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做官与读书如何两全

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一体：官做得有声有色了就可安逸地读读书，书读得有所获了就可以做做官。当书还刻在竹简上时，读书只是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等到春秋王官解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平民才有机会读书， 所谓“学在四夷”。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书成了平民做官进入上流社会的通道。

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成了天下书生的梦想。那么，是不是古人做了官就真的不读书或不用读书了呢？

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读书人在古代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如果在乡间，家有秀才，那么其地位就会高于别家；在官场，书香门第同样是引以为傲的事。因此， 古代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十分普遍。

一是习惯使然。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 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 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三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 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 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堪称“励志哥”。

史载“宋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宋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990 年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 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明成祖朱棣看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便于永乐四年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

11095 册、3.7 亿字的《永乐大典》。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尤以帝京云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历史罕见。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

清代官员中不仅汉人热衷读书，就连满人都爱学汉文、读汉书，清代前期出了不少通晓汉籍的满族官员，如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康熙皇帝更是做出了表率，他不仅能诗善文，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还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

书名：《历史只露半边脸》（耳熟能详的事件纵横三千年，别具慧眼的解读遴选三十篇。思辨本性、玩研本色、探求本初、回归本身。历史有温度、历史有性格、历史有趣味）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