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鎏金青铜钫。高34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3厘米，青铜质地。造型呈小口，宽腹，高圈足，两肩装饰有铺首衔环。通体鎏金云凤纹，纹饰生动逼真，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独具匠心。

钫，亦称“方壶”，是一种盛酒器，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鎏金，是将黄金和水银融合，制成泥金，涂抹在青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挥发，黄金就会附着在青铜器的表面不脱落。鎏金工艺始于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技艺。到了汉代已经能够熟练应用鎏金工艺，先在青铜器上铸制或雕刻纹饰再鎏金，可以起到美化青铜器的装饰效果。

这件汉代鎏金青铜钫铸造精良，设计精巧，纹饰细腻流畅，富于变化，造型别致，保存完好，体现出汉代青铜铸造业的辉煌和工匠的高超技艺，堪称汉代青铜器中的珍品。这件汉代鎏金青铜钫，是在民国时期被盗墓贼偷盗出境，流落海外，几经辗转，最后成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藏品。

汉代玉马首。高14厘米，青玉质地。中间有清晰的接痕，可能是汉代玉马的残件。造型清瘦修长，头细颈高，双耳直立，鼻子微扁，颈部弓起，肌肉紧绷，略微偏向右侧，显得豪迈勇武，风骨激扬，颇具动感。汉代玉马一改战国之前以静谧安详为主的风格，也与唐宋玉马温顺而带有明显生活气息的特点不同，汉代玉马粗壮结实，动感十足。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中说“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因此汉代玉马豪放张扬，威武霸气，有着与众不同的神韵和气质，通常是嘴巴张开，耳朵竖立，像是在奔跑中急促呼吸，又像是在嘶鸣长啸。汉代先后派出张骞、班超等人出使西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体现出泱泱大国之风；先后涌现出霍去病、卫青、窦固、窦宪等杰出将领，与匈奴激战，始终保持积极进取之心。汉代出于征战匈奴的需要，十分重视改良马种，专门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使得骑兵部队迅速壮大，汉军不辱使命，在对匈奴的作战中频奏凯歌，最终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产自西域的各种良马是汉代与匈奴作战获胜的关键，所以骏马和骑兵是汉代艺术作品的重点，比如陕西兴平西汉霍去病墓出土的马踏匈奴的石刻战马、甘肃武威东汉墓葬出土的铜奔马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这件汉代玉马首虽然已经不完整，但丝毫不影响其豪迈勇武，仿佛嘶鸣不已，奋蹄广袤土地。这件汉代玉马首虽是残件，但也高14厘米，考虑到汉代玉马腿部较长的特点，因此如果此件器物完整，其高度可能超过30厘米。汉代工匠在制作这件玉马时利用玉料上颜色的差异，将棕色的瑕疵变成白云之中龙的形象，可谓独具匠心。

这件汉代玉马首是在19世纪左右流落海外，几经辗转，最后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

西晋蝉纹金珰。高5.5厘米，宽5.2厘米，黄金质地。造型呈圆肩，底平，顶部突起，类似佛龛的式样。通体用黄金制作而成，中间装饰镂空蝉纹，上面镶嵌的宝石已经脱落。《晋书·舆服志》中记载，“侍中、中常侍则加金珰，附蝉为饰，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中常侍插右。”

蝉纹金珰是一种装饰物，“貂尾”与“蝉纹金珰”配套使用，合称“貂蝉”，是侍中、中常侍等高级官员的标志性冠饰。蝉在我国古代被视作“居高食洁”“清虚识变”的象征，所以佩戴蝉纹金珰表示高尚的德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佩戴蝉纹金珰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比如，《晋书·山涛传》记载，西晋名士山涛从来没有担任过侍中，却在逝世时被晋武帝司马炎诏赐了只有侍中才能佩戴的“貂蝉”。又如，《南齐书·周盘龙传》中记载，南齐大将周盘龙觐见齐武帝萧赜，齐武帝开玩笑地说“卿著貂蝉，何如兜鍪”，周盘龙回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可见周盘龙佩戴的貂蝉，是因为赫赫军功而由皇帝赏赐的，是荣耀的象征。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将汉晋高官佩戴的冠饰“貂蝉”写进书中，并描绘成一位绝世美女，但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这件西晋蝉纹金珰构思奇特，制作精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在上世纪初期被盗墓贼偷盗出境，流落海外，几经辗转，最后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所收藏。

唐代壁画。长39.5厘米，宽25厘米。这幅壁画描绘了三尊菩萨的头像，由于壁画内容的残缺，已经无法判断具体内容，目前仅知是新疆克孜尔石窟佛教壁画的一部分。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东南7公里的悬崖上，是我国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东汉，在唐代末期停建，延续时间之长在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是国家文物局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这幅唐代壁画是在1906年被德国探险者从克孜尔石窟中盗走，运回柏林。当时德国探险者从克孜尔石窟盗走了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大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于战火之中，而这幅唐代壁画是在二战结束后作为战利品被英军从柏林带回伦敦，入藏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施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