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机关，被誉为世界顶级情报机构。在世界近代史现代史中，几乎每一次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都有其身影。在中国，仅就抗战时期及中共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情报机关曾秘密对中共及其根据地进行一系列渗透活动，其中还纠缠了中国国民党当局乃至苏联，也是神秘莫测，各种用间。
美国情报机构远东任务目标
从清末民初开始，美方情报人员便以“使馆武官”身份在中国各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1942年6月13日，为提升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在罗斯福的要求下，美国情报协调局更名为“战略情报局”(OSS)，专门从事敌后作战和情报搜集，它在远东战区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日军信息并进行研究，同时在日占区进行破坏活动。 当时罗斯福总统曾指派陆军上校多诺万领导独立的情报协调局，负责研究与中国联合对抗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这一工作少不了中国国民党情报机关军统的协助，它在全国有300多个工作站，美国有意利用蒋介石现有的情报网从事对日工作。
威廉约瑟夫多诺万
1943年，美中签署“特殊技术合作协议”，在34个项目内进行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侵略，根据该协议，“中美技术合作所”(SACO)正式成立。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思
此后，美国战略情报局便开始在中国各地广布情报网，1944年10月魏德迈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后，美国在华情报工作取得极其迅猛的发展，起初美国在华特工仅106人，而到了1945年便猛增至1891人。
魏德迈
1944年10月至1945年9月，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由陆军上校理查德.赫普勒直接指挥。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总部设在云南昆明，当时由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4航空队也驻扎于此，因此战略情报局就在该航空队参谋处情报科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情报中国分支机构，并在美中合作协议之外自由行动，不受军统领导人戴笠的制约。
神秘的延安观察团（ “迪克西使团” ）
在美国一方面与重庆国民政府往来，另一方面却认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美国对日作战更有帮助，因此美方也与中共建立联系。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美方在中共边区设立机构。1944年7月，美国向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派去军事观察小组，这就是著名的的“迪克西使团”(Mission Dixie)，它由16人组成，组长为包瑞德上校（也是中共建国后美在华情报特工的总首脑），另有包括罗慕雷中校在内的五名战略情报局军士官，以及谢伟思、卢登等两名外交人员。
谢伟思
迪克西使团的任务是调查中共武装的战斗力、中共对日情报工作、中共领导人背景、中共领导人后续步骤以及评估苏联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力等。该使团从1944年起就与中共高层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双方军事和政治合作，美国代表曾与中共领袖举行过多次会谈。根据美方1944-1945年的情报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中共最大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展开对日游击战，并与南下的苏联红军合作解放这块黑土地。
二战期间，美国在华情报机构中出现了强烈主张与中共合作的呼吁者，除上面提到的谢伟思和卢登外，还有在华工作多年的老外交官艾奇逊、戴维斯及华盛顿的范宣德等人。但白宫对华政策无疑仍倾向于支持当时的法统政府，即蒋介石政权。据称，美方之所以将驻延安代表团称为“Mission Dixie”，其实具有特别含义，原来“Dixie”是指美国内战期间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就此可窥，华盛顿对中共控制地区的看法。
谢伟思被当做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从45年开始被怀疑侦查，到50年代成为麦卡锡政策的受害者。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1945年初，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当苏联同意对日宣战后，美国在远东的作战计划便作出重大修正，美国与中共交往的军事需要也可有可无，因为此时华盛顿的当务之急是准备进行登陆日本本土作战。因此，美国在华情报人员均就美军未来登陆日本而加强相关配合工作。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1945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工作范围因战争需要扩大，美军在浙江省和陕西省均设立分处，前者负责对华南日占区进行情报活动，后者则负责搜集盘踞华北的日军的情况。远在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高度重视在华秘密行动，为此他曾三度来华视察。
1945年，整个战略情报局全年预算也不过5700万美元，多诺万竟然拨出3700万美元作为在华人员的活动经费。然而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还是出乎美国战略情报局之前的预判，赫普勒上校在拍往华盛顿之密电中竟表示：“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甚至来不及穿上裤子。”
1945年9月20日，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并将该局情报处理及分析人员并人国务院，超过9000名的海外特工则并入国防部，并进一步缩编为“国防部战略情报组”。而美国驻华情报单位也随之相应做了调整，其工作对象逐渐改变。
1945年11月，这个新机构的驻华总部也随着魏德迈领导的参谋部从昆明迁往上海。为扩大其工作范围，美方另在北平(今北京)、天津、青岛、南京、广州、香港、汉口等地设立分处。赫普勒上校离职后，改由戴兰尼中校接替其在华工作。
1946年1月22日，因情报搜集和分析的必要性，杜鲁门总统再次指示将战略情报组等特殊单位并人中央情报调查组，中央情报调查组这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它的主要工作不仅是搜集1946年5月3日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活动情况及苏联在亚洲的军队部署，同时也负责监视中共武装的动向。当时该机构奉令对中共内部进行渗透，同时也对英法等盟国在亚洲的情报网进行渗透，例如美国就曾在香港活动对英国军情6处(MI6)下属情报分支机构进行秘密调查。
今日CIA大厅
“多诺万鸟”行动
早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负责人赫普勒就要求魏德迈提供飞机，向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紧急空降特工，赫普勒强调此举必须在苏军抵达前完成，空降的美国特工必须立即渗入日本关东军指挥部，先行建立一些永久性的情报工作站，夺取各种重要文件，同时敦促日军及伪满高级将领和官员向国民政府投降，而这项行动的借口却是“抢救囚禁在中国东北的盟军战俘”。当然，并非完全是借口，实际上也是其任务之一。由于该行动的每个特遣支队均以“鸟”为代号，所以这次空投行动也被称为“多诺万鸟”行动。
1945年8月16日，一支由七人组成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遣支队空降在中国东北最大城市奉天(今沈阳)附近，同年9月中旬，他们在完成解救当地盟军战俘的任务后却丝毫没有撤退返防的意思。当时苏军奉天警备司令科夫通.斯坦科维奇少将对他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这些美国特工在当地的活动威胁到苏联的利益，于是斯坦科维奇向其发出必须在48小时内离境的最后通牒，该支队遂被迫于10月5日搭专机返回北平。
1945至1949年，也即中国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美国政府决定全面支持蒋介石，因而将过去其所搜集有关中共的各种情报和信息无条件地交予国民党当局。此时刚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到蒋介石的委托，在中国各地战场上从事空中侦察和摄影，协助国民党军作战。至于由陈纳德所领导的第14航空队，最后却变为中情局在华的特别空运部队，专门负责为国民党军从事空运工作，并多次在中共解放区空投特工及从事情报和颠覆人员。
陈纳德第14航空队一景
1946年4月，苏联红军退出奉天(今沈阳)后，美国情报单位终于有机会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像沈阳的美国情报站系由辛洛伯领导，其代号为“海外研究第44分队”，设在城内一家美国公司宿舍里，外面却悬挂着美国陆军联络组的招牌。后来美国在沈阳重新设立领事馆，各种秘密情报行动便在领事馆掩护下展开，例如1947年美国派驻沈阳的总领事哈伯德就是一名中情局官员，中情局还在长春、安东(今丹东)等东北城市设有分处。这一时期，中情局在华大部分工作站均以“美军联络组”为化名，依靠来自美国第7舰队的补给和支援，这些工作人员后来有不少挤进中情局总部，成为重要干部。
被中共驱逐出境的沈阳美领馆人员合影
然而，当时中情局的驻华一线特工们已经没有了当年前辈的工作经验，他们中一半是从美国本土“空降”的官员，另一半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遇到内卫制度极为严密的中共人民政权时很容易暴露。1948年底解放军夺取东北全境后，通过发动群众检举，中情局在当地的特工无一漏网。1949年底，所有被捕的美国特工在沈阳接受了公审。
著名的‘华德事件’中，美国驻沈阳领事华德
中共建国后，首先是一边倒的政策，站在了前苏联一方，对美国进行了决绝的政治抵制和斗争。其次，朝鲜战争的很快爆发，让中共加速了极其细密的反谍运动，将反谍意识深入到每一个真心拥护中共政权的民众心里。在最快的时间里，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谍报网几乎荡然无存。在与中共的较量中，中情局完全低估了这个对手，中共极具活力的情报网和内卫细胞，不仅打进了国民党的各级情报机关，甚至多数美国驻华机构乃至中情局在华工作站里都有中共地下党。回顾中共地下党前往国民政府和美国在华情报机关潜伏的历史，典型人物就有后来名噪一时的金无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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