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山西大同的街道上走来一个身穿军服的男人，手里拎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头，大摇大摆地来到巡按衙门自首。按照《大明律·杀死奸夫》条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说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把正在通奸的两个人逮个正着，立刻杀死，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但是这里强调“奸所”及“登时”，二者缺一不可。

前来投案自首的人名叫刘安，是刘千户之子，属于军户，现在身为旗军。

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户犯罪，应该由本卫的镇抚司审理，就相当于现在的军事法庭。但奇怪的是，这个刘安杀了人投案自首，竟然没有去镇抚司投案，而是去了身为文官的巡按处自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杀的不是一般人，其妻乃是三品指挥使的女儿。而指挥使又是镇抚司的顶头上司，如果到军事法庭投案自首，那对方为了替自己的顶头上司报杀女之仇，就很难公正地审理这个案件。所以刘安就来到巡按御史这里来投案。

巡按御史虽然仅仅是正七品，但号称代天子巡狩，各省军政长官都在其考察范围，拥有大事奏请皇帝裁决、小事即时处理的权力，但是偌大一个辖区，只有巡按一人，哪里办得了这样多的事？所以其常常委派各府州县的佐贰官，也就是副职办理。

佐贰官提讯刘安，据供：自己身为正丁旗军，现为大同镇军总旗（相当于排长，统兵56人），常年驻守在墩台，许久才回家看望。这一日回家，在路上听到自己的弟弟刘富说嫂子与人通奸，奸夫就是木匠王文美。当时非常愤怒，回到家中，见妻子于氏正在熟睡，不由得恶向胆边生，举刀将妻子杀死，并且把头颅割了下来。又打探到王文美所住之处，黑夜潜入，也将王文美杀死于梦中。

根据供状，原本不难拟罪。按照《大明律·杀死奸夫》条规定：闻奸次日，追而杀之，并依故杀定罪。刘安可以按照故意杀人定罪，那就要是斩刑。问题是王文美如果是奸夫，就与于氏同是有罪之人，按照《大明律》规定，杀死有罪之人，是可以减等的，再加上刘安是投首，按律还应该减三等，这样刘安充其量也就是杖一百了。刘安杀奸是两个地方，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就不能够算是奸所，而是否有奸，因为双方均已死去，也就死无对证。佐贰官无奈，只好提讯刘安的弟弟刘富。

据刘富讲：自己是亲眼看见嫂子与王文美奸宿，本想捉奸，但是嫂子乃是尊长，捉奸不是卑幼应该做的事，就想告诉哥哥，没有想到哥哥性急，也不等到通奸之时再捉奸，就把奸夫淫妇都杀了。虽然弟弟可以捉奸，甚至能杀死奸夫，可却不能杀死嫂子。因为嫂子属于尊长，小叔子则为卑幼，所以说如果当时刘富捉奸，是不能杀嫂子的。如果不能够杀死嫂子，就不可能确认是在“奸所”及“登时”，嫂子不承认有奸，则就是枉杀平人，肯定是斩刑。也正因为如此，就没有贸然行动，而是把事情告诉了哥哥刘安。

那时候的人们都怕见官府，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佐贰官调查了许多邻佑，不用说他们不知道于氏与人通奸之事，就是知道，也不会对官府讲的，免得自己成为证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对证人使用刑讯的，谁又肯冒着受刑讯的危险去给与自己无关的人作证呢？

佐贰官找不到其他的证人，只好将审讯情况向巡按汇报。巡按听完汇报之后，亲自审讯，对刘富用了刑。刘富虽然被打得鬼哭狼嚎的，但始终咬定嫂子与王文美通奸，巡按也就毫无办法了，只好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将刘安按照罪人已就拘执而擅杀者来量刑，拟为绞监候，上报刑部核准。刘富因为是证人，不便关押，暂时释放。

明代有录囚制度，常常不定期地派遣一些郎中、员外郎之类的官员到各省去审录在押的囚犯，检查该省地方官办案情况，如果发现冤假错案，予以及时更正。这一年，朝廷委派刑部郎中顾天锡到山西省录囚，他走了几个府州之后，来到了大同。顾郎中在翻阅刘安杀奸的卷宗时，认为于氏与王文美通奸的证据不足，不能以刘富一人孤证，就确定他们是通奸。

带着疑点，顾郎中明察暗访，最终也没有查到新的证据，就设计了两套方案：一是将刘安杀奸当成疑狱，先不急于判决，等到以后证据充分再行判决﹔二是奏请刑部，呈送皇帝，驳回巡按重新审讯。奏稿的核心内容是：王文美、于氏，既非奸所捕获，亦非罪人已就拘执。只因听从弟弟酒后之言，乘着酒醉而杀奸，一时戕害二命，其理不通，其情难原。既然是情理都说不过去，于法应该如何裁断呢？顾郎中也没有把握，所以郁郁不乐。当天夜里，顾郎中于梦中看见一名妇女，将头发遮挡住脸部，拦住自己的马喊冤，这样鬼怪的样子将他惊醒了，觉得非常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并且出了许多冷汗。

顾郎中想起白天写的两套方案，如果确定为疑狱，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够审理清楚，若是于氏真有冤屈，岂不是使鬼神不宁？所以毅然决然地采取第二套方案，奏请皇帝驳回重审。

案件被驳回重审，但如何审理呢？巡按发现某府推官李某有办案之才，就委派李推官全权审理此案。这是报请皇帝驳回的案件，就成为钦案，如果办理不善，办案者的身家性命堪忧。

李推官是进士出身，却也少士人那种酸腐之气。接到巡按的委任之后，他打扮成外地客商，带着两个家人，在大同城郊私访。这一天，李推官来到木匠王文美的宅院查看。忽然发现有一处墙刚刚用石灰涂抹过，显得分外扎眼，就走了过去，发现上面不知道是谁画了一只兔子，头上戴着一顶官帽，活灵活现，十分有趣。李推官想：兔子戴帽，这不是一个‘冤’字吗？这是何人所画呢？给兔子戴上官帽，也是分明指斥官员造成冤狱，想必作此画者知道内情。李推官思来想去，觉得画画者肯定是知情人，必须找到他，或许可以破获这起钦案。

李推官当下临摹下此画，又让家人将墙上之画涂掉，不再让别人看见，免得因此兴大狱，连累许多无辜之人。

李推官回府之后，仔细揣摩这幅画，以画家的眼光端详，想从其中寻找出某些特点，以便进一步查找作画之人。李推官揣摩了两日，若有所得，便又穿上商人的衣服，带着家人来到集市，专门寻找书画。在一家书肆，李推官发现了一幅仕女图，仔细端详，觉得与兔子戴官帽图的笔法略同。再看看题款，知道画者的姓名，向店家打听出画者的住址，就将此画买了下来。回到府邸，再将兔子戴官帽图比对，确信就是一人所为，就带着这两幅画来到画者之家。李推官先敲门询问，声称是买画者，里面的人才开了门。李推官打量画者，不过30余岁，生得文静，不像生事之人，便要该人借一步说话。两个人一起来到后院画室，李推官将手中两幅画展开，指着兔子戴官帽图说：这幅画可是老弟所为？

人说行家看门道，见李推官说出行家的话，画者大惊失色，也不敢矢口否认，只哀求李推官多多关照。此时李推官亮明身份，并且发誓，只要画者说出真情，绝不追究其责任，并且告知此画已经涂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要李推官不讲，绝对无人知晓。画者自知罪责深重，见李推官信誓旦旦，也就把自己所知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原来刘富身为随营余丁，也不用操练，再加上自己的父亲是千户。倚仗父辈的权势，在大同城横行无忌。刘富与一帮无赖混在一起，无所事事，在街上游荡，时不时敲诈别人一些银钱，然后与无赖们一起去酒馆猜拳饮酒，之后借着酒气在街上专门寻找大姑娘、小媳妇，用语言调戏。

这一天，木匠王文美的妻子尹氏，上街买东西，遇上了刘富调戏。尹氏很少出门，不知道刘富这帮无赖的厉害，便破口大骂。刘富何曾受过这等辱骂，抬手就是一巴掌，将尹氏打个满脸花，无赖们涌上，将尹氏按倒在地，胡掐乱摸。街上的人们都畏惧无赖，也没有人敢上前救助。画者见势不妙，急忙去找王文美，让他去喊差役前来。王文美在衙门中干些木匠活计，认识几个衙役，就喊上他们，一起来到大街。无赖们见衙役们来到，呼哨一声，早就消失在小巷。

画者说他是王文美的生前好友，王文美为人很是正直善良，又胆小怕事，不可能与人通奸。再说了，那个死去的三品指挥使女儿，家里丫鬟老妈子有好几个，王文美如何能到她家去行奸呢？要说王文美奸占人妻，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显然是遭人陷害，如今他身死妻改嫁，好不凄惨。这个陷害者是谁呢？应该就是刘富。

画者认为刘富那厮居然记仇，等哥哥刘安回来，就诬告嫂子与王文美通奸，想借哥哥之手把他杀了，替自己出口恶气。谁曾想哥哥回去先杀了嫂子，又杀了王文美，提着两颗人头到巡按那里投首。官府因为找不到王文美与于氏通奸的证据，只能够听信刘富的证言，将刘安拟为绞监候，而刘富却安然无恙。画者知道这是冤案，但不敢出头露面。如今两个人全都死去，找谁去对证呢？弄不好再被刘富得知，自己再遭陷害，所以隐忍下来。

李推官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派人去找尹氏，而尹氏因为丈夫被杀，就回了娘家，另嫁给离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的一个石匠。尹氏是此案的主要人证，不但认识刘富，也认识几个无赖，所以必须到案。李推官禀告巡按，好在离石县离此不远，巡按一纸文书，离石知县便把尹氏送到了大同。

尹氏被带到之后，李推官当即提审刘富，并捕获几名无赖。刘富等人无法抵赖，只好招认诬告是实，他也没有想到哥哥会杀了嫂子，如今也是经常做噩梦，梦见嫂子向他索命。没有想到哥哥被判绞监候，若是哥哥死了，就是他害死的。更没有想到李推官能够把尹氏找来作证，到现在始知鬼神难欺了。

事情完全是因为刘富引起的，一句诬陷的话，导致两个无辜的人被杀害，实在是罪责难逃。李推官将刘富拟为斩刑，刘安因为犯罪以后投首，按律应该是减三等，便罪不至死了，被发配到云南。其余的无赖被枷号示众一个月，尹氏被护送回离石县。

此案一波三折，皆因刘富恶毒伤人而起，因无旁证，官府无法证实于氏与王文美是否有奸，也只好按照杀奸来量刑，不但使诬陷者逃于法网，还使死者蒙冤，让死者亲属为之蒙羞。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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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教授法律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