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网络图)

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败的原因。梁启超回顾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号于庙堂之上，举国却如梦如睡，鲜有应者。因此，梁启超提出了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这就是“新民说”的由来。

而“新民”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历史教育。梁氏将中国落后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史学的落后：“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而中国史学的落后一个重要表征是中国只有“君史”无“民史”。也就是说，只有基于统治者利益构建的历史学体系，民众并不能从这个历史知识体系中得到太多有益的内容。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首次公幵对中国几千年来“君史”传统进行了批判：“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要想救国，就必须改造旧史学，以人民群众的历史来替代帝王将相的历史，即提倡“民史”。所谓“民史”，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史学的内容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二是写给人民群众看的历史。[1]“打破那种狭小的‘贵族性’的读者圈，使史著由“皇帝教科书”转变为普通民众能够读懂且喜爱阅读的大众化的‘国民资治通鉴’。”

《新民丛报》(图源网络)

梁启超说，如果不进行史界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中国之旧史》)

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晚清民国的史学界诞生了“新史学”思潮。“新史学”有着目的性非常明确的普及意识，对史学大众化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深入认识。它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把历史知识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让民众了解历史，增强历史观念和爱国心。因此新史学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

梁启超（网络图）

确实，不同时代，通俗历史写作的面貌和特点，是由传统时代的社会需求决定的。随着中国被卷入全球化，历代进入近代，民众对通俗史学的要求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近代化的到来，让民众对历史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简单地知道我们生活在什么朝代，以及通过历史得到娱乐。更主要的是通过历史，反思时代，认清趋势，以利于我们在这个时代的生活和选择。

王希说：

他们将历史学的目的看成是构建共同的社会记忆,为此普通人的记忆必须得到重视和研究,因为共同社会记忆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个人记忆。正如历史学家勒弗勒和布伦特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历史记忆是残缺的，那么社会成员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2]

[1]朱慈恩：《20世纪上半期通俗史学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

[2]王希：《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史学理论研究》 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