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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许多台湾人都经历了“失语震撼”

历史 06-25 来源：京彩台湾

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

这是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家书，主要讲述了过去30年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类最艰难的工程，唯有政治与教育二事。”这句话放在1945年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上，就得到了印证。在过去，台湾的政治与教育常常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统治阶层很了解这一点，而政治教育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都有重大影响。

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一切都偏日化，在学校和公家场合讲日本话，在家里讲闽南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台湾的本省人在这50年间出生，自然觉得自己就是日本人，尽管在那时候还是有些私塾，比较有钱的人家也会请一些老先生教些汉文儒学，但那只是少数。为了使台湾人民成为忠贞不二的“天皇臣民”，在日本殖民后期开展了“皇民化”运动：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与神社参拜等等，并在“日语运动”雷厉风行之下，人人说日文、写日文，殖民政府当局以语言教育作为人民意识形态的雕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非常成功。

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台湾，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去除日本殖民的影响，建立中国化的教育，贯彻国家及政治意识形态，以稳定民心。

几乎第一要紧的事，就是立即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后，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都经历了“失语震撼”，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但几年后他们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陈仪（资料图）

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广播中就提到：“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就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学校既然是中国的学校，应该不再说日本话、不再用日文课本。现在各级学校暂时一律以“国语”、“国文”、三民主义、历史四者作为主要科目，并增加时数，加紧教学……”

总之，“国民政府”在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针，是通过“国语国文”、历史和“三民主义”的教学，来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管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激情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共产党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的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便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都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所以“国父、蒋公都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