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性格与能力在众多的开国之君中可谓首屈一指。军事上，在元末并起的群雄中他不是最强大的那一个吗，却能横扫北元，击败比他强大很多倍的陈友谅、张士诚。用人上，他知人善任，丝毫不逊于汉高祖刘邦。功绩上，他在位三十一年，一扫元末以来官府的贪腐弊症，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恢复生产的政策，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但是朱元璋在这个政策上，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可以说直接给明朝埋下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隐患，而他却没有察觉。

这个政策就是屯兵制。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虽然国内的割据势力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但北元仍然在蒙古大漠里虎视眈眈，朱元璋对军队的治理自然也不敢松懈。因为是贫苦出身，他知道老百姓种田的不容易。为了帮助百姓减轻负担，他决定吧全国的土地分出来一部分给军队，是为军田。让士兵战时打仗，闲时耕地。耕地所得之粮即为军粮。“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按份征粮。”这样一来，军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再向百姓征收粮饷。因此朱元璋对自己的这一创意非常满意，常常自夸：“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推行的都是募兵制，募来的士兵不入军籍，也不世袭，也不需要终身服役，对军队的依附能力比较弱。如果采取这样的制度则很显然不符合朱元璋的政治意图。要知道，朱元璋想要的是稳定，军户世世代代为军户，农民就世世代代为农民。所以屯兵制与募兵制最大的区别就是军户的身份是不可更改的，也只有这样，“战时打仗，闲时耕田”这一体系才能维持下去。如果士兵均须退伍或者切换职业，那么屯兵制肯定不会达到它想要的结果。

但是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隐患，那就是，军户的土地，如何才能保证世世代代为军户所继承，而不被其它地主豪强或者贪官污吏兼并呢？

土地兼并，一直以来是中国历史上逃不开的一个死循环。很多朝代都是亡于此。朱元璋立国之初，阶级仇恨浓烈，清除过不少土豪劣绅，均分土地于平民，是为自耕农。当时全国两京一十三省能算作地主的乡绅之家，不到一万五千户。全国的管理以大大小小的农村为基本单位，组成这个单位的便是一家一户的自耕农集体。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朱元璋苦心设计的结构已经渐成具文，乡绅土豪依附于文官政府，而文官政府又受制于乡绅土豪。自耕农的土地，大多数被当地乡绅乃至藩王或兼并，或豪夺。而地主豪富之家，较之于建国之初的时代，其数字自然多了甚多，甚至成了一个可怕的灾祸。

于此相同的就是本朝的屯兵制度。太祖朱元璋把全国的军队进行编制，分派土地给军队，军士战时打仗，闲事耕地，与自耕农无异。朝廷没有专门的军粮开支，军粮全部由军队自给自足。然而日久年深，军士的土地既无统一的管理政策，又无继承转让的法律可供参考，军士或死或伤，留下来的耕地即为无主之地，亦难免落入乡绅大户之手。正规军的土地大量流失，沦为总兵统帅、地主乡绅的私兵。以至于到明朝晚期，屯兵制名存而实亡。

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朱翊钧封他的第三个儿子朱常洵为福王，藩地洛阳。去洛阳就藩时，万历还赐给他4万顷土地。这4万顷土地从哪来？只能从自耕农的土地和军户的土地里盘剥而来。

军队没有土地，朝廷有没有专门的军粮开支，以至于军队变得臃肿不堪，不复以前鼎盛时期的战斗力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就败在军队的孱弱和多年来沉积的弊病。李自成进攻北京的时候，一路上看到的士兵各个鸠形鹄面，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而崇祯四处调兵，却发现无兵可调。即使可调，像左良玉这样的拥兵自重的将领，也不受指挥。屯兵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可惜的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能进一步完善和修改，最后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