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铜镜是古代人照面容的器具，考古发现表明，齐家文化的遗存中就已出现，经历三四千年的发展，到清代乾隆以后，遂被玻璃镜取代。

在铜镜出现以前，人们以水照容，《庄子. 德充符》说：“人莫鉴于沾水，而鉴于止水。”说明战国时仍有人以水作为镜子。发明铜镜的动机是人类的爱美之心和认识自我的愿望。远古人便知道以鱼骨串挂起来做装饰品，之后的装饰品如项链、臂环、笄钗等更是多见，但人们苦于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打扮起来到底能美到什么程度。设想有一天某个古人突然在河边或井边的水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影子，并认识到这就是他本人的容貌，他当时会有多惊喜！人们知道了用水可以照容以后，当然也不能总往河边、井边跑，于是便以器物盛水来照容，这又是一个进步(也或者人们以水照容本来便是从盆中的水里发现的，无需这转移)。盛水的陶盆叫“监”，铜盆叫“鉴””“监” 字的古文写法正是一个人趴在水盆边上照容的象形文字。

铜镜的正面要光亮照人，背面又要刻铸花纹、加铸镜钮，所以对技术的要求就比较高，比铸造一般的刀剑兵 器更加艰难。古代传说中有许多关于铸剑的精美或悲惨的故事，名扬四海的干将、莫邪、鱼肠等神兵利器，无不凝结着铸工的心血、汗水，甚至生命。想来一面铸造 精巧、光亮如洗的铜镜也应该有些脍炙人口的经历吧！ 但也许是备受艰辛的铸工们不愿再听到关于“干将”、“莫邪” 宝剑上的凄惨故事，有关铸镜的神奇传闻竟然很少。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历代铸工们因终日劳累而布满皱纹的脸上留下浓浊乌黑的汗水，眉毛胡子烧烤殆尽，那会是番什么景象呢？正是这种辛勤劳作，使他们积累丰富经验，提高了技艺，从而铸造出众多堪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铜镜。

西汉时期，由于铁器广泛应用，加之漆器、釉陶也相继兴起，铜制的日用器皿日益衰落，但是人们日常生活需用的铜镜，当时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材料可以代替，所以获得继续发展的条件。这一时期铜镜的形制、纹饰、铭文都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展现铸镜工艺的新水平。

徐州博物馆“汉室遗珍”展厅中陈列有一面弥足珍贵的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该镜出土于徐州市北郊西汉宛朐侯刘鼓墓，是目前发掘出土的唯一西汉早期人物画像镜，出土时已断裂为10余块，所幸拼合后完整。镜的正、背面均有氧化保护层，几无锈蚀。该镜钮突破了西汉早期镜的三弦钮式，为龟、龙合体钮，钮身作龟形，背部有半圆形甲片，龟首为龙首形，头部和颈部均有鳞片，龙首曲颈向后，伏于龟背之上。

镜的钮座呈圆形，座外为四条驰走的虺龙。镜背面画像纹饰清晰，异常美丽。主体纹为人物画像，分为四区，每区间以博山纹间隔，内容完全相同。画面分上下两排，上排分 三组人物，每组以古树相间。左边一组为驯虎图， 驯虎者站立，左手前伸，抚摸一虎；虎匍匐于地，长尾上扬作摇摆状，一副驯服之态。中组为一听琴画面，中间一人操琴，右侧坐一人双手上举， 似在和弦击节，左侧一人拱手站立，侧耳聆听。

右组两人相对拱手站立，头戴云冠，着深衣束带，足穿翘首履，神态恭谨，似在对语。下排有左右两组画面，间隔博山纹。左组为驯豹场面，驯豹者坐姿，右手放于膝上，左手前伸，抚摸豹首；一豹似正从山间跃起，前见着地，后腿腾空，动态强烈。右图为驯虎图，骑虎者头第发警，骑于虎背之上：虎昂首咆哮，四足蹬地，尾上扬作欲奔腾状。整个镜的背面共铸进出32人、8虎、4豹、16树、12座山峰，再加上钮、座上的4龙和1龟龙，共计刻画出物像77个。

铸镜者在方寸之间，表现了从现实生活到神话故事的极为丰富的内容，可谓匠心之作。该镜铸制精良，以多种浅浮雕手法来表现不同的纹饰，地纹简约，主纹整齐， 层次分明，充分展现了西汉时期高超的铸镜技术。另外，西汉“楚采铜丞”封泥和徐州出土的西汉钱范，说明徐州西汉早中期楚国不仅采铜，而且铸造钱币，当然铸镜也极有可能。汉代铜镜曾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的铭文，学者认为徐州和曹魏的“尚方”一样，很可能是中原地区铸镜手工业的中心，宛朐侯刘執墓出土的这面人物画像镜极有可能是楚国当地铸造。

铜镜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章。铜镜文化历经千古，广传九州，它在人伦观念、宗教情感、艺术创作以及生活风俗中充分展现。虽然铜镜的铸造与照容已经成为过去，但其特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仍会继续传承下去，正如一面铜镜铸铭所言：“七星朗通三界，一道灵光照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