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似乎只看到了它宏伟壮阔的表面。至于为什么秦始皇要修长城,乃至历朝历代不断延用,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关于长城劳民伤财的非议,从汉儒到孟姜女再到鲁迅,始终绵延不绝。鲁迅就认为长城“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不过他其实是将长城视为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加以诅咒。
应该指出,作为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不同于其余的罗马大斗兽场、利比亚亚历山大地下陵墓等等,并非完全作为炫耀和享乐的对象,它不仅在捍卫国家疆域方面起到作用,更对于华夏文明的繁荣功不可没。
历朝历代的长城
长城改变了内外比较优势
首先,长城从根本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本来具有的战略战术上的机动优势。秦修建长城为后代确立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基本原则,总是于两山峡谷处或河流转折处修建关城隘口。即便在无险可依的平川,也修在往来必经之地。
这节约了人力和建筑材料,却起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建于高山之巅的长城往往还不只一道墙,通常有两道甚至几道。在长城西段地势较为平坦的河套地区,以及北京北面军事地位极为重要的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一带,最多处甚至有十多重城墙。
城墙只能徒手攀越,即使无人防守,也很难通过。游牧民族的马匹因此就由军事行动的利器变成了其负担。游牧民族侵入中原的难度加大了,不但迟滞了其入侵的速度,而且,即便侵入后,这个障碍也会横在其归途上。游牧民族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或越过某一或几处关隘,但劫掠了财富后,如何再次安全越过长城,撤回大漠草原?而且掠夺财富越多,撤回就越不易。可以血战后撤回,或者是减少掠夺,甚或放弃部分已劫掠物资以便加快北撤,但无论如何,这都会改变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成本收益公式!长城的存在本身自然弱化了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利益驱动。两大文明竞争的基本格局也因此有所改变。
长城强化了国防实力
长城不仅弱化了对手的军事能力,更是提升和强化了中原的军事实力。长城总是选定修建于有险可守有利于防守的地段。进攻者要远征,还必须在一个对其相对不利的地带进攻,这会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难度和进攻的风险。守军则可以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大大降低了人力和物资消耗;通常也能获得安全稳定的后勤保障。
长城不只是一道墙,更是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除了关隘、堡寨、墩台外,在重点守备地区,长城高墙向四方山岭逶迤延展,如蛛网四通八达,点、线、面配套。有预警区、前沿哨所,城墙内有军营、哨营、兵站、仓库。无论在前方,还是后方并继续伸向内地,都配套建立了烽燧(烽火台)和驿传。这不仅强化了长城守军的防御,也使得整个中原王朝可以在各地灵活有效地调配军力。
与长城配套但突前于长城修建的烽燧,在这一视角下,其功能相当于冷兵器时代的长程雷达、早期预警系统和快捷的军用通讯系统。烽燧或建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高地上,建在平坦地区的也高达三丈。烽燧上的值班士兵有能力提前发现入侵者的动向,以逸待劳。以光(白天烟,夜间火)的形式,每昼夜接力数千里,可以确保将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传递给相邻各处驻军,并及时报告各级军政首长直至中央政府。
在某些地形复杂艰险的地区,长城还是便于兵力物资流通的通道。看到了烽烟报警,驻守长城邻近各军营的军队,在确保本防区无敌军进攻的前提下,即便在高山峻岭间或荒原大漠上,也可以沿着长城顶端的通道(有时宽达数米),快速聚集,增援某地。就此而言,长城以及长城通向后方的大路,如秦直道,在古代中国构成了类似今天的高铁或空降这样的快速运兵系统。长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守护边陲的方式,改守线为守点,仅在重要的关隘、关口、要塞驻守较多军队,其余地方仅派兵巡逻。军力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为了更有效的全国性军力配置,甚至可以将强大的机动兵团留在后方,作为国家的战略预备队。在秦代,作为长城配套设施之一的是从咸阳向北直达九原郡(今包头附近)全长700多公里、宽20米以上的秦直道。
秦直道
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到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值得强调的是,在实行合围之际,无论敌方是否越过长城,长城的城墙都可以成为中原军队设定的包围圈一部分,不必四面合围,只要从两个方向向里挤压被围的敌军,就可以大大节省合围敌军所必需的军队数量。中原军队实行远距离大规模战略合围的部署因此相对简单、快捷和隐秘,可以更有效地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作为战略防御系统设施的长城因此也可用作战术和战役上的进攻。借长城掩护重兵集结,准备和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长城内的守军大规模出城突击时,也不必太多担心自己后方的安全,被敌方包抄;相反对方若设想切断中原突击部队的后路,事先就会犯嘀咕:万一中原军队回师反击,会同长城上守军,很容易将自己“包饺子”。长城还可以为进攻部队提供安全的轮休,稳定的后勤保障。即便败退,也可以期待长城守军的接应,不必担心敌骑兵前插合围。一旦撤回长城,依据长城就可以立刻组织反击。
翻看《史记》,就会发现,卫青、霍去病每次出击都始于长城一线,休养补充时也会以长城做掩护;飞将军李广几次远征的出发地,无论雁门、上郡、代郡或右北平等,也都在长城一线。
长城改善了民生
由于长城改善了军事通讯和交通,军队的战略机动性提高了,中原王朝为保证北部安全必须部署的军队就可以大大减少,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会相应减少。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30万秦军部署于咸阳城周边,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
弱化了对手,强化了自己,长城因此客观上就拓展了中原的农耕文明。尽管还不大会有人长期在长城外地区耕牧、定居,但沿着城墙以内,就可以安全耕作定居,也会有商旅,著名如河西走廊上的丝绸之路,这里本来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争夺的地区,经济社会很难发展。
此外,即便农耕区实际拓展并不大,游牧文明感受的活动范围挤压却很大。由于长城为守军带来了合围的便利,这就使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始终面对一种很难消除的风险,迫使他们总体上尽量靠北行动。由此,有了司马迁简洁但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有了“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匈奴的]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长城本身的存在就令游牧区大大北撤了。
长城无法被“复制”
太容易被今人忽视的一点是,与许多现代军事措施装备技术不一样,长城是一种农耕文化的垄断品或专用技术。只能为中原王朝防卫北方游牧民族所用,无法为对手使用或复制。相关的所有建造技术知识都是公开的,但长城却只能为农耕民族甚至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耕民族建造和利用。
游牧民族可以占领长城,但其生产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无法利用长城、烽燧来守卫和预警农耕民族的军队。除非放弃游牧,学会农耕,否则他们无法使用这类军事设施,因此不值得学习相关的建造技术知识。
甚至,北方游牧或其他民族,也只有在入主中原之后,才能理解长城对于治理这个大国的军事政治用途,才会修建或利用长城来防范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甚至自己当初的盟友。为防范柔然南下侵入,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北魏王朝先后三次修建长城,其修筑的长城防线与秦汉长城防线也很一致。
正因为对于中原百姓和政权,乃至对于中国文明,有着深刻、广泛和持久的效用,长城才会在历史中逐渐在北部边陲耸起,并通过了农耕时代的时间检验。
战国时,“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大约在公元前306年—前300年间);“秦昭王时,……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2年);“燕也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约公元前254年)。秦统一六国后,把各国间相互防卫的那些城墙拆掉,留下了,拓展并勾连了各国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因此有了长城。
也有证据表明,每一代中原王朝的决策者,在修建长城之前,对本朝各种替代措施的成本收益,都有过仔细比较和整体盘算。
长城与农耕文明
从大历史视角看,如果说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度意义,那么从唐睿宗设节度使开始的长达6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自然实验:在冷兵器时代,不依赖长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整合构成以农耕区为核心的中国。结果无情,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
安史之乱
如果仅看王朝更迭和中原战乱,长城确实未能令中原王朝逃脱因游牧民族南下的政权更替,中原民众未能逃过一次次劫难。但这种看似后果主义的对长城制度功能的理解是偏颇的,甚至是非后果主义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一种绝对保险的制度,长城实现其功能自然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即中原王朝的有效治理。长城不可能替代其他。
真正值得政治家/法律人关切的,其实是天下无数生命脆弱且短暂的苍生“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卑微视角。应当将一些不曾发生但完全可能发生的有关人和事的想象纳入对制度功能的评判考量。不曾发生不等于从来不会发生,很可能只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就一定要界定并考虑那些“不在场”的因素。
再宏观点,如果没有长城,这个农耕文明会是何种形态,何种规模?甚或,就一定还有这个堪称辉煌灿烂并令今天的我们自豪的中华文明吗?任何文明都不可能脱离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物而单独存在或持续。若无长城,这个号称人类持续了最久的华夏文明,并非不可能,如同比中国文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或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那样,被后起的或周边的其他文明灭了。
这种历史事件其实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马其顿征服之后,古希腊城邦便永远消失了。继承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则被驰骋奔突于欧洲大地的阿提拉军队横扫。这些被称为“上帝之鞭”令欧洲人胆战心惊的匈人,据说只是被卫青、霍去病特别是窦宪击败西窜的匈奴后裔!(但对这个说法也有质疑,晚近的体质人类学的基因测试表明匈人与匈奴并非同类。)
《大国宪制》
作 者:苏力 著
时隔十多年,苏力教授全新力作!
讲述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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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孟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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