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有趣，有时是近百年的漫长和无聊，鲜有人杰纵横，太平治世嘛。
有时却短短十数年间，才子佳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英雄豪杰你方唱罢我登场地冒起，如春秋，如三国，多是乱世。
我爱看乱世的故事，乱世之中故事也多。这里，我从书上读到一个故事，得从一位被枪杀的日本人说起。
1908年的中国，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中国内忧外患，帝国铁蹄横行北京。
日本军官川喜多大治郎，在北京被日本宪兵枪杀，官方解释是川喜多大治郎犯了“叛国罪”，有将情报贩卖给中俄之嫌，但真相早已不可考察，而这件事也早被世人遗忘。
事实上，川喜多大治郎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随日本陆军来到中国，却加入了清朝的国籍，并在北洋军校任教官，带给了中国的学生们受益不尽的现代化军事知识。
你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日本人，确有投敌叛国之嫌，但你若是读过川喜多大治郎在家书所书写的厚重文字：
“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哉之句，打案曰然矣，诚然也矣，是天下之真理也矣。今我幸而为男儿，亨生与乾坤之间，而空终一生，是岂可哉。”
“忍精神之苦，断然绝于父母兄弟妻子恩爱之情，单身深入异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将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
透过这样字字千钧的句子，你也许能理解这个男人的理想，深受中土儒家的影响，乃至跨越了种族国家的界限，是一种高尚的志向，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
川喜多大治郎虽已千古，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川喜多大治郎的遗孤川喜多长政继承了父亲的“中国梦”，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现今大家在看日本电影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在片头会看到“东宝株式会社”的字样？由川喜多长政在日本创建的东和商事，就是后来的东宝株式会社的前身之一。
这个片头是不是很熟？
川喜多长政年轻时，在当时世界电影工业最发达的德国留学，回国后大力发展外国优秀电影作品的引进工作，为日本电影事业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也在上海开始觉醒，孙瑜导演的《小玩意》，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欧阳予倩导演的《木兰从军》《摇钱树》，都是中国电影先驱式的优秀作品。
《十字街头》
《小玩意》
就在两国电影都分别处在起步和蓄力的阶段的时候，战争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弥漫在两国人民头顶的硝烟，川喜多长政承自父亲的中国梦觉醒了。他想尽一切办法，来到了已经被日军全面占领的北平，拍摄了纪录片《东洋和平之道》。
《东洋和平之道》
电影是绝佳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日本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很早就开始在日占区制作放映很多带有明显军国主义和鼓吹“东亚共荣圈”的所谓“倾向电影”和“国策电影”。
但川喜多长政的这部《东洋和平之道》不一样，片中绝口不提日军的胜利，只希望战争早点结束，在片头的字幕中，他说道“唯有依靠日华两国国民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敬爱和友情才能保证东洋和平之道”。
1938年2月6日《东京日日写真特报》
这样的一部电影，全部启用毫无名气的中国演员，在当时只要提到反战就会被判定为叛国的日本，能通过审查已属奇迹，最后的票房自然是惨不忍睹，无论是日本国民还是日占区的中国人都不买单。
但川喜多长政并没有放弃，还是不停地找机会能够投身到中日两国的电影事业中。
终于，川喜多长政等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被日本军方邀请担任代表，负责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华中地区的电影院，并创建一个中日合资的电影公司。关于这件事，川喜多长政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我并不是特别想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清楚，军方对中国采取的方针和我对中国的想法之间相去甚远。”
“但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我不去，别人就会去。如果去的那个人既不理解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也没有什么信念，仅仅听从军方的摆布，那么肯定会栽大跟头。这对中国对日本都不好。”
“于是，我试着提出了我的条件。如果军方不干涉公司的经营，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自由管理公司的话，我可以接受这份工作。”
而川喜多长政提出的条件就是：
就这样，川喜多长政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中国电影梦，接受了日占区中国电影的统筹工作。
在华北满洲地区成立“满映”后，川喜多长政来到上海，创建了“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满映
当时的上海，不仅已经被多次中日的交锋摧残，还被美英法等国的租界瓜分，其中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情势错综复杂，是一座繁荣“孤岛”。
川喜多长政将“中华电影”的总公司设在这个“孤岛上海”，也就是说，他打算不依靠日军的直接保护，做好遭到暗杀袭击的心理准备，投向中国电影人的怀抱。
功夫不负有心人，川喜多长政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诚恳态度，终于打动了一部分中国电影人，诸如张善琨、欧阳予倩、高占非、岳枫等等，都投入到“中国电影”亦或是上海的中国电影事业中来。
张善琨
欧阳予倩
自此，中国的电影就在枪口和炮火之中慢慢地开始自己的发展。无论是军国主义笼罩下的“满映”，还是川喜多长政领导下可以相对自由创作的“中华电影”，都在重压之下产出过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而在片场中，来自日本的一些电影工作者也很无私地将电影工业的技术传授给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不仅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也赢得了中国电影人的尊敬和友谊。人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但是追求人类伟大艺术的心灵是相通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艺术无国界的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满映”解散，被中国共产党改组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春电影制片厂
面对回国困难的原“满映”的日本电影人，当时的共军的军规之严正，对日本人态度之公正，解放人民的理想之纯粹，让他们惊讶也感动不已，使得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为中国的电影事业添砖加瓦。
选择回国的一部分日本人，共军也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一位日本的剪辑师，硬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确认自己的中国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剪辑工作之后，才启程回国，可见电影行业里中日两国电影工作者的可贵情谊。
与此同时，位于上海的“中华电影”也面临落幕，中国导演费穆和著名剧作家夏衍先生负责接手了“中华电影”。
费穆
夏衍
他们面对川喜多长政为首的“中华电影”的日本电影人，也展现了中国人包容的气度和诚挚的友谊。日本电影人辻久以回忆道：
“夏衍说话的样子，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傲慢，只是洋溢着对从事电影和演剧的日本人的友情。”
川喜多长政也在回忆录中写到：
“大多数中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一如既往，让我感动。于是我觉得日本人对胜败的态度简直就和小孩子一样，作为日本人我深感惭愧”。
之后，川喜多长政，这位中国电影和日本电影的引线人，这位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日本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终其一生，都在继续为电影事业和中日友好做贡献，让人感动而尊敬。
而我要讲的这段乱世中的光影故事，还远远不只这些。
这段历史，是我读自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的《炮声中的电影》一书才知晓的，他的笔触即饱含深情，也相当客观，对日本发动侵略的史实毫不避讳。
《炮声中的电影》
这是一段往往被我们忽略的乱世长歌，几乎所有的中国电影史亦或是日本电影史都对这一段时期一带而过，也让我更觉佐藤忠男这本书的厚重和珍贵。
两个敌对的国家，在战争时期，无论每一个人都是被时代而左右，无能自主地被命运摆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还是有对艺术有着纯粹追求的有识之士，能够因为电影这门艺术走到一起，一起为人类创作并留下这么多珍贵优秀的电影作品，实在是让我感动的。
不仅仅是我讲述的川喜多长政先生，书中还讲述了因电影文化与国歌作词者田汉先生和大文豪鲁迅先生结缘的岩崎昶先生，还有拍摄《四万万人民》的尤里斯·伊文思先生，还有“上海滩七大歌后”之一的李香兰女士等等等等乱世之中的电影人的故事。
田汉
鲁迅
李香兰
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那么美丽，都是那么荡气回肠，也充满了时代的无奈，但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也都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在艺术的巨大版图上闪耀着，也让我再一次明白，人类对美好艺术的追求，真的是不分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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