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的汴京如华胥之国似人间乐园，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楼宇林立，雕甍画栋，峻桷层榱，通衢阔敞，花光满路，游人如织，塘苑蜿蜒，柳锁虹桥，花索凤舸；酒楼茶坊，盈街充巷，香气氤氲，瓦肆百戏，箫鼓喧空，伎巧惊人，妓馆兴隆，春梦深深，此乐何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南宋临安的繁华亦不逊于北宋的汴京。

同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相比，宋朝官员的幸福指数也是最高的。官员有钱：《梦溪笔谈》载：“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三班俸职是武官中的低级官衔，从九品，每月的奉钱是七百钱，另外驿站供给半斤羊肉，生活清苦。后来，北宋俸禄制度几经改革，官员俸禄不断增加，至元丰改制后，最高官阶月俸禄高达400贯，从九品的三班奉职月俸禄也达到了4000钱，除俸钱外，还有职田、禄米、绫绢绵盐等，虽然皇室、高级官员、低级官员的收入比例悬殊，但将宋代官员的收入水平，放在整个封建朝代来考察，依类相比，还是空前绝后的。

官员有闲：宋朝设立“祠禄之制”，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宋代法定假日和官员休假的天数，是历史之最。据考证，宋代官员每年可休假113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养身心，旅游观光，发展个人爱好和兴趣。北宋时期贵族士大夫倡导四大闲事，即品香、斗茶、侍花和挂画，以财富和学养滋润精神生活，沉浸于自我喂养的怡悦之中。

官员有乐：不仅可以娶三妻六妾，还可以蓄养家妓，一个家庭就是一个风月场，一个音乐厅，一个歌舞馆，一个酒肆茶坊，一个文化沙龙。也可以逛京城，赏花苑，乘画舫，观百戏，喝美酒，食佳肴，流连于勾栏瓦肆、街市店铺。

官员有特权：除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做“高级顾问”。熙宁四年以前，按旧制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到朝廷有重大典礼，可以荫迁官，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还设置了“富观”，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导致官吏冗滥。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后，甚至还都升一级，授朝官，给半俸，几成定制。

官员有为：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而且“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不惟如此，宋朝官商经商也趋于普遍化。王充闾指出：“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经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运转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宋人著《治国方略》说：“物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戈戟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祸；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宋代对官员不薄，官员享受着优厚待遇和舒适安逸的生活，可谓锦衣纨绔，饫甘餍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并未使广大官员对朝廷感恩戴德，忠君爱国，在国家危亡之际勇于担当。

北宋末年，很多文官武将屈膝投降，苟且偷生，其人格精神都不如某些妓女，如李师师、柳如是。南宋末年，京都的那些醉生梦死的官僚们纷纷逃离，连招呼都不打。谢太后没有好办法，只好命令在朝堂上张挂榜文：“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书省即与转一次；负国逃者，御史觉察以闻。”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明良论》中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士有耻否，不完全取决于物质对士的满足程度，但肯定与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极为密切之联系，而这种建设牵系着国家命运。只讲物质，不讲精神，只讲功利，不讲仁义，只讲奢华，不讲节俭，只讲富贵，不讲安贫，只讲享乐，不讲廉耻，只讲修文，不讲兴武，居安而不思危，必然会导致国人精神长城的荒芜和破败，导致国防长城的崩溃和国家的败亡。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