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晓敏）这一年，是在全军历史上留下深深一笔的年份。

军委针对团以上领导干部普遍年龄偏大，越来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作出加快推进干部年轻化步伐的战略性决策。正应了当年A5军楚军长在战场上说的那句话，“谁跑得快谁就先跑”。

楚军长升任为大军区副司令员，卢政委年龄偏大，免职退休。已在任省军区司令员的桂保刚调到大军区某野战军任军长，看似正军职平调，实则是暗升重任。他从前在S师的老搭档车相才，大军区先后两次上报任省军区政委，不知何故均未获批。燕明衢师长这次晋升为军参谋长，一年后又升任大军区副参谋长。他的快速提升，上下竟无任何异议，实属不易。舒智强在三个月内有三次任命，年初，任命他为特战团一营营长，把“代”字去掉了，紧接着任命他为特战团副团长，不久，又升任特战团团长。赵子毓由两年前升任的红军团参谋长的位置，这次顺利提任红军团团长。

丁一钊的提升遇到一点意外，两年前升任红军团政治处主任，这次在大军区任命他红军团政委的命令下达之前，有人写信给军委总政治部，反映他当过红卫兵头头，总部机关责成大军区干部部调查。结果是，丁一钊当年当过红小兵、红卫兵不假，但不是头头，也从未参与什么事情。丁一钊在调入大军区机关时曾在几人合写的大字报上签过名的那张黑字白纸，竟有人保留至今，呈到了司令员的办公桌上。司令员瞄了一眼，笑呵呵地说：这是批评我的啊，当年我就知道这事儿，说我有点官僚主义，很少到机关同他们见面说话，这条是对的呦，其余的话虽然有的地方空，但多数是在与我辩理，希望我与大家打成一片哪。

说到这里司令员若有所思，郑重地说道：当时那个大环境，当过红卫兵，写过大字报的人多得很呐，别有用心的人有，跟着起哄的人有，犯糊涂的人有，但不乏很多人真诚地表达意见。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那样就很难找到可用之人了。丁一钊是名好干部，任团政委的命令，照发！

赵子毓和丁一钊，一起从同一战场走下来的战友，成为一对搭档。

这一年赵子毓二十八岁，丁一钊二十九岁。红军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都年轻，平均年龄三十刚出头，被首长们戏称“儿童团”。这个戏称听起来蛮喜庆的，更使他们产生了压力。军队工作不是上戏台子，摆上我们一帮年轻的主角当“模特”，老领导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总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才行，不然要我们干什么？他们人人都真的这么想。

此时，边境线上的某些骑线点的争夺作战时断时续地延持着，我军用少量轮战部队牵制着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入侵南方邻国。S师在战后有相当一部分人马留在了边防，组建边防守卫部队。红军团等最早参战的大批野战部队扩充后都陆续回到内地驻防。

石灰水粉刷的洁白院墙，衬托的依然是红领章绿军装。

外面的世界却是奇光异彩了。随着不设网式的国门敞开，人们的视野光怪陆离，斑斓繁杂的色泽刺射得一部分人目眩头晕。是年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此时贯彻的是“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原则，全年立案犬牙交错，轻重大小总数达六十一万多起。这一年的“严打”量刑重、断案快，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红军团驻地距经济特区不远，新鲜事物如同海风一般，越过院墙飘散进来，几乎与全国人民一起，官兵们知道了一些新鲜词汇开始穿插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旧有词汇中，甚至很快把一些旧有词汇推挤到“老土”的边缘。这些新词儿诸如外商、港商、台商、老板、经理、打工仔云云，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办企业、农村包产到户等等，冠以各种“星”名头的称呼风起云涌……这些咬文嚼字名词的后面，直接对应着效益和生存的竞争。军人不常外出的，偶尔推开营门走到街上——“哇噻”（这词儿也是刚刚流行）！古人云之“山中仅十日，世间已千年”的感觉，真的就在当下呈现了。

从前不起眼的沿海小镇，如今逐步变成了“大上海”的景观：高楼林立，公路纵横，招牌，牌匾，酒旗灯笼，吆喝声……人们的脚步匆匆快快。鞋厂、服装厂、玩具厂、食品厂、家具厂、电器加工厂、纽扣厂，这个厂那个厂，还有林林总总的美发店、餐饮店，不论大小，都洋溢着满满的自信。自己很神还要敬神，厂家接待室迎门供着不断香火的神龛，会计办公桌、收银台卧着腰缠模拟金腰带的貔貅或口衔方孔钱的蟾蜍工艺摆件。

各地人，潮水般涌入特区。

“孔雀东南飞”，丝毫不徘徊。经济特区的外来人口骤增起来。

作为团党委书记的丁一钊，最先注意到这些新变化，了解到多数官兵的思想是稳定的，也存在一些官兵对这些新鲜事物的不同议论，其中夹杂着亲戚朋友的疑惑和牢骚——

有的说：“打从记事时起，学的，听的，讲的，都是集体经济，公有经济，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现在呢，那些被县、乡干部围着转，奉为上宾的外商，不就是过去所说的资本家吗？”

有的说：“好不容易把小农经济组织起合作社、人民公社，怎么说散就散掉了，重又分田到户了呢？”

有的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全国解放时，资本家夹着尾巴逃跑了，今天夹着皮包回来了。”

……

有想不通的老兵还有具体行动，找一张洁白的硬纸，写上“这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天堂，资本家滚出去（落款：解放军）”这样代表他鲜明立场的言辞，包着一块小石头，投进了外资工厂。

丁一钊把思想调查情况汇总后，向赵子毓和班子成员做了汇报，组织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让红军团官兵的思想和行动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其实团班子中有的成员就对引进外资和分田到户的一系列举措存在看法，在团常委会上公开表示：咱们在部队，就做好咱们自己的事，关注其他会多多少少影响部队建设的。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里面隐含了部分官兵对改革开放的不积极态度。丁一钊认为靠多开几次会，传达几次文件是不能迅速改变这种态度的。他将自己的认识、体会和分析总结出来，印成小册子，提供给官兵们交流讨论。他的这个举动，首先得到赵子毓的支持，赵子毓与丁一钊的认识和想法是一致的。而当时，部队正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厮杀，战后又经很长一段时间由战时转向平时状态的调整，必须正视这段时间的“缺课”，及早地进行“补课”，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时代的大潮中不落伍，少犯错误。

丁一钊在总结体会中讲道：我们团很多官兵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与改革开放是中央所做的同一篇大文章。自卫还击作战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于此才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才能一心一意地谋求发展。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如同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开篇之作，是这场在中国大地上演宏大剧作的“序幕”，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兴办特区，加快发展才是大剧的主题。我们参与了开幕式，更要自始至终参与演出这部精彩的剧作。

当然，“补课”不是“一言堂”，陆续的，班子其他干部也在思索中总结了各自的思想认识，与大家一起交流。

有年轻的战士也交上了简短的认识心得，说：通过补课学习，我充分理解了自卫还击作战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认识到军人的职责不仅仅在军营、在战场，还在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为此感到自豪……

实际上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

接下来，红军团组织官兵轮流到营外走访调研，把思想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经济特区的工地、厂房，搬到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官兵们对新事物形成了感官认识和客观的比照，大家从城乡发展的新貌，从百姓生活快速改善中，更体悟到打仗流血的价值，燃起了对新形势热切关注的兴致和付出努力的热情。

军内媒体以《访富问甜》为题，报道了红军团以特区城乡发展实践为课堂，进行改革开放政策学习教育经验。这种好的方法，被全区部队借鉴。

丁一钊有个绰号叫“丁一本”，这个昵称只在他和舒智强、赵子毓三人之间流行。丁一钊笔和本永远不离身的，睡觉时都放床头上。这个特点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记得那年在518高地他被炮弹震昏，醒来他两手上下来回摸戳上半身，卫生员以为他要找小日记本，马上帮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递给他。但那次他是因失去了很多战友而捶胸。丁一钊与赵子毓是搭档，几乎天天在一起，赵子毓几乎天天像看到了丁一钊一样看到他的本和笔，时常看到丁一钊拿着笔在本上写和记。舒智强与他俩有机会就相聚，聚在一起时舒智强会询问丁一钊又有何新思路什么的，往往是赵子毓先抢过话头介绍丁一钊的最新想法。有一次赵子毓竟开玩笑说：“一钊的思想观点光题目就可以订一厚本子啦。我看他不应该叫一钊，应该叫一本。”“丁一本”的绰号就这么来的。一九八三年新任团主官的丁一钊和赵子毓到军区开会，与新任特战团团长的舒智强聚在一起，丁一钊主动向舒智强提出了他的新想法：“智强，我和子毓商量过了，我们三人都参加教育部主办的成人自学吧，认真学，参加考试，争取拿个大学本科文凭，不然以后就落伍了。咱们职务提升，不等于能力就提升了，官职只给肩头压了担子，但不能自然获得相应智慧。”说着，他掏出小本子，翻到最后一页，说，“我最近思考了一下，总结出‘三行事’，你俩看看妥不妥，就是除做好每天工作外，坚持三件事：读、思、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读书学习平均不少于两小时，散步加思考平均不少于一小时，把所思所悟写下来，可长可短。你们看怎样？”舒智强和赵子毓异口同声地回答：“一本的想法好。”到了一九八五年，他们三人同时获得了成人自考大学本科学历。

舒智强任军区特战团团长，干得顺风顺水。他把实践中获得的经验运用于特种作战的训练改革探索，使全团的训练成绩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使他产生了大胆的设想，随即他向大军区司令部首长提出了重大建议：鉴于特战团驻守南疆，应当在过去重视山岳丛林特种作战训练的基础上，及早加强登岛和岛屿守备攻防训练，以及岛屿生存能力的训练，同时对特战团的装备需求提交了报告。

改革的大潮同样冲荡着军队的海岸。进一步加强对作战训练的探索，也正符合新形势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真理探索的风气。舒智强如愿以偿。大军区首长十分赞赏他的建议，委派机关人员协助舒智强拟定岛屿攻守作战的训练计划。在通过了训练计划后，随即批准舒智强亲率特战团一个营的兵力，在云江口外的两个岛屿，用两个月时间，完成全部训练课目，其中包括为期十五天的断绝食物和淡水等后勤保障提供的无人居岛屿生存训练。

舒智强饿虎扑食般“狂补”了几天。这个“狂补”不是面向食物的狼吞虎咽，而是临阵霍霍磨刀式的对有关潮汐起落、岛屿淡水、海岛生物等岛屿存在的一般规律的知识补充，加强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百试不爽的出战准备，又挑选了几本“实用书”带上出发。

在大军区军事机关，舒智强又一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热门人物。有人赞他是“真正的军事人才，将成为我军的明日之星”；有人说他是“瞎折腾，不安分，打仗折了手臂，这次闹不好把小命弄丢”；还有一小部分人因视舒智强为晋职的竞争对手，不无吃醋地贬他是“时局的投机者，沽名钓誉，爱出风头，提出的建议对未来作战没什么实用价值”。云云。这些议论也传到特战团，传到舒智强的耳朵里，他沉默了。令他没想到的是，几年前开始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对几十年远离战火硝烟的军队年轻官兵中“和平兵”思想给以重重地棒喝，体会到安而忘危、训练不精就会在战场上付出血的代价。可刚过去几年，怎么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呢？当“和平兵”的思想怎么又转头回潮了呢？

面向未来，居安思危是前提，严练兵、练精兵是关键。出发之前，舒智强与团政委商量，给全团官兵上三堂课。第一堂课，请来团调研的军校教授以历史教训和当代世界格局为背景，讲授了“和平发展，需要强军备战来保障”；第二堂课，请大军区作战部长讲授“最近时期的边疆作战典型实例与训练精兵的必要性”；最后一堂课，由舒智强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战例及启示”。

每一堂课都条理分明，通俗易懂，使全团官兵大开眼界。正在特战团蹲点的几位牛气很足的大军区司令部的“高参”和“大才子”都心服口服，夸赞舒智强深谋远虑，不同凡响。

真正的不同凡响表现在舒智强率队出发后的两个月里，在夏日酷暑和暴雨海浪严峻考验下，面临断绝食物和淡水等后勤保障供应及接踵而至的意想不到的恶劣情况出现，完成了近似实战要求的全部预设课目的训练。曾参加过自卫还击作战，并在“516行动”中担任第三行动小组组长的副连长安马，如今是特战团一营营长。训练后回到部队总结时，他发自肺腑的话语最具有代表性，他是这么讲的：“这次训练吃的苦，把我下半辈子所能吃的苦都吃完了。吃得了这次的苦，今生什么苦都不在话下啦！”负责训练的副团长比舒智强年长八岁，深有同感地认同说：“安营长的话没有言过其实，我情愿再参加三次自卫还击作战，也不愿受这次训练所遭的罪啊。在饿得没法子的时候，我竟突然恨起舒团长来，真想打他。当时我想，我们这个舒团长啊，真是别出心裁，他自己饿不饿、渴不渴呢？难道他是钢筋水泥做的呀。最后我们都跟他一样，一起挺了过来。”

大军区首长对特战团这次训练很重视，几位首长和有关机关的二级部长，一起用两天半时间观看了政治部录像室跟踪拍摄的训练实录片的主要部分。大为惊叹，大受鼓舞。归纳出此次训练“创造了我军多项岛屿特种作战的‘第一次’，很有价值，值得总结推广”。

时值大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司令员要求会议顺延一天，专门探究此次训练的经验。舒智强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自卫还击作战的战斗英雄啊，通过这次的超凡举动，又一次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