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做官与读书如何两全
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一体:官做得有声有色了就可安逸地读读书,书读得有所获了就可以做做官。当书还刻在竹简上时,读书只是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等到春秋王官解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平民才有机会读书, 所谓“学在四夷”。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书成了平民做官进入上流社会的通道。
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成了天下书生的梦想。那么,是不是古人做了官就真的不读书或不用读书了呢?
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读书人在古代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如果在乡间,家有秀才,那么其地位就会高于别家;在官场,书香门第同样是引以为傲的事。因此, 古代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十分普遍。
一是习惯使然。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 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三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 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 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堪称“励志哥”。
史载“宋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宋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990 年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 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明成祖朱棣看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便于永乐四年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
11095 册、3.7 亿字的《永乐大典》。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尤以帝京云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历史罕见。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
清代官员中不仅汉人热衷读书,就连满人都爱学汉文、读汉书,清代前期出了不少通晓汉籍的满族官员,如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康熙皇帝更是做出了表率,他不仅能诗善文,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
书名:《历史只露半边脸》(耳熟能详的事件纵横三千年,别具慧眼的解读遴选三十篇。思辨本性、玩研本色、探求本初、回归本身。历史有温度、历史有性格、历史有趣味)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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