鼠的尸体，终于导致鼠疫大暴发。

这恐怖的景象首先是从山西开始的——“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阖门不起”。

大同首当其冲之后，疫情很快扩散至山西全境，接着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十年传到了陕西米脂，也就是李自成的家乡。鼠疫给米脂带来的惨景，并不亚于大同，病者先是腋下和大腿间生一个硬包，然后吐血而死，服药无效。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据《明史》记载，崇祯十四年，鼠疫传到了北京大名府。

那年春天开始，大名府就没有下过一滴雨，地里的麦苗都被蝗虫吃光了，加上鼠疫大行，饿死了无数人。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心急如焚，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静海到山东临清，见人民饿死的有三成，因为瘟疫死的也有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为盗，米价疯长，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两银子，人死后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

当年七月，北京在劫难逃。

在北京，鼠疫引起的病症叫“疙瘩病”，人身上一旦出现一块隆起的肉就没救了，活不过一个时辰，北京人因此而死的达十分之四五。这是夏秋两季的情景，到了春天情况更为严重，发病症状是呕血，一呕就死，有的一家数口全部死绝。没多久，瘟疫又传到了天津，很多人早上染病晚上就死了，“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明末农民起义

民变爆发

崇祯十六年，疫情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周边地区同时大爆发，“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万人，通州和昌平等郊区的疫情也大同小异。

北京城死者当中不但有大批的小贩、雇工，还有大批的士兵，甚至连叫花子都死得一个不剩。朝廷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还变本加厉地增加赋税，各地民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其中最著名的一支起义队伍，其领袖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李自成。

• 虽然早在崇祯二年，李自成就因其他原因参加了农民军，但他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不能不说那场鼠疫帮了他的大忙。

李自成起义图

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是在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开到北京城外的，那时的北京城，已经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多，早已经是一座元气大伤“空”城。

守卫京师的虽然有三大营的军队，但士兵因鼠疫死亡过多，已彻底失去野战能力，原来有的近三万匹战马，还能骑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据守内外城墙十五万多个垛口的，是区区五万羸弱的士兵，平均一个士兵要守三个垛口。这些士兵，都是大疫之下侥幸活下来的，“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像是十天半月没吃饭的乞儿，虚弱得只能坐在地上，连鞭子都抽不起来。

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战斗力却不怎么样

如果不是这场鼠疫把北京整得这么惨，李自成能顺利拿下北京吗？

当时的北京守军，一是鼠疫导致数量急剧下降，从十万骤降至五万，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二是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涣散，愿意守城的士兵，还不如三四千“勇敢”地走上城墙的太监。

然而，尽管北京守军到了如此狼狈的程度，李自成的五十万大军也是打了两天才把北京搞定。

他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抵达北京，也是拜这场鼠疫所赐，若不是鼠疫间接地摧毁了明朝其他地方的防御系统，这支更多由各地灾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恐怕连北京的边边都摸不到——正如李自成自己所说，假如大同、宣府、居庸关的明军也像宁武关守军那么能打，他的几十万大军，恐怕一个也剩不下！

北京倒是拿下了，李自成也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紫禁城，然而短短数十天，他就于称帝的第二天退出了北京。

原因是他的军队也感染了鼠疫，本来就不怎么样的战斗力更是让人捉急，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尽管后者的数量比他少得多。

“老鼠亡明”的观点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