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从盛世开始走下坡路的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直接促使了广州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所在行商们带来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里，广东十三行给当时的清政府提供了40%的税收。而今天的说古谈经要讲述的就是当时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伍秉鉴。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对于这个人毁誉参半，有人称他为末世夹缝的商界奇才，称雄千年的世界首富；有人称他为贿赂官府的家贼，私通洋商的汉奸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州，伍家开始经商。1783年，其父亲成立了怡和行（为了创立品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由于经营有方，“浩官”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迅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首席行商。把一个从福建来到广东广州的小家庭经营成全球首富的大家族，最显赫的家族。

位于广州荔湾区的十三行路口还竖着伍秉鉴与外商铜像—谈古说经摄

伍秉鉴究竟多有钱？

在笑贫不笑娼的清代末年里，伍秉鉴号称大清“世界首富”。他究竟是拥有多少家产，能当得起这个名号呢？当时坊间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作为十三行的领头，伍秉鉴的财力可见一斑。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也不过资产700万元。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2600万银元这样的家财，足以比肩清朝政府，几乎占到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即便是年薪约两万两的两广总督林则徐，想要攒到伍秉鉴那样的财产，也需要不吃不喝一千年。

怡和商行银锭，作为一个商行能铸银锭也说明了他的市场信誉认可度

《华尔街日报》更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

他是如何起家的？

西方的贸易船只从世界来进入珠江口到达十三行

在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晚清，一个人能生存下来已是一件幸事。伍秉鉴能做到这样的财力，必定是有着非凡的能力。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谈古说经认为主要以下几点：

第一点，时势造就英雄。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当时设立“广州十三行”用以对外通商，也就是说，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行商们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而伍秉鉴正是抓住了这巨大的商机。

第二点，家庭产业的基础成就。即使家庭资源，人脉关系。伍秉鉴并非白手起家。事实上，他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启家中做过账房（即会计），与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积累了经商的人脉和第一桶金。伍家能够成立商行，开始参与对外贸易，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植有着较大的关系。等到伍秉鉴三十二岁接管产业后，伍家的企业开始迅速的发展。

第三点，情商。伍秉鉴把它应用到生意上去，就显出非凡的经商天赋，如下：

1，“征服”贸易伙伴，广结善缘，建立友谊。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2、诚实、亲切、细心、慷慨的心态。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慷慨”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

3、工于心机，精明大度。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4、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资助，恩威并施，注重驾驭笼络。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只可惜，即便是这么一位号称富甲天下的奇才，也未能在动荡年代保住他的财富。

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封建王朝末期的富商，落寞的王朝怎肯轻易放弃这只肥羊。不但在资助战争的情况下，还被勒令向英国赔偿近200两赔款银元，而且在此之后，更是被清政府多次以通敌之类的借口压榨，生活都不得安宁。也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隔年，忧愁和疾病彻底击垮了伍秉鉴，75岁的世界首富在广州撒手人寰。

谈古说经评价：以义取利是伍秉鉴的为商之道。商誉就是市场，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树立自己的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伍秉鉴在用中国传统商道运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撑和规则意识。其不自觉地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却缺乏自省，但不能转变传统商业观念，在制度上有所创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伍也脱离不了时代的束缚。同时代的商人大多在义与利之间挣扎，伍的区别在于因为其拥有巨大的财产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