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养冲（1907-2008），上海南汇周浦镇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九三学社社员。年少时便笃好国学古籍，17岁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文章探讨孔子思想。

王养冲先生

1931年在香港受聘为《中兴报》社论特约撰述，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声援抗日民主运动。1937年，赴法留学，师从瓦尔、勒费弗尔、拉洛、马伯乐等名家，在巴黎大学获文科博士学位。先生精通法、英、德文，兼识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研究涉及西方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史学等诸多领域。1947年回国后，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现代史和西方思想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曾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学术职位；出版《法国大革命史》等多部论著，曾多次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和一、二等奖。2018年又荣获上海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荣誉称号。

1989年，我考上了王养冲先生的博士生。在我入学后，先生亲自给我们上课，每周一个上午，整整持续了一年，除了上课之外，还有两周一次的见面，每次都是到先生的家里，听先生谈学术，讲历史。没有固定的主题，也不限于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样天南地北地聊天之中，让我感受学术，理解社会。

先生常常说，作为老师要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知识，他以学习世界历史为例，从事世界史研究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积累、交叉学科的知识结构以及综合考察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些积累，就不能够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有深入的理解和洞见。同样，在研究外国历史的同时，作为中国人也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掌握。先生在法国留学时，也会在大学校园碰到法国的汉学家，和学习汉学的学生。有一次，他遇到一位汉学家，和他讨论起《礼记》等问题，先生当场把《礼记》的一些篇章背诵出来，并就有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位汉学家对先生刮目相看，感叹来到法国学习西学的先生其国学竟如此之好。后来先生还撰写过关于老子、韩非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就连当时的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马伯乐教授都称赞先生的论文，誉为“言人所未言”。先生还常常以思想史为个案，常常告诫我们说，必须研读思想家的原著，这样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搞清楚其来源、内容、时代作用和历史影响。切忌仅凭外文翻译的一般性介绍的书籍来进行所谓的研究，以防断章取义、取舍不当，甚至以讹传讹。

先生待人宽厚，但在学术上对学生是严之又严，学生的文章交给先生审读后，取回时会发现在稿纸的边上先生都作了很多批改，而且这些改动都不是直接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一张张纸条上，再贴在稿纸上。先生的修改，大到写出点评和指出一些错误，小到不放过一些用错的标点符号。

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要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为此先生认真参与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华东师大历史系联手举办的法国大革命史讲习班，主持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教授讲学活动凡一个月，事后整理、翻译了索布尔教授的所有讲稿并加以修订、注释，连同自己的论文《论法国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后一并付梓，惠及学人。为了写好一篇文章，先生常常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寻找最新的学术论著。当我们看到先生年事已高，常常还伏案誊抄，那时又没有计算机和复印机，我们忍不住就向先生说，我们来帮助你做一些，即使这样，先生也从不让我们替他做。

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先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直到2000年，先生93岁高龄的时候，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法国的“精神哲学”运动》一文。2007年，在先生百年华诞的祝寿会上，先生对自己百年的人生，特别是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这样总结道，认为自己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做人，二是教学和研究，这两件事他都做得问心无愧了。先生还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既立志到大学执教，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做好教学和科研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古人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学术研究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我们历史学或其他专业的文章，唯有下了苦功的，方能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作为一代学人，先生留给后人的遗产很多，作为一名教师，也留给了我们吸收不尽的财富。先生常常说，具备道德和教养的人，才是合格的公民和教师。作为教师，正如先生引用德国诗人席勒所说，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中。(李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