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万黄巾从何而来?详细分析汉朝导致黄巾起义的原因

三国赤壁之战,坐拥整个北方的曹操也不过号称八十万大军。然而发生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竟然也有数十万之多。这么多人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先看看《资治通鉴》中汉灵帝·中平元年对黄巾起义的一些记载: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馀人。

冬,十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

十一月,(皇甫)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斩获十馀万人。

(朱)俊追至西鄂精山,复破之,斩万馀级。于是黄巾破散,其馀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卢植、皇甫嵩击破的黄巾军已有二十万之众(还不包括逃走的)。后有其他朝廷官兵击破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东汉有105个郡国,乘以“数千”,这个数字很恐怖了)。

这岂不是说当时的黄巾起义很可能有百万人之多?

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晋书.·地理志)

按照晋书的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的人口是5600多万。难道汉朝的百姓里每56个中就有一个参加了黄巾起义?这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当时官兵虚报战果?

真的会有那么多人参与黄巾起义?

下面听我一一道来。

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应用发展,手工业快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经济,商人因此出现。齐国的临淄,周都洛邑都是当时的商业中心。随着商人财富的聚集,变得越来越富有,其手中的权势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

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责通债)《汉书·食货志》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晁错的《论贵粟疏》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书·王莽传》

《史记》、《汉书》均写下了豪富之人,欺压弱小贫穷百姓的事迹。不是一时,而是贯穿了整个汉朝史。

当时,各种商业活动中最挣钱的自然是盐铁生意。南阳铁商孔仅以冶铁发家,蜀卓氏亦以冶铁致富。农民以土地来抵债,商人用获得的财富来购买土地。于是商人越来越富有,农民最后却失去土地,一无所有。

因此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西汉桓宽所记录的《盐铁论》

农民失去土地,逐渐变成流民。那么这些流民去哪里了?

冶铁也好,制盐也罢,以当时的生产力,需要大量的人工(或采矿,或制盐)。《盐铁论·复古篇》:“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流民都被豪强“征用”了。

农民或者说流民,变成了盐铁商人们手里聚集财富的工具。盐铁商人利用流民,获得财富后去剥削更多的农民,以此使自己的财富越滚越大。

商人如此做,自然触动了汉朝统治阶级的利益。

“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从军”《汉书·冯唐传》。这说明农民阶级平时务农,战时则从军参加战争。“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男的负责耕地,女的负责纺织,以此来缴纳赋税。

若没有了这些人,那么汉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事业就不会有所发展,动摇汉朝统治根基。

汉朝打击商人势在必行。

图片来源于《大汉天子》

对商人打击最狠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最有名的抑商证词便是算缗、告缗。武帝时期并加强盐铁等暴利商品统制专卖政策。盐铁等商品不允许商人们私自贩卖,而其他生活产品又需要缴纳高额的税赋。商人们受到惨烈打击。

因此一部分商人选择步入仕途,造成《史记’八书·平准书》中记载的“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比如大商贾桑弘羊(后任职御史大夫),大盐商东郭咸阳(后任职大农丞)。

但更多的商人被汉朝摒弃于权力圈之外。于是这些商人把目标转向农村土地,因为只剩下土地可以自由交易了。土地兼并反而愈演愈烈。

汉武帝的措施仅仅打击了商人,却没有保护好农民。因此也算是失败了吧。

所以晁错的言论亦适合评价武帝时期农民与商人的现状。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只是造成流民的一部分原因。汉朝的赋税制度才是对农民剥削更严重。

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

前面是形容秦朝的税赋,最后一句话说明汉朝延续了秦朝的制度,未做更改。秦因苛捐杂税而亡,汉朝却沿用秦制,这也埋下汉朝灭亡的隐患。农民失去土地,还得“享受”重税赋,不得不变成流民。

东汉时期的贵族官僚阶级更是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上到皇亲国戚,下到普通大臣。从外戚到宦官无不以掠夺土地为“己任”。

樊宏(光武帝舅舅)“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

郑太(普通大臣)“有田四百顷”《后汉书·郑太传》。

梁冀执政十九年(公元140-159年),其间多次搜刮财物,侵占土地。“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

梁冀自杀后,朝廷“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没收了梁冀财产,居然可以减天下一半的租税,可见梁冀贪的多狠。

中常侍侯览“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后汉书·宦者列传·侯览》

十常侍之一张让“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魏书典略》

图片来源于中国战争历史地图集

汉朝历代的皆有流民的记载:

武帝

元狩四年 “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汉书.武帝纪》

元封四年 “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 《汉书.石奋传》

宣帝

地节三年 “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 《汉书.宣帝纪》

哀帝

建平二年 “阴阳错谬,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汉书·孔光传》

安帝

永初四年 “青徐之人,流亡万数。”《后汉书·虞诩传》

顺帝

永建六年 “诏曰:……而百姓犹有弃业,流亡不绝。”《后汉书·顺帝纪》

桓帝

永兴元年 “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后汉书·桓帝纪》

朝廷已经腐烂到骨子里了。百姓活不下去,天下之大尽是流民。这也无怪乎农民起义了。

汉安帝在位的19年间,农民起义发生了4次。

汉顺帝在位的19年间,农民起义发生了13次。,

而汉冲、质帝两帝一共在位不过两年,农民起义却发生了4次。

桓帝在位的21年,发生14次。这还仅仅是有规模,被史书记录的起义。一些其他规模小、情节轻的起义估计更多。

半个世纪以来,汉朝农民起义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如顺帝时期,起义人数不过数千人。然而到了桓帝时期,公孙举、劳丙所领导的起义,人数已达到三万人

太山、琅邪贼东郭窦、公孙举等聚众三万人《后汉书· 段颎传》

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桂阳等地区,卜样、潘鸿、李研领导农民起义,当时人数已经多达十余万人。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后汉书·度尚传》

“(陈球)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桂阳黠贼李研等……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后汉书·陈球传》

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黄穰在庐江、江夏一带起义,人数达到十余万。

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后汉书,南蛮列传》

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同于历史上群雄的权力之争,这些人只是活不下去普通百姓,他们仅仅为了一块栖息之地。而关于他们的故事不该遗忘。

这些仅仅以数郡县起义的农民军都有十万人。那么谋划数年的张角,领导黄巾起义达到百万人也就不足为奇。

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传》

黄巾起义虽然成为压倒汉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没有为自己、为农民赢得出路,农民依然只能“流亡”。

直到曹操开始实行屯田制之后,农民与土地再次结合在一起。曹操因为屯田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军队与粮食。农民因此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免去了只能流亡的命运。农民起义暂告一个段落。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富商豪强、贵族官僚以及腐朽的东汉皇室,是造成黄巾军人数众多的三大原因。农民无法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不得以只能遁入山林,为盗为贼。而在原地勉强生活的百姓,在张角的号召下加入黄巾,希望能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命运。

然而,历史总是无奈的。

轰轰烈烈的百万黄巾起义失败了,而农民的斗争自不会以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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