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1901—1992)，山东临淄（今淄博)人。据他的妹妹，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说，在她出生之前，全家已迁注济南。父亲于丹绂，又名于丹甫，是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一，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一师范校长，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山东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于丹绂翻译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佛教僧侣、净土真宗大谷派常盘大定的《中国佛教概况》，还有翻译高楠顺次郎的《释尊之生涯序》。于道泉生于济南，早年就读齐鲁大学攻数学肄业，自己喜欢攻读心理学、社会学和欧美史。1934年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留学，师从巴考(1890-1967年)研修藏文。1938年至1947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高级讲师。后来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话言研究所工作过，历任北京大学讲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一生致力于藏学研究，研究运用拉丁字母拼写拉萨话全部声韵调的符号系统。与赵元任合译了《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主持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他著有《藏语口语字典》《北京图书馆馆藏满文目录》《四角号码索引》，并指导汉译《四部医典》等，为中国藏学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于道泉是我国学术界从事藏学研究之先驱，藏学的奠基人。他有语言天才，精通世界语、藏语、蒙古语、满语、英语、法语、德语、土耳其语和梵文等。这一方面是语言天才，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他为了学习藏语，曾到雍和宫自愿服杂役。

1952年北大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语系本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国内外都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北大东语系主外，中央民族学院主内。这样，于道泉与马学良等一起创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开拓了一批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自己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学泰斗。

季羡林最初见到于道泉是小时候在济南。

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以64岁高龄，到我国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许多城市访问、考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

济南对泰戈尔的接待隆重而热烈，声势很大。为了接待泰戈尔，济南的教育界让英语水平很高的年轻人于道泉担任泰戈尔的陪同、翻译。当时季羡林13岁，还是—个上初中的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诗人，但是因为好奇，他也跟着成人挤进泰戈尔发表演说的会场，去听了泰戈尔的演说，翻译是徐志摩，旁边站着林徽因。泰戈尔对中国学生说：“我是以一个亚洲人的身份到你们这里来的。长久以来，沉默的亚洲在为重新发出它的声音而奋斗！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和团结是奋斗的亚洲的奠基石。”对他的一些话，季羡林似懂非懂，觉得他的长须和印度长袍非常有趣，有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在济南，他认识了泰戈尔，同时也认识了那个年轻的于道泉。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在北京大学成为同事。

1924年，泰戈尔（前排中）访问济南，于道泉(后排左一短发青年)与泰戈尔一行人的合影。

在济南市的佛经流通处，于道泉用英语十分简明扼要地给泰戈尔介绍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言简意赅的一席话使泰戈尔十分感动，他对这个说英语的年轻人颇为赞赏，便说：“先生，你是我们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和语言有如此浓厚兴趣的人。”于道泉也十分钦佩泰戈尔的为人和成就，尤其是泰戈尔的一部部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又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对和平的赞颂和向往的作品。陪同、游览、对话，一天下来，泰戈尔的学识、风度、水平已经使于道泉十分倾倒、折服。于是，当泰戈尔向于道泉建议说“你跟我到印度去进国际大学，去学习梵文、学习佛教……”时，于道泉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而当时，于道泉已经考取了山东省的官费留美，准备取道日本去美国，正是举家欢庆、邻里称贺的时候。当他向家里宣布要到印度去学梵文和佛教，放弃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时，惹得于道泉的父亲于丹绂勃然大怒，声言要把他撵出家门，并且断绝经济上的任何资助。然而，于道泉倔强的脾气和性格谁也改变不了。他毅然决然地随着泰戈尔来到了北京。

在离开济南到北京以前，于道泉又担任了一次出色的翻译，给美国记者玛莎·鲁特做世界语的翻译。于道泉安排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在齐鲁大学演讲，于道泉担任了翻译。当时的学生邓广铭前往礼堂，听取了玛莎·鲁特的演讲，得知了巴哈伊文明的信息。于道泉在齐鲁大学用一年的时间精通了世界语。

在接待泰戈尔以前，于道泉还接待了日本著名世界语专家小坂狷二。1924年4月23日日本铁道省机械工程师、世界语学者小坂狷二应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邀请，演讲《世界语的效用与中国》。他在演讲中说经大连转青岛到济南，在济南时遇到两个朋友，一个是胶济铁路的稽查唐先生，一个就是齐鲁大学的学生于道泉。他对于道泉赞不绝口：

他是齐鲁大学的少年学生，我先前并不认识他，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大约说：他明年毕业后，要想到美国继续研究心理学，那时在日本耽搁一个月，希望得到我的助力。我接到来信，十分快活，立刻复他，并且告诉他，我快要到中国了。所以这次到济南，他亦以友谊到车站欢迎我。据他说学世界语，刚刚一年，使用世界语和外人交谈，乃是第一回，但是他说话很流畅，竟能够使得我明白。当我游览济南时，我们用世界语随便闲谈，好像和我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在街上游行。我们相信，这种兄弟之爱的诞生，不过为了我们能够彼此了解，不过我们能操同一的语言。

一个学一年世界语的于道泉得到世界语大师的表彰，其语言天才实在惊人。

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一行按计划内济南来到北京。春天的北京，早早地披上绿色新装，人们用鲜花和歌声欢迎泰戈尔的到来。

作为新朋友，于道泉目睹了这一个个场动人的场面。从在济南巧遇泰戈尔，和他结下了十分投契的友谊，并追随他来到北京，除了对诗人的思想人格、艺术的崇敬之外，于道泉的心境和精神状态，正像郭沫若所描写的那样：“泰戈尔的一行行恬然静谧的诗句，像淙淙流水，注入了年轻诗人久旱的心田，翻起了激越的感情波澜。”由于当时北京的军阀权贵醉生梦死，正忙于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于道泉追随泰戈尔去印度留学的愿望最终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而泰戈尔的中印友好、发展文化交流的计划和理想也未能实现，就像一场春梦，了无痕迹。这使于道泉感到迷茫、惶惑和烦躁。

于道泉到北京以后，跟从著名学者钢和泰学习梵文和藏文，享受“每餐用梵文就着窝头吃”的乐趣。

后来于道泉和赵元任合作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季羡林早就读过。在于道泉回国在北大工作以后，季羡林经常从他那里听到赵元任的一些情况，他们都很佩服赵元任的语言天才，他学说方言的本领令人称奇。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于道泉是一个禀赋异常的人，也是行动有点“怪”的人。于道泉自己对此似乎也有所感。有一次，于道泉亲口对季羡林说：“我的脑筋大概是有点问题。”他的“怪”表现特多，如为了学习藏文和蒙古文，他干脆搬到雍和宫去，和蒙古喇嘛住在一起，因此有了个“于喇嘛”的绰号。到中央民族大学以后，他还研究无土栽培，后来又研究号码代字音的问题，而且都取得了成就。这些行动无不显示其“怪”的一面。

季羡林在《千禧文存》里说道：

为什么这样的“怪”会同天才联系在一起呢？一个有天才的人，认准了一个问题，于是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物不存在了，是非得失不存在了，飞黄腾达不存在了，在茫茫的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焉能不发古人未发之覆，焉能不向绝对真理走近一步呢？但是在平凡人的眼中，这就叫“怪”，于道泉就是这样一个怪人。

对于于道泉，还必须进一步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一下。我们平常赞美一个人，说他“淡泊名利”，这已经是很高的赞誉了。然而，放在于道泉先生身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早已超越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他的这种超越，同世间庸俗之辈的蝇营狗苟争名夺利的行径比较起来，有如天渊。于道泉是我们的楷模。

1946年8月3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函伦敦大学，欢迎于道泉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胡适诚恳的态度，促使于道泉下了回国服务的决心。1946年4月于道泉回到北京。在极短的休息之后，他迫不及待地与当时担任东方语文系主任的季羡林见面、磋商，确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藏语专业，季羡林推举于道泉担任组长。组内还有王森、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并立即开始招生。第一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焉耆文，第三组是阿拉伯文。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第二组是季羡林本人，第二组是马坚。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东方语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系，再改名东方语言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系，后来又改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三个系。

担任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的胡乔木听说了于道泉的逸闻趣事，也知道他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是欧洲留学多年的专家，于是把筹办藏语广播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了他，请他协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立藏语翻译和播音小组。经过努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了于道泉，以及由他推荐的李水年、李春先(曲吉洛卓，拉萨藏族旅京人士)和图丹尼玛喇嘛等人作为藏语广播组第一批成员。1950年4月10日开始工作，做好各项准备后，5月22日晚上正式播音。

负责筹备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刘春———一位资深的从事民族工作的老同志，与费孝通教授合作共事，邀请季羡林和于道泉共同商量，如何能尽早、尽快地培养一批藏语人才以适应紧迫的需要。经季、于两位教授建议，从国内若干高校文科中抽调一些在校学生集中到北京，用速成的方法，突击学习藏语，以应对当前工作的紧迫需要。说来令人惊叹：这个藏语学习班，居然能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开班上课。这批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青年学子，云集北京，在于道泉教授门下，开始了藏语的学习。

于道泉对于“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这一工作醉心已久，早在1956年就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周报上发表过评论，但当时没有人理会，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幻想”，说他不务正业。“文革”中，他被关进“牛棚”，他倒是有时间“冥想苦思”。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发明了一套“数码代音字”，并卓有远见地认为，这一套数码代音字可以供翻译机械化使用，就是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就思考出一套可以在电脑(当时人称电子计算机)上使用的汉文和藏文的软件系统了。可惜他的这种超前思维在学校和社会上无人理解，也没有人接受。直到198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学会上，于道泉提交的一篇论文《数码字简表：数码字与罗马字对照表》，文中列举了他所设计的数码代音字用来拼读汉字和拼读藏文的规则。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校长，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张默生教授，也热心学习应用这种数码代音字，于1977年3月1日用这一体系的数码代音字给于道泉写来一封信。该信除了用数码代音体系写出，还用汉字逐字对照一并写就，请于道泉验看。张默生与于道泉既是世交，又有戚谊，同为山东临淄的著名奇人，这一封信堪称绝品。

（作者蔡德贵，系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