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文史专家杨古城表露了去东钱湖调查石人石马的意愿,于是,鄞州文管办与曹厚德、杨古城等一些对石人石马情有独钟的热心人士,开始了前后三年多的田野调查工作。
调查人员开始时只有两三人,后又增加了张行君、钟祖霞、戴建伟、陈联飞等工作人员。平时大家事务多,脱不开身,就利用星期天继续。大家对这项工作都是诚心诚意,一鼓作气,颇有成效。如今,当人们来到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眼前的一组组石刻,好像在列队欢迎四方游客。这是石刻的最佳归宿,是古人遗留的瑰宝,是国人的文化自信,是旅游开发的重要载体。
▲ 图为田野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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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石刻 成效显著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宝幢外婆家,从东吴柳树门出发,过小白岭、石婆岭、沙堰,有一条5公里长的石弹路,视野尽头,总会看到不少立在墓前的石人石马。它们高大威武,我不敢正视,胆怯地躲在妈妈身后,急匆匆离开。1956年,我去五乡念初中,星期日步行经过大涵山,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壮硕粗犷的石亭和横眉怒目的石人。暑假和寒假里,我在故乡砍柴,经过仿木结构的火烧牌楼、乌龟牌楼,又发现荆棘丛中的石人石马。年轻时,常听大人们讲东钱湖有72座皇坟,还有东吴、宝幢关于史家的传说,这都构成了我对石人石马的最初信息。
▲ 图为南宋石刻石马。
1992年冬,我在鄞州文管办工作时,地方文史专家杨古城表露了去东钱湖调查石人石马的愿望,双方不谋而合,于是,鄞州文管办与曹厚德、杨古城等一些对石人石马情有独钟的热心人,开始了前前后后足足三年多的调研工作。
起初,我们只是顺路踏查,从宁穿路宁波汽车东站坐班车,一路沿着东钱湖东南边的区域,也就是沿着公路到下水终点站绿野岙的两侧。如隐学山的余有丁墓道、上水史渐墓道、福泉山茶场的史弥远墓道、绿野村的史诏墓道。为了上山方便,我们选择秋冬季山上柴草枯萎凋零的季节去,以防毒蛇袭击,虫害叮咬。因为来来去去路途遥远,大家带着干粮充饥,喝着溪水解渴。调查人员开始时只有两三人,后又增加了张行君、钟祖霞、戴建伟、陈联飞等工作人员,力量更强。平时事务多,脱不开身,就利用星期天继续。这种学名叫田野调查的工作,诚心诚意,一鼓作气,颇有成效。
▲ 图为南宋石刻石兽。
山上寂寥,远离村庄,柴草齐腰。要想走捷径,马上发现藏匿的墓道石刻绝非轻而易举。边查询边做记录这是规则。杨古城、曹厚德总是携带指南针,测定墓道的地理方位,辨别座山、案山,青龙、白虎山,回家后还绘出图表一目了然。
石人石马等石构件,大多倾倒在地,有的支离破碎,颠沛在山溪枯木之中。有的被利用砌坎造路筑水渠,脱离了墓道。又听杨古城、曹厚德说,元灭宋后,大肆掠夺,出现盗墓热,十墓九空,任凭发落,因此很难见到刻有文字的墓碑、墓志铭。按理讲,石刻的体量与数量必须与墓主人的官职封号吻合。为了子孙后代扫墓,他们生前死后都修了整整齐齐长长的墓道和为显示权势的石碑楼、享亭等建筑,而当时没有一条墓道称得上完整如初。
寻踪追史 去伪存真
我们去前一般都做了功课,逐一比对。一是找地方志,二翻家谱,三访当地老人。如此三管齐下,寻觅捡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恰如其分,一处处对照,一个个考证,终于弄清了大部分墓道的方位、古今地名、墓主、石构件搬迁的年代和起因。这样我依所见所闻编制了“东钱湖南宋史氏望族职官、墓葬情况简表”共130处,应该说这表中文字记载与实物可以相互印证。小时候我看到的东吴南村世忠寺山中的石人石马,原来是南宋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史弥坚墓道,以及其子官至敷文阁待制、湖北转运使的史宾之,孙子永嘉太守史渠卿的墓道。又知道毗邻府前桥的东吴上史家,曾是史弥坚的“沧州堂”,不远处有附属的云树壁和钓鱼矶。
▲ 图为田野调查中。
东钱湖星罗棋布的墓道石刻以南宋居居多,排列起来,有六处比较集中:横街村的吉祥安乐山、下水西村长乐里山、上水的辨利寺后山、福泉山茶场的大慈山、绿野村的穆公岭、东吴的世忠寺山,当然还有宝幢省岙、横溪大岙等处。从野外到村落,我们又发现了下水的林染桥、德行桥、鸟鸣桥,福泉山茶场前的石拱桥等,还有仿太湖石基座的石笋、祥云托日石鼓等。石人一般高达2米以上。伫立墓道的文臣武将相对,石人前的石兽,石羊、石虎、石马也是一样,不禁叫人久久凝视。它们一般都用本地的梅园石、小溪石雕琢,石质细腻,色泽稳定。石人的衣冠服饰打扮,石马的马鞍、肌肉,石虎的花纹,石羊的胡须等都一丝不苟,刚柔并济,栩栩如生。大家对照杨古城提供的宋六陵翁仲图片和《中国雕塑史》恍然大悟,十分惊叹。更有《中国帝陵》作者、宁波文化名人王重光在史浩宰相墓地慷慨激昂,热泪盈眶的演说,给了我们迎难而上的勇气。由此我编写了《德行与八行初考》《孝德传家千秋业》《东钱湖石刻的保护与利用》《鄞县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的历史价值》等文章,见诸报刊,并发现出土的“宋徐氏夫人墓志铭”“宋故淑人黎氏塘记”“宋故承事郎直秘阁特添差制西安抚使办公干事史尧文卿墓志”等,弥足珍贵。
秋冬去,春夏至,啁啾鸟鸣,蝶舞蜂飞,一次次发现,一遍遍搜寻,接二连三的墓道石刻的发现,在绝对没有硬任务、没有指令的情况下,有如此收获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为尽快使调查达到全覆盖,我们不管春来草长,不论赤日炎炎,一次次早出晚归坐车、乘船、步行,翻山越岭,跨溪过湖,几乎踏遍了东钱湖的山山水水及周边的东吴、宝幢等地。每每在柴草丛中、竹木林里,发现一件件石翁仲、石碑、石牌楼,尽管它们残缺不全,有的支离破碎,都若碰到好运,捡到宝贝一样欣喜若狂。心旷神怡中,疲劳和饥渴早已置之度外。
▲ 图为田野调查中。
多少次,当地的文保员带路做向导,齐心协力并肩前行。文保员史永和史久甫、毕浩英、屠仲光、朱阿国、徐桂芳、余小根等人常来常往,他们发现石刻的一个个电话、一封封信件,都使我们踏田塍,过小桥,穿刺棚,手挽手,越险境,顺藤摸瓜找到目标。每去一处,他们都会汗流浃背,用柴刀开道,无路之中硬是踩出一条路来。他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我的工作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照片拍了一卷又一卷,为日后的定点保护明确了任务,这都是田野考古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是宋元明清民国直至解放以来的首次拉网式调查。按常规,一个墓道一般去一两次,多的四五次,因为实物要与史料相互鉴证,各个年代的石刻又要相互比较,这样力求给社会各界提供一份比较符合历史的资料。
考察论证 共护遗珍
墓道石刻置于露天之中,任凭风吹雨打烈日晒,千百年来必然产生自然的损坏。历朝历代,人为的损坏,社会上一些见识肤浅、缺乏文化者,肆无忌惮地对石刻进行肢解,造成石人缺鼻子、断手臂,甚至拦腰折断,石兽身首分离,石亭石碑楼轰然倒地,或横卧溪中,任凭流水冲击,更有被不法分子盗卖牟利的。如何科学保护又合理利用,杨古城等与我商量,打算组成一个团体,一起分析论证东钱湖石刻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促进政府决策,建立石刻博物馆之类的收藏、参观、研究场所。另外,我又通过市、县文广局多次向市、县人大报告,尽快实质性实施这一项目,下拨移迁集中的启动经费。
1993年12月4日至6日,经过考查、论证、鉴定,省内文物和工艺美术专家10余人(后扩大到40余人),召开了“东钱湖石雕文化考察报告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东钱湖最多最具审美价值的均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它填补了我国南方大型墓道石刻群的空白,填补了美术史、雕塑史的空白,是研究南宋衣冠服饰、丧葬制度以及美学、民俗学的实物标本。这些结论具有轰动效应,先后在《文汇报》《宁波日报》等发了消息。古林职中工艺美术班实地速写,精心描述,印发了《东钱湖畔艺术瑰宝》图册。1995年4月,省古建筑设计研究会根据我们的东钱湖区域南宋墓道石刻保护规划(讨论稿),在上水凤山山麓选址,提交了“鄞县石刻艺术馆设计方案”。这些都为后来建造“南宋石刻公园”奠定了基础。
▲ 图为田野调查中。
新闻媒体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工作的开展。1994年8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宁波城外东钱湖,多少石雕荒草中,请保护珍贵的南宋石雕”,以及《宁波日报》《钱江晚报》等的报道,引起政府部门重视。1994年3月,我们与东钱湖旅游经济区管委会一起邀请了北京、杭州、宁波等地的文物、旅游、历史专家,再次进行了考察和研讨,并建立了“东钱湖历史文化保护开发研究会”。六七月份,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文物权威人士,三次实地考察,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东钱湖畔20余处的146具南宋墓道石刻不仅是我国江南罕见,更是北方所未有,填补了美术史、雕塑史中南宋时期的空白和江南大型墓道石刻群的空白,为南宋时期的墓葬形制、兵器服饰、工艺雕刻、建筑营造及历史学、民俗学、堪舆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可以申报省级、国家级文保单位,并同意将这些文物瑰宝实施就地保护和集中保护相结合的办法,在东钱湖畔筹建石刻艺术馆,同时认为鄞县的领导抓这个大的文物项目,把文物保护工作与宁波经济发展同步的思路是对头的。
现在,当我多次陪同志同道合的专家、友人参观“南宋石刻公园”时,眼前的一组组石刻,好像在列队欢迎。这是石刻的最佳归宿,是古人遗留的瑰宝,是国人的文化自信,是旅游开发的重要载体,为东钱湖乃至宁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来源 | 鄞响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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