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武将之勇烈、谋臣之睿智，均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有一个人，在整部《三国演义》里几乎毫无存在感。他是谋臣，可惜他出谋划策的案例，早已被诸葛亮、周瑜、郭嘉等日月般灿烂的光华所遮盖。即便是在他所服务的魏国，在荀彧、贾诩、程昱等高级参谋长的行列里，也难以将他的名字挤进去。
但他却绝不是无关轻重、不关痛痒的小人物。从曹操开始白手起家创业的时候，他就投靠了曹操，既伴随了曹操建立政权的全过程，更是辅佐了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魏哀帝曹芳、魏废帝曹髦、魏元帝曹奂五个皇帝，如果包括后来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在内，他真正堪称曹魏政权的“六朝老臣”；
在曹魏集团，他从菅县小吏的小职位做起，逐渐跻身决策高层，成为核心人物，历任法曹掾、治书执法、廷尉等官职，最后官至三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称赞他：“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
按说，这样一个位高权重，且历史评价相当高的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应该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为什么《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会忽视了他？进而让老百姓逐渐遗忘了他？看起来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后仔细想来却一点都不奇怪。这一些都和他主要负责的工作有关。
能够被文学家青睐的，优先选用的自然是那些更加具备可读性或娱乐性的素材或者人物，而关羽、张飞、赵云，乃至曹操帐下的“五子良将”的勇悍，或者诸葛亮、周瑜、郭嘉之类的奇谋，在宏阔浩瀚的历史潮流里更加璀璨夺目、光彩照人，写出来更加容易让人拍案叫绝。但那些踏踏实实做基础工作的人或事，则相较之下平淡枯燥，很难换得来叫好和掌声。
法律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行、良性发展的基本依据。良好的法律、优秀的司法人员、严谨的执法工作，可以让坏人约束恶、激发善；恶法、恶吏则会逼迫好人变成坏人。退一步讲，对于基数最大的普通百姓而言，运筹帷幄、攻城掠地、披坚执锐和他们距离很远，他们需要安稳生活，需要有人保护他们的利益，调解他们之间产生的各种关系和冲突，法律需求比政治主张、军事成果更加切身和迫切。
而《三国演义》是以决策层的视角来书写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状况以及呼声和愿望就这样被作者罗贯中忽视，甚至彻底抹杀。而他一生的最主要的工作领域就是司法，在可以看做是最高司法机构岗位上担任“大法官”，且一干就是二十三的他，处理的均是相比大战斗、大战役、权力争夺等而言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更多的平民百姓受益了，但他们没有发言权；有效维护了曹魏政权的基础稳定，但功劳又无法直观体现、数量化统计。这就是他在文学作品和民间几乎毫无存在感的根本原因。
这个人就是王夫之言论里提到的高柔，字文惠，陈留（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高柔一生为人谨慎、言行严谨，魏文帝曹丕称赞他“明于法理”。他的一生，几乎全部参与和见证了曹魏政权从无到有、从有到盛、极盛而衰，乃至灭亡的全过程；他的工作，伴随着天下大乱到北方逐渐统一和稳定，以及后来的司马家族成功夺权，在波澜壮阔的动荡里，利用法律工具维系社会的良好运行和平稳发展；他的执法思想、理念和风格，可以看做是依法治世的活教材，他的很多主张在今天依然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曹魏政权草创时期，包括曹操在内的统治高层力主“乱世用重典”的司法理念，以严刑峻法治军治民。例如魏国刚建立的时候，军队士兵的逃亡非常普遍，为了有效遏制非战斗减员，曹操主张对于逃亡士兵，一定要牵扯到其亲属并加重刑罚。高柔却与曹操唱起了“反调”，认为严酷的株连只能让士兵更加恐惧，而对家属适当的宽贷则有可能让逃亡者心生悔意。由于高柔“力怼”，曹操采纳了高柔的建议，因此很多逃亡将士的家属才得以保全。
敢“怼”曹操这样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高柔算是有识也有胆。曹操到了晚年的时候，疑心病加重，为了监控官员和民间，设立了一种叫做“校事”的机构。“校事”就是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清朝的“血滴子”等特务机构，专门负责监视、探查，秘密逮捕、审问、处决犯错官员和百姓。由于这是一种特殊机构，处事神秘，加之一些“校事”人员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所以一度造成了人心恐慌和司法混乱。
曹操的这项举措遭到了高柔的长期反对和抵抗。高柔以司法应该公开、公正、公平和不受外力干预为理由，多次谏言要求停止“校事”的暗箱操作和胡乱作为。然而曹操以及后来的曹丕均以检举揭发违法官吏、提高办事效率为由，依然坚持这种非正常监察制度，以至于让整个曹魏政权在很长时间都蒙在特务政治的阴霾里。高柔谏言不成，只能依靠职权，努力挽回不良后果，弥补社会创伤。
曹丕时期，一个叫刘慈的“校事”以诬告的手段，诬陷数万人犯下了诽谤朝廷的重罪，高柔一一审阅案卷，认真核查，果真无罪的免责释放，轻微违法的罚金了事。“校事”制度直到嘉平元年才彻底废除，这虽然不是高柔的直接作用，但他在这件决策上的清醒认识，在平复冤狱、案件纠错上的积极贡献，以及提出的“透明执法”、“司法独立”等法治思想还是值得后世记住的。
到了曹叡当政的时期，由于整个北方地区已经统一并且稳定，当时的司法理念从起初的“乱世用重典”逐渐变得宽松，甚至开始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一些世家大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主张“德主刑辅”的司法思想，甚至将“八议入律”纳入了法律体系。“八议”制度溯源于西周时期，是指八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触犯刑律之后，不能由司法机关直接依法处置，而应该交给皇帝钦定裁决。“八议”制度的核心是保护贵族、豪门世家和特权阶层，是典型的司法倒退。高柔虽说反对执法严苛、滥杀无辜，但对于这样的“矫枉过正”却是极力反对，多次谏言应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维护法律的严肃和公平。
身为曹魏政权的“大法官”，高柔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实现了做人、做官、执法的完美结合。高柔非常勤于政务，办事不拖沓、不推诿，在他担任刺奸令史的时候，监狱里没有滞留未判的犯人。每一个案件他都亲自过问，每一宗卷宗文书他都亲自审阅，经常夜以继日，以至于常常抱着案卷睡着在书桌上，他的勤政令曹操都十分感动。
高柔的司法思想掺杂了儒家、道家、法家的很多合理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然是法家的主张，不滥用刑罚，努力倾向从轻处罚很显然又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而极力反对鼓励诬告揭发、特务政治，提倡体任自然、与民养息，又是道家思想的精髓，是典型中国法制史“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的代表。
高柔严于执法也善于执法，但他又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司法机器，他在以德治人方面也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在担任菅县县令的时候，高柔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恪尽职守，优良的作风和美好的名声传遍四方。明月当空，文人雅士赞美它的皎洁，而小偷则会诅咒他的明亮。高柔的美德也遭遇了月亮式的际遇，手下几个品行不端、贪墨成性的小吏迫于道德压迫，和“官清书吏瘦，神灵庙祝肥”的经济损失，主动辞职离岗。高柔得知情况后主动挽留，劝说他们继续任职并且改邪归正。在高柔的感化和教诲下，这几个奸吏浪子回头，逐渐成长为良吏和高柔的得力助手。
（观点与视角原创作品，欢迎关注本自媒体号并参与探讨；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